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督衙門論文集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2)

對於義和團運動和歐洲文明的看法(2)

　　事實之一：翟理士（HebertAllenGiles，1845-1935）博士在他的《中國人名辭典》一書中（第799頁），關於皇太后陛下的生平細節是這樣記述的：「（慈禧太后）生於1835年。西太后；同治皇帝之母；咸豐皇帝的妃子（在她的兒子同治皇帝登基後，她被提升到與皇后同等的地位，同尊為皇太后）；此外，她還是光緒皇帝的姨母（一說為養母）。1861年，咸豐皇帝駕崩于熱河行宮，八個極端仇洋排外的王公大臣被指定為小皇帝的輔政大臣。當時，恭親王正在北京與英國和法國議和。這個時候，慈禧太后站出來支持恭親王。在醇親王的幫助下，那八個排外的輔政大臣被抓了起來，有的處死，有的則恩准其自裁。」

　　翟理士博士這段不帶偏見的歷史記述中的最後兩句所提供的證據，可以徹底推翻關於皇太后「一貫排外」或「反動」的指控——人們甚至可以反問一句，如果當時皇太后陛下真的排外並站在輔政八大臣一邊，那麼現在的中國將會呈現出一種什麼樣的景象？

　　事實之二：無論人們用什麼樣的藉口都難以否認，北京的總理衙門諸大臣從某種程度上說對於中外雙方彼此間存在的不信任和猜疑，並進而引發的這場災難負有責任，因為他們除了公事公辦地與駐京各國公使進行官方交往外，同其他一切外國事物都持與之隔絕的態度。另一方面，在北京的當權者中，皇太后陛下是惟一一個儘管身居高位，卻願與外國公使的夫人們交往並成為知心朋友的人，胸懷廣闊的她甚至還會請那些外國女人去宮裡做客。還有什麼比這更令人感動、令人產生同情感的證據，更能表明皇太后陛下渴望自己以及治下的臣民與外國人和平友好地相處呢？然而，對於那些聽風就是雨的新聞界的政客們來說，他們只會從這一切當中嗅到深藏其中的虛偽氣息，這一點不假。但是，我相信任何人都會同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麼帝國國母以這種禮貌好客的態度對待外國人，這樣的「榜樣」豈不會事與願違地對臣民們產生極壞的影響？除此之外，人們還應記住的是，可能是生怕臣子們指望不上，出於這種絕望心理，皇太后陛下甚至還一度讓她的兒子，即年輕的同治皇帝學習起英語來！

　　事實之三：應該承認，我們現在在長江流域諸省享有和平，應歸功於坐鎮南京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大人的智慧、人道和政治家風範——由於一些顯而易見的原因（辜鴻銘為湖廣總督張之洞的幕僚），我不便為張（之洞）大人邀功。在眼下這個攸關社稷存亡的關頭，幸虧有老成持重的劉坤一大人坐鎮南京，南方諸省才得以免遭生靈塗炭之苦。本來劉大人曾屢次乞骸骨，要求退隱，他之所以至今仍擔任兩江總督之職，應該完全歸功於仁厚的帝國女主人的熱情挽留與個人懇求。因此，如果說這一事實與皇太后陛下之間還存在某種邏輯聯繫的話，那麼我們中國人，以及所有外國人——甚至包括那些正憑著一股愚蠢的狂熱與衝動在上海的報章上歇斯底里地對皇太后陛下大加詆毀和持有偏見的人——都應該承認，在中國南部我們現在還能幸運地享有和平與安全，歸根到底應當歸功於皇太后陛下的聖明和遠見卓識。可是，迄今為止，有些人竟然還在一味指責她「排外」和「反動」！

　　如果外國讀者對中國過去的四十年歷史不熟悉，那麼本人恐怕也很難使其懂得，在那四十個災害頻仍、國家動盪的歲月裡，身為掌舵之人的皇太后陛下應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範、膽略、耐心、意志和政治智慧才足以駕馭大清帝國這艘龐大的龍舟？本人在此稍舉以下一事，通過此事讀者足以對皇太后陛下的偉業做一個管中窺豹的瞭解。1861年，當皇太后陛下與已故的東宮慈安太后一道（眾所周知，後者沒怎麼承擔實際的治國工作）為輔佐同治皇帝陛下而垂簾聽政的時候，帝國統轄的內地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個省份正慘遭叛亂的太平軍與撚軍的蹂躪。皇太后陛下既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又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並以此激發禦下大臣的忠勇之心，使其鞠躬盡瘁，盡效犬馬之勞。同時，她還喚醒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輔助她這個照顧著幼主的可憐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各級鄉紳們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以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著：「Moriamurprorege，regina！」（太后，臣等願肝腦塗地，以報聖恩！）最終，皇太后陛下得以消弭可怕的叛亂，使整個國家逐漸恢復到往日正常與和平的狀態，實現了所謂的「同治中興」。

　　在前文中我已經談過「維新變法運動」的興起。我曾闡明，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的統治階層以及士大夫們因憂心國事而產生了極度的恥辱感和絕望感，這是維新變法運動興起的源頭。從這場運動方興未艾之時到它突然急劇氾濫，正如我曾說的那樣，其中包含了許多思想傾向和形形色色的論調，在中國統治階層中，甚至還一度存在過因不同派系之間互相傾軋而幾乎導致政府崩潰、帝國瓦解的危險。讓人稱奇的是，正如在所有國家都發生過的政治危機中經常發生的情況一樣，在中國，以帝師翁同龢為代表的偏執頑固的極端保守派（或稱法利賽派，典出《聖經》），出於徹底的絕望，悍然加入到——更確切地說，是任用了——肆無忌憚的「過激派」（或稱「稅吏和罪人派」，與「法利賽派」一樣，典出《聖經》）中去了。所謂的「過激派」人士則把大清帝國這架精密的國家機器和行政管理工具搞得一團糟。皇太后陛下獲悉這一情況後，不得不放棄多年來一直為她所渴望且極其需要的退隱的休養生活，站出來幫助皇帝陛下收拾殘局，重新料理國政。現在，人們都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應付風雨如磐之時局的：皇太后陛下是一個天賦異秉的老練的政治家，她憑著自己那明晰和敏銳的洞察力一眼就探知，在現存所有的政治危機中，兩大派別中對於國家有最大之危害的，在於那些極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出手，給兩種極端的偏激派——極端保守派和過激派的首領以迅速、嚴厲而果斷的打擊。她褫奪了翁同龢的一切頭銜，不過，總的說來，皇太后陛下對其所做的處置還算寬大——這與其說是她仔細掂量的結果，還不如說是出於同情朝廷老臣的惻隱之心。她將翁同龢開缺回籍，申明朝廷對其將永不敘用。至於寡廉鮮恥的「過激派」的年輕頭目康有為及其黨徒，皇太后陛下認為對這些過激分子中表現最為惡劣的人要大加刑戮，以儆效尤，事實證明她這麼做是有必要的。此外，皇太后陛下還通令全國，追捕餘下的在逃犯。因此，在非常短的時間裡她就控制住了局勢，重新成為帝國的女主人，使國家渡過了危機。

　　自從這場我所努力描述的危機過去之後，皇太后陛下已經避開了一切極端的道路，她明智且始終如一地堅持其穩健和通權達變的執政風格，在中國的統治哲學中，這叫做「允執厥中」之道。作為帝國政府的最高首腦，她懂得自己應對國家的長治久安負責，所以無論她在個人情感上可能同情哪一方，都宣佈不許結黨營私，即她既不排外也不會媚外，既不反動也不進步。如果非要把這個問題說清楚的話，歸根到底，我倒傾向於認為她的思想更接近主張「進步」的一方。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任何一張有關各省高級官員任用狀況的名錄上推斷出來：在選用朝廷和地方官員方面，她按照自己所希望得到的結果而因材施用。因此，像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大人與袁世凱這樣的洋務辦理者，以及保守的徐桐、李秉衡、剛毅、趙舒翹等人，儘管他們的政治觀點和思想傾向是冰炭不同器，但在皇太后陛下的指揮棒下卻都能人盡其才，各得其所。僅此一點，便可表明皇太后陛下的統治手段是多麼靈活，其心胸是多麼寬廣，她在事情的判斷和策略的使用上又是多麼老練！

　　然而，皇太后陛下之所以成為帝國長治久安的保證，不僅在於其自身的出色執政能力以及其作為政治家的才幹，還在於她在中國所擁有的深刻的實際影響。她以太后的身份君臨中國四十年以來，國家處於多事之秋，她歷盡發撚（太平天國與撚軍）叛亂與列強淩侮的重壓，先後遭遇喪夫與喪子的變故——儘管她個人生活十分不幸，卻一直堅持不懈地關懷她的苦難臣民並給他們指明生活的方向，努力要改變他們悲慘的生活與命運。不用懷疑，所有這一切，都存留在大清國朝野上下士民們的回憶中，太后陛下也因此贏得了他們的一致愛戴，甚至還得到她的臣民們的同情。顯然，太后陛下在中國民眾心中具有強大的號召力與影響力，她統治的合法性應該就在於此。依本人愚見，皇太后陛下受到士民們尊敬與愛戴的程度有多深，就意味著康有為及其黨徒有多麼卑鄙無恥、喪盡天良。然而，近來的一些事實證明——對於康有為這些本該很瞭解過去四十年間本國歷史的士人們來說——康有為及其黨徒受到的懲罰並未有助於緩減從他們對皇太后陛下的憎恨、詆毀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不體面、感情用事和刻毒的情緒。

　　鑒於此，我忍不住要點明，設於上海的外國報章自以為是地發起的一場針對皇太后陛下個人品質的不正當的非難與不合適的誹謗，對於客居中國的外國僑民來說，這樣的有關外國報章的問題讓我這個中國人首先站出來提出抗議，實在不是一件體面的事情。無論皇太后陛下她個人有什麼樣的缺點，至少她維持了這個龐大帝國的秩序，因此，在這個遙遠的東方國度，才會有如此之多的外國人得以在異鄉舒心地安家落戶。我們在這裡且不提她作為一國之母的高貴身分和崇高地位——作為帝國的女主人，實際上，外國人在她統治的國家裡過著賓至如歸的安康生活。再單就她的性別、年紀以及她那為全世界眾所周知的個人私生活之不幸而言——她從26歲開始就過著長期孤獨的孀居生活，她如同一個帝王般日夜為國操勞，同時還要替她年幼的兒子——真正的皇帝擔憂。後來（1874年），她惟一的兒子（同治皇帝）突然患病死去，又給她這個慈愛的母親一次殘酷的打擊。對於這個可憐的女人來說，如今所剩下的，只是一個飽經風霜的皇太后的頭銜以及一個歷盡生活苦難折磨的母親的孤寂心靈。在瞭解了所有有關這個可憐女人生活的情況後，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無忌憚的報紙——特別是那些由「文明」的歐洲人經營的報紙——撤回關於皇太后陛下個人私生活所做出的不負責的中傷與惡評。但是，對於眼下的西方世界的情形，當年埃德蒙·伯克（Burke）那句不朽名言說得好：「在歐洲，騎士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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