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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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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的文章,除了其中的一篇之外,都曾在橫濱出版的《日本郵報》上發表過,而那篇文章則題為《為吾國吾民爭辯書》,于1891年長江教案期間發表在上海。這些文章以現在的形式結集再版,目的在於讓更多的讀者讀到它。我本來希望像以前一樣也匿名發表這些文章,但是考慮到這一系列文章中最為重要的篇章創作的特殊背景及其性質,我不得不署上真名了。此外,我公開自己的身份還有其他原因。正如英國人自然會對勳爵之位心存敬慕一樣,在華的外國人也會仰慕他們所住地方的總督。孔子說:「君子懷德,小人懷土。」(注:意思就是說道德高尚的人關注的是言行是否符合道德的要求,而道德低劣的人只關心地位的高低與實際利益的得失。)因此,當人們知道這些作品不是一個總督寫的,而是出自一個總督的幕僚之手時,這些作品可能會因此失去吸引「懷土」諸君的魅力。 鑒於上述原因,這些文章這次便以我的真名面世了。下述戈登先生評價埃及的話,似乎也適用於當前的中國:「異族統治埃及多久,埃及人民的聲音被壓制多久,那麼埃及作為最低等王國的時間就有多久。」 我擬在後面的文章中闡明的道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第一,中國現在呈現出的所謂「和解」狀態是非常虛假的。中國國內時局的態勢,在去年的一系列事變中達到了激化的頂點——我絕對不會把一切錯誤都歸於外國人身上,而是認為中外雙方都有錯,正如慈禧太后在她的手諭中所說的那樣:「彼此辦理不善。」這一認識,也是慈禧太后的清政府企圖從歐美列強那裡所尋求的解決問題的基點。作為對教案事件的回應,「文明開化」的列強需要的則是——斬首!在被誇大的恐懼感激起的興奮面前,要求懲罰和復仇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當八國聯軍佔據北京以後,列強就已經牢牢掌握了局勢。在這裡我需要指出的是,此時那些位高權重的政治家們提出這些冷靜的,甚或說是冷酷的、頑固的斬首要求,則體現出了一種道德上的自甘墮落和行為上的犬儒主義。所謂的「文明」國度的政治家們需要為此負責,並為之蒙羞——這一行為可以說不比橫行在中國北部的西方列強軍隊的野蠻行徑強到哪裡去。大清國的親王和一些大臣在這次事變中自殺,因而導致一些中國人需要對此負責,我確實很同情這些無辜的人。至於慈禧太后,據稱她曾說過「人的一生無非一死」這樣的話,而但丁則說過,人「無望求得徹底的死」——實際上,慈禧太后就是按照這個「原則」行事的——再引用一句法國革命家丹東的話,「Toutestperduforsl'honneur!」(「除了榮譽,一切都可以捨棄!」) 牛津大學齊舍勒外交學教授蒙特古·伯納說過,「和平條約必須包括消除一切可能引起戰爭事端、救濟下民報上的冤情並防止此類悲劇的再次發生,以上是必需的條款。這是談判者們一定要處理的事情。如果不對這類事情加以有效、清楚地解決,那麼接下來的所謂和解,也是虛弱無力的。」時下,駐在北京的外國官老爺們並沒有按照這一原則去平息已經出現的事端,他們甚至沒有試著去理解那些可憐的人。反而,這些官老爺們竟然主張要拆掉吳淞炮臺!我之所以在這裡強調「炮臺」這個詞,乃是想讓整個世界關注列強最近硬生生地架在中國國土上的那一座座炮臺——傳教士炮臺!我斗膽預測,除非中國的「傳教士炮臺」問題得到全世界應予以的關注,否則,將來外國人在中國就很難再混下去了——除非依靠搶劫。 我要在這些文章中申明的下一件事,詳情如下:時下,對於想要在中外貿易中獲利的諸國來說,我想,很明顯的,也是作為首要條件的,中國必須存在一個好的政府。但是,除非北京的清帝國政府獲得足夠的自由,並且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能夠決定何事對中國的「好政府」來說是正確以及有利的,否則,所謂的「好政府」無疑就是鏡花水月。需要我再次闡明的是,歐美列強現在的對華政策,就是支持各省所謂的「開明總督」反對所謂的「反動中央政府」,即慈禧太后和她的顧問們。這一精心謀劃並準備貿然付諸執行的政策,實際上旨在分裂清帝國,或者說至少要把中國的政局攪亂,讓這個古老的國度陷入到不可救藥的混亂與無序中去。可以預見,這一無序與混亂最終將使歐美列強控制中國的迷夢破滅,作繭自縛的他們將不得不再收拾亂局,以讓一切回歸秩序。 目前,西方人對中國國情和時局的認識不足與他們掌握的相關信息的虛假,其荒謬程度往往令人咋舌。在這一背景下,他們制定、採用的可以稱得上是正確、甚或顯得比較實用的對華政策,不是「門戶開放政策」,而是「讓中國人獨立」。這一政策應該由列強中的領頭羊帶頭採納,並努力在道德上強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強制列強中別的國家也同樣採用。除此之外,只要能夠保證治外法權的享有,列強中的領頭羊應該堅持:列強都應該為在華外國人建立一個「好政府」,並進而採取足夠有效的措施。為了大不列顛帝國的聲譽,我要在此力陳,關於列強應該為所有在華外國人建立一個「好政府」之事,究其所作所為,英國人所做的一絲努力便是在上海設立了不列顛高等法院。一些未諳世事的英國年輕人,他們被任命至各通商口岸領事館工作——我在這裡必須公平地指出,這些年輕人的言行真正體現了「責任」二字的分量,頗為符合人們對於一個英國人的期望。但是現在,這些可憐的年輕人的熱情卻被壓制住了,他們的勇氣無法得以彰顯。一個英國領事曾經在一樁顯然是非正義的案件中,對一個當地總督手下的官員說:「我感到非常抱歉,我無法考慮事件的正義與否,因為我身不由己。」另外一個在華的英國人也曾經寫信給我,說:「我必須要依靠您和我之間的友誼,只有您的幫助才可以使我不至於陷入困境(hotwater)中去。您不能告訴任何人我曾經給您寫過關於這次衝突(即傳教士問題)的信,否則情況會對我極為不利。」諸位請看,可憐的維京海盜的後裔啊,如今竟然連熱水(hotwater)都不敢趟了! 作為對列強這一正確政策的回應,並為了更好地執行它,首先,列強應該向中國派遣更優秀、更能幹的代理人。愛默生說過:「政府總是在最後關頭才會明白,用一個靠不住的代理人,對於國家與對個人同樣有害。」現在,一個真正靠得住、真正能幹的駐京外國使臣,不用我教他,他也能夠明白,他的任務不是教習或者幫助他的同胞們做生意,或者是以兜售信仰、叫賣狗皮膏藥、出售鐵路股份以及後膛裝填步槍來謀生,而是要讓他同胞的行為規矩些,以體面、守序的方式做生意,並努力在一個文明有序的國家內建立所謂的「好政府」。已故的新加坡殖民總督理查德·麥克唐納爵士,他曾經為了改善種植園的中國苦力的生活條件做過一些事情。一個來自英國的代表團為此前來勸他就此事發表一些演講,他對苦力們說:「別忘了,你們這些種土豆的傢伙!是女王陛下派我來統治你們的。」但是,在列強向中國派遣的公職人員中,從政府高官和艦隊司令到普通的船長和警察,他們腦子裡想的只是不斷被邀請參加宴會,發表演講——在這個前提下,當外國老百姓看到中國義和團興起和歐美無政府主義盛行的時候,怎麼會不感到驚奇? 總之,列強實行的惟一正確的對華政策就是「讓中國人獨立,並為在華的外國人尋求一個好政府」。但是「門戶開放」政策又作何解釋呢?是的,只要能夠找到一個真正鐵面無私的法官,或者至少找到一個像理查德·麥克唐納爵士那樣的官員,讓他們可以管束進入中國國門的外國人,使其循規蹈矩,搞「門戶開放」倒也沒什麼。「不過,噢!」剛正不阿的洋清官對我說,「究竟有哪些外國人在中國不守規矩呢?」這個問題就像當年下令釘死耶穌·基督的羅馬總督彼拉多問過的話一樣可笑——「到底什麼是真理?」那麼,聽著,去年夏天,在天津和北京,就有外國公民、傳教士,甚至還有一些外國官員,竟然在中國的大街上極不體面地公開劫掠!《字林西報》,這份在上海出版、並算不上是明察秋毫的報紙也為此感到羞愧,因而不得不在社論中大聲呼籲:「難道中國和本國都沒有政府當局了嗎?誰能來阻止這一可恥事態繼續在北京蔓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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