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衙門論文集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3)

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3)

　　接下來，我打算談談在本文要談的問題中最核心也是最難辯出個明白的部分。之所以說它難以辯出個明白來，並不是表明我在解析將要談的問題的前因後果時有什麼危險傾向或偏見，而是因為被日前所謂的「庚子事變」（我指的是不幸的義和團運動）所激起的那種強烈情緒還陰魂不散。如同在「維新運動」中一樣，這場運動中事實上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政治傾向，不幸的是，對此西方人沒能加以區別：其中一種我們可以稱之為「防禦型民眾運動」，它類似於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民兵（fyrd）制或德國的戰時後備軍制。這種由基層民眾結合起來旨在共同防禦外敵或對抗社會內部動盪的結社，在中國自古以來就存在，而且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國內動亂之時，帝國的中央政府就會鼓勵民間組織這種結社。這樣一種村社防禦制度，過去稱之為「保甲」，現代則稱之為「團練」。「義和團」的「義」字，在這裡的意思是善良、誠實或曰正直（相當於法語中的brave），它的幫規規定，所有成員都必須是善良和忠實可靠的好人，亂臣賊子絕對是要被拒之門外的。而「和」字的意思則是「和睦」與「和諧」，這個字眼意味著「義和團」這一社團原本即是一個友好的團體，同時，其中也包含有mutual（即彼此共有）的意思。至於「團」字，指的乃是一個相同人群之集合，或者說是一個團體。

　　綜上所述，「義和團」最初是一個以練拳術來鍛煉身體、保衛國家的社團的合法稱謂，廣義上它可以被譯成「善良、忠實、可靠之民眾構成的友好團體」，或「旨在組織共同防禦、抵制動亂的良民團體」。為了貫徹這一「義和團」結社的宗旨——即在他們的家鄉保衛人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以免遭賊寇們（也包括居心不良的外國人）的侵犯，這些團體的成員必須練習「拳術」和接受其他一些具備准軍事性質的體力訓練。此後，這些團體傳授給民眾的「高尚的自衛藝術」，甚至還包括了中國的古老藝術和學問，而並非僅僅是像社團本身的稱謂所顯示的那樣只是把人們組織起來練「義和拳」。

　　毋庸贅述，我認為，上述理由就是所謂「義和團」運動的起源，它完全是一種合法的僅具備防禦性質的村社組織，其目的在於防禦，而不是攻擊。

　　然而，不容忽視的是，「義和團」運動中出現的另外一個傾向——無疑這一傾向的產生應歸結於特殊的地方時局——這場運動脫離了原先所應遵循的軌道，使一部分成員變得更富攻擊性，進而陷入一種完全失控的狂熱狀態，無論是對於他們的朋友還是敵人，都成為一大災難。至於這種狂熱狀態是如何在這場災難中達到巔峰的，後面我再做公正的評判。現在我可以這麼說：只有當這一事變的全部來由被調查清楚，在相關的所有真相大白於天下之後，我們才有可能蓋棺論定地搞清楚究竟是皇太后陛下犯了所謂「邪惡、軟弱、判斷失誤或誤信庸臣」之罪行，還是「地方亂局」導致了這場人禍的發生——顯然，所謂的「地方亂局」，往往是拜一些居心叵測的外國人甚至是外國公使所賜。因此，外國人對中國內政的干預，妨礙了皇太后陛下的統治事業，使她無法始終如一地以自己那鎮定從容和堅定果敢的從政風格去處理眼下的困局。在前述的「地方亂局」中，我要特別提出兩個問題：一是外國傳教士們的傳教方式要不要講究一些策略？二是現在對於中國老百姓來說還很陌生的外國技師大量雲集于中國內地，又是開礦又是築路，這些人該不該受到管束？那些來自希臘、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洋技師們，身上帶著那種近代歐洲文明所謂L』hommesensuelmoyen（耽於肉欲的庸俗之輩）的行為舉止（即使不是出於他們的個人品行問題），突然出現在貧弱、古樸、淡泊的穿長袍的中國人面前，難免會引發文化上的衝突，中國內地民情不安，與此不無關係。

　　同時，在事實真相還沒有探清之前，我請求歐美列強，乃至諸國的人民不要忘記你們西方人所主張的現代法治的首要原則：無罪推定。我們不要先下判決，在得到充足的證據以後再作宣判也不遲。

　　在這裡，就有人指控皇太后陛下一開始便拒絕鎮壓、乃至縱容「義和團運動」中的過激行為的觀點，本人擬提出反駁，說皇太后陛下一開始就堅決拒絕這麼做，是不符合事實的。作為一個政治家，她所拒絕的只是不加區別的一概鎮壓。對於義和團運動中那些富有攻擊性、真正的好戰騷亂分子，她命令朝廷官員對其加以剿滅；而對義和團中那些善良的分子，對於那種只具備純防禦性的舉動，對於她的人民為了自衛而付出的努力，她卻不同意對其加以鎮壓。皇太后陛下為什麼會這樣做？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有必要駁斥那種指控她陰謀利用拳民驅逐洋人的說法。對於這一指控，毋庸我多言，具備基本時政常識的人一看到這個就會覺得荒謬可笑。然而，不容我們忽視的是，這種無恥的指控也是有來源的。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皇太后陛下準確無誤地判斷出，亂世就要降臨在她的國度，她的臣民將要遭受板蕩之災。這種考慮不僅是出於列強赤裸裸的武裝侵略，也是由於國家經濟狀況日益惡化，大清帝國治下各地可能會陷入一種無法無天的危機狀態。

　　事實上，她以天才政治家的敏銳嗅覺預見到，大清帝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要經受一場巨大政治風險的考驗，用卡萊爾的話來說，古老的中國也許要陷入一種所謂「警察缺位的社會動亂」中去。可以想像，一個國家陷入這樣的狀況會有多麼可怕。在這種情況下，出於對治下臣民的愛護和關懷，皇太后陛下感到自己有責任鼓勵他們做好與動亂做鬥爭的準備，重新啟用這一古老村社制度，讓他們自發組織起來保衛自己的家園。

　　諸位請看，寰宇之中任何一個正直的人，能夠引用什麼樣的正義原則去譴責事實上作為一國之主的她這樣做呢？實際上，任何一個有良心與道德意識、能理解中國文字所渲染出的那種情感力量的外國人，只要讀一讀許多皇太后陛下最近頒發的諭旨——那些囑託各省的督撫們做好準備去保衛委託給他們統治的帝國的神聖領土，以及囑託她的人民重新組織旨在共同抵禦外敵的村社組織即「義和團」的諭旨，就會感到其中充滿了無限的憐憫之情和悲愴感，仿佛是一個慈母留給愛子的哀痛的臨終告誡，絮絮叨叨而又感人至深：「我可憐的孩子們，你們生不逢時，趕上這亙古未有的多事之秋，為娘我已飽受痛苦和悲傷的折磨，並照顧你們多年。現在我老了，不久以後就要離你們而去。勇敢些，孩子們，你們每個人都要做好準備去保衛好自己的家園。那個災難時刻一旦來臨，我將不能再照顧你們並與你們一道捍衛帝國的領土與榮譽了。」

　　如果說在上述文字中我多少還代表中國人民成功地表達了一點對於皇太后陛下的最個人化的真情實感，那麼西方人就應該理解，為什麼那些十三四歲的中國男孩能夠「昏頭昏腦、不顧一切」地向利用現代化殺人利器武裝到牙齒的西方軍隊發起一次次徒勞的衝鋒。崇尚近代歐洲科學及其所滋生的物質文明的人們只要一遇到他們不能解釋的有關人類靈魂、精神的特別事物，他們都一概稱之為「狂熱」。然而，何為「狂熱」？所謂「狂熱」，乃是一種「惟一之衝動」，即主宰人們的心智，能夠驅使他們去從事那些需要巨大勇氣和英雄氣概、需要他們能為之獻身的特殊行動或使命——總之，它是一種因渴望保衛他們心中讚美、熱愛和崇敬的事物而被激發出的衝動。當這種讚賞、熱愛和崇敬被放大到極大限度而越出常軌時，那種勇氣和英雄氣概也會隨之成為個人的永無止境的精神動力源泉，激發出超出常人的力量——是為所謂的「狂熱」。

　　那麼，作為一個個體以及作為一個民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和中國人民熱愛和崇敬的是什麼呢？作為個人，中國人熱愛、崇敬其父母雙親，這種情感，為其少年時代所有關於家庭的記憶所縈繞，並被其日常生活經驗證明為神聖而不可侵犯的；作為一個民族，生活在儒家倫理與秩序中，中國人民由衷地愛戴、尊敬他們的國母皇太后陛下以及依照她的意志而指定的帝位繼承人——皇帝陛下，整個帝國的國運都系賴於她的個人意志。更重要的是，她的個人意志不是無根無據的私人恣意，而是來自這個王朝——迄今為止，該王朝的統治已經惠澤中國人民二百五十多年了。義和團的小夥子們表現出的狂熱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國人心中的這種感情有多深——這種「狂熱」，正如我前面所說，是一種依憑無限、超常的勇氣而激發出的衝動，它驅使中國人奮不顧身地保衛他們心中最熱愛、最崇敬的東西。迄今為止，從總理衙門接收到的所有消息來看，這些消息對導致帝國首都這場危機驟然爆發的原因還無法做出清楚的解釋。不過，我最近從非官方途徑得到的一則可靠消息，可以立刻闡明那個一直讓我弄不明白的問題——根據這一消息，那個讓中國人「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後一擊」，其實是一則無恥的謠言。這則謠言，正好趕在總理衙門召開那場預定會議之前，像電擊一樣迅速傳遍京城——那就是外國使臣打算逼迫中國政府接受的四項條件之一，即讓皇太后陛下歸政于皇帝陛下。正是這一謠言，一下子就使得帝國軍隊的將士以及許多普通民眾奮起加入「義和團」，從而導致了這場危機的發生。眾所周知，這場危機伴隨著大沽炮臺的不幸失陷而達到白熱化狀態。

　　因此，很明顯，中國人針對列強宣戰，其真正的Causabelli（宣戰原因），以及促使整個大清帝國上下士民都想與西方人開戰的實實在在的衝動情緒，乃是源於他們確信列強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甚或要限制她的自由行動。不客氣地說，這場變亂乃是一場「人民戰爭」，而非一場由政府發動並主宰的戰爭——事實上，它毋寧說是置政府於不顧的。這就是在這場戰爭中那些被西方人稱為「現代文明戰爭的嚴格規則」沒有得到認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現在，我不知道歐美諸國那些或多或少具備了民主意識的人民，那些陶醉於空泛的「愛國主義」而不能自拔的西方人，他們是否能夠或是否願意記得，在西方過去的歷史中，存在一個比現代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更為神聖的字眼：關於這個字眼的含義，我在本文開頭已經借用一個詞試圖加以闡明，它就是Loyalty——即僕人對於主人的「忠」，孩子為父母盡孝的「忠」，妻子為丈夫守身如玉的「忠」——上升到國家、民族的高度，即人民為君主而奉獻的「忠」。如果「文明」的西方人還記得這個字眼的含義，他們就會懂得，對於整個西方世界，為何全中國的人——而不是中國政府——都會處於戰爭狀態，無可奈何地與整個西方世界進行徒勞的抗爭。這個時候，在古老的中國，從南到北，自東徂西，一個聲嘶力竭的悲憤聲音在空中飄蕩：「Moriamur Pro Rege, Regina！」（太后，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聖恩！）

　　說到這裡，全文該結束了。我說過，在中國目前所處的境況下，有關「公理是否還靠得住」這個問題，長江流域諸省的總督們已經做出了肯定的答覆。接下來的問題是，「怎麼辦？」現在，我想我能夠用幾句話回答這一問題了。

　　首先，中國人民的「宣戰原因」在於他們相信列強已經採取措施，或打算採取措施推翻皇太后陛下本人的統治乃至限制她的自由。其次，列強的「宣戰原因」則在於北京的列國公使館被圍，急待救援。

　　顯而易見的是，在雙方達成和解之前，這兩個基本的「宣戰原因」必須消弭。事到如今，北京的帝國政府已經盡了最大努力消除了列強方面的「宣戰原因」，我敢肯定，列國的公使們一定會被安全地轉移到天津。因此，現在剩下的問題就是要看列強方面是否能夠或願意消除中國人民方面的「宣戰原因」了。在此，我大膽地補充一點：為了對那些目前正竭盡全力維持治下領域和平狀態的總督和其他官員公平起見，列強們應抓緊時間，不失時機地儘快做出決定。眼下，每一次拖延，不僅會使維持和平更加困難，甚至還會削弱獲致和平的希望。

　　附注——

　　在孔子的祖國魯國，國君魯哀公曾經問孔子：「怎樣做才能使人民服從？」孔子回答說：「捍衛正義之事，鎮壓不義之事，人民就會服從；而捍衛不義之事，鎮壓正義之事，人民就不會服從。」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