總督衙門論文集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4)

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4)

　　上面的文章於1900年發表在《日本郵報》上，那是一份在橫濱出版的英文報紙，當時還附有致該報編輯的一封信，原文如下——

　　敬愛的編輯先生：

　　在請求您刊出這篇文章之前，我想要說明的是，我這一做法完全由我自己負責。文章寫作和準備發表的時間是（1900年）7月27日。當時，（張之洞）總督大人剛剛發出那封與坐鎮南京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大人聯署的致英國政府的超長電報，電報的內容就是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作為「授權聲明」，本文所述乃是對那份電報的大略意思的英文翻譯。其餘的內容則是我自己為了使這一聲明便於理解而做的評論。

　　我先是受張之洞總督委託，準備一份內容為體現他那封電報大意的英文翻譯，以供在報章上發表之用。後來，在各種外界因素的影響下，我不由自主地將其寫成一篇關於那封電報內容的長文，總督大人得知此事後，只好收回成命。我沒有事先將全文呈送給總督大人，原因之一是為了讓他能儘快見到文章的效應，因為要將這篇東西譯成適當的中文，要花費我不少時間。而在當時那風雨如磐的時局中，舉國士人心中痛苦不堪，為了儘快給皇太后陛下及其治下的中國正名，每一分鐘都是珍貴的——那時我打算以這篇文章來拯救北京以及那裡的諸國公使。後來，我相信——至今我幾乎還願意相信——如果當時我能夠憑藉自己的西文寫作能力成功地消除或緩解部分外國人針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所持的憤激敵對情緒，那麼，彼此雙方有關人員所遭受的驚恐和精神上的極度痛苦將會有所緩解，從而也更便於當權的「肉食者」們更清楚地瞭解時局，在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之前提下解決問題。

　　於是，我設法讓文章能夠被遞到索爾茲伯裡侯爵手裡，我相信他即便不會出於慷慨，起碼也會出於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對「公平競爭」的熱愛而會對我的意見做出積極反應。時至今日，此文究竟是否真的被送到侯爵府上，我仍是不得而知。但是，不管它被送達與否，我都沒有發現它對大不列顛帝國以及其他列強的對華政策產生我所希望看到的那種影響。

　　因此，現在，我只好以自己的名義將此文呈現給整個「文明世界」。

　　由於我打算另撰一文，專門就目前列強的對華政策進行全面的點評，所以，關於列強為何還沒有採取能夠順利解決時下的中國問題的政策，在此我將不再贅述。

　　同時，除在本文已經囊括的建議之外，我再冒昧地補充三點：

　　英國王后陛下，作為西方世界王后之首，應儘快以謙和感人的友好態度直接給中國的皇太后陛下拍一封公開電報——不必用客套的官方語言，而用出自一個王者心靈的質樸語言——對中國的皇太后陛下、她的兒子皇帝陛下以及她治下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局中所遭受的苦厄，表示同情。

　　外國公使，尤其是大不列顛的公使，應當制定一個條例，給那些在中國各通商口岸城市出版的外文或中文報刊劃定一些規矩，規定如有報刊膽敢隨意發表侮辱或不尊重中國的皇太后及皇帝陛下言論的，要給以嚴厲處罰。

　　赫德先生應當指派上海的海關人員出版一份《中華帝國報》（Imperial Gazette of China），除了定期刊登《京報》的準確譯文之外，還要登載一些關於中國國家大事的官方消息——有時可能還有必要對其他報刊上散佈的不利謠言加以駁斥。

　　對於有些讀者而言，上述建議中的前兩條可能看上去有些感情用事，可是我將借用一句絕妙的法文短語Lapolitiqueducoeur——以不容置疑的極富常識性的實踐理性來證明這一「心靈之政治」（Lapolitiqueducoeur）存在並應該被加以推行的必要。中國人，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文明傳統的民族，其文明的基礎使得他們更加讚賞、尊崇和畏懼道德的力量，而非外在的物質力量。中國人不能像西方列強那樣只願意肯定外在的物質力量，這種源自對於近代科學的無限迷信的愚昧無知只能使中國陷入道德淪喪的混亂局面。因此，如果西方列強或他們在中國安排的高級代理人真的渴望和平解決中國問題，那麼他們越早意識到必須運用真誠、智慧等道德力量，問題就越好解決。

　　目前，最為急迫的乃是，西方人要使中國人確信他們真的不是「洋鬼子」，而是如他們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類。對於這一點，外國報紙——特別是在上海出版的外國報紙——完全喪失了他們的常識。然而，如果那些在華管事的外國人也喪失他們的常識，那將會釀成一場可怕的災禍。正是借助於這種常識，我才得以站出來為中國人民辯護——甚至為發生在處於「拳禍」陰影中的保定府和太原府的恐怖事件以及參與人員辯護。當年，當英國地方當局動用其全部警察力量也控制不了群氓們的暴力行為，無法制止他們搗毀斯特德（Stead）先生及其朋友們的集會的時候，尊敬的貝爾福先生以其令人欽佩的英國紳士的機智對此加以評論，那時他所使用的就是這樣一種常識性論據。在那個場合，貝爾福先生說，人們對於「人性」這種東西不必抱太多奢望。中國人的人性與歐洲人的人性是相同的，具有此種人性的人，當他們獲悉一則可怕的預兆（即便是謠言），感到有人要滅絕他們，不讓他們活下去的時候，就會做出可怕的事情來與之對抗。而且，中國人民也有一種最質樸深沉的民族感情，這種感情一旦遭到他人的蹂躪和傷害，他們將對此產生可怕的怨恨情感，這種情感能夠毀滅一切。

　　就目前中國的整個局勢來看，呈現出的是一種可怕的彼此畏懼的狀況——中國人為亡國滅種而感到恐懼；西方人則為他們在華同胞的生命財產安全而感到恐懼。赫德爵士身為大清帝國的海關總稅務司，遺憾的是，他的相關文章讓我這個中國人看到，其所作所為加深了西方人的擔憂與恐懼，進而導致了局勢的惡化。

　　我絕不會像赫德爵士那樣悲觀，因此，我認為，為了緩解這種既有的可怕的彼此恐懼之心理，我正在為中國人和外國人（包括在華所有外國人）做一些有利於他們的好事。

　　以我目前在這裡的職位，以我對於中國政府統治現狀的瞭解以及我在中國三個最大的地方政府衙門——兩廣、湖廣和兩江總督衙門任職十六載的閱歷，我想強調的是，當下在中國，只有一個人能夠真正消弭一場並非不可能發生的可怕的內戰，或者說至少是一種混亂的無政府狀態——這種狀態足以摧毀一切外國人和中國人有資格享有的真實與合法的權益。這個人就是皇太后陛下，我的這一結論成立的前提是她得到西方人道義以及智識上的大力支持。

　　因此，我提出了那個常識性建議：我們必須直接求助於皇太后陛下的心智，要使她確信西方人，甚至於那些在華西方人不是「魔鬼」，而是有血有肉的人類。如果說我在上面提出的第二個建議看上去顯得有些不公平，那麼，我將把它歸咎於在上海出版的外國報紙捏造的那一惡毒指控，即指控皇太后陛下試圖毒死她的外甥——皇帝陛下。對於這樣的惡毒指控，只有當我設想在華西方人都處在一種可怕的恐懼心理狀態中時，才可以原諒他們的這種行為。西方人永遠不會忘記，在法國大革命中，在雅各賓派上臺大搞專政的恐怖時期，前法國王后瑪麗·安托萬內特（MarieAntoinette）也曾遭受到同樣惡毒的指控，當時，她曾無助地替自己簡單地辯護道：「我求助於普天之下所有的母親！」

　　我認為，提及這一惡毒的指控是必要的。現在，光緒皇帝的健康狀況如何，國人眾所周知，這是中國國內政局所面臨的一個重大危險：陛下身體虛弱至極，而目前經中國的合法政府確定，有繼承權的人是端王的兒子，愛新覺羅·溥儁。

　　危機之後，北京的各國公使提出「不可更改的條款」，已將被告人——中國置於辯護之外（horsdedbats）的地位，即不再聽被告人申辯就徑直宣判並著手執行——這是「文明」的歐洲人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統治時期使用過的審判程序。現在，我請求在遠東的所有渴望和平的西方人：即便為了你們自身的利益，也應該支持我想出一種辦法來制止外國公使即將對中國執行的判決——尤其是對於端王和在目前的災禍中被指控為「兇犯」的那些人的判決。多年以前，在長江教案引發騷亂時——那時西方人還沒有讀到我為了解決目前的中國問題而發表的系列文章——承蒙《字林西報》允許，我斗膽發表了一篇題為《為吾國吾民爭辯書》的文章。倫敦《泰晤士報》在評論它的一篇社論中認為，它不可能出自一個清國大辮子的手筆，如果是的話，「所用語言將絕不會有那種極其高貴的冷靜。」

　　現在，作為一個沒什麼名望的中國人，我首次以自己的名義自行負責地站出來公開對世界發言，我想，所謂「文明世界」諸公有權質問我就這一重大問題發表意見的資格。因此，我認為有必要自我介紹一下：現在你們所看到的文章的作者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國人，他自幼學在西洋，花了整整十年時間在歐洲列國學習語言、文學、歷史和制度，成年後他又花了二十年時間去研究祖國的典章制度及文化傳統。關於本人的品行，我只能說，儘管現在的我不能自誇是一個ChevaliersanspeuretSansreproche（無可指摘、無所畏懼的騎士），然而我想，那些在華外國人——無論是與我有著私人交往、深知我為人的人，還是從任何途徑同我有過接觸的人，當我說自己絕不會因做過任何卑鄙無恥之事以取悅、討好洋人而應該遭到他們的冷遇和唾棄時，他們都會給予證實。

　　最後，我冒昧地公開請求俄國駐日本公使閣下，請他將我所寫的這些東西以我個人名義獻上最崇高敬意，呈送給沙皇陛下過目。承蒙沙皇陛下記得，多年以前在他訪問漢口的時候，我曾有幸在他和張之洞總督大人之間做過翻譯。

　　另外，我還冒昧地請求德國駐日本公使閣下，也請他轉達我的最崇高的敬意，把我的這篇小文呈交給普魯士的海因裡希親王殿下，他在訪問武昌期間，我曾榮幸地得到他饋贈的特別禮物。

　　如此冒昧而公開地利用他們高貴的名字，我希望能夠得到沙皇陛下和海因裡希親王殿下的諒解，因為我是迫不得已這樣做的，在此我不僅代表中國和中國人民，也是在為了世界的和平與真正文明而大聲呼籲。我知道，並且相信，這兩位高貴的人都是世界文明與和平最熱心的維護者——因為我曾聽到他們親口做過這樣的承諾。

　　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

　　辜鴻銘于武昌

　　又及：我不得不極為悲痛地告訴讀者，正當我寫完上述文字的時候，卻傳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一世不幸去世的消息，因此，實施我的第一個提議已不可能——女王陛下無法與中國的皇太后陛下進行心靈之對話了。我原本擬通過上述提議，以女王陛下的尊榮來幫助解決中國問題，並維護世界和平與真正的人類文明。如果我的提議變成現實的話，這一心靈對話足以成為女王陛下漫長的帝王生涯中最輝煌的頂峰，也能給她贏得更多的榮譽。但讓人難過的是，她剛剛離開了人世，這一提議已經無法實現了。因此，我現在對上述建議略作修改，伴隨著我所代表的中國人民的最崇高敬意，請俄國駐日本公使閣下再將我的提議呈獻給俄國的皇太后陛下——我認為，目前她是最有資格代替女王陛下將這一提議付諸實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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