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尾聲

尾聲

　　現在，我必須結束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故事了。我並不想在世界公眾面前，去批評現任攝政王統治下的帝國政府的政策和措施，作為現政府的一個下級官員，我認為這樣做也是不合適的。如果我對於現政府有什麼非說不可的話，還是寧願說給自己的同胞聽。其實，兩年以前，在給帝國已故皇太后和光緒皇帝陛下的一封長長的上書中，我已經把關於中國目前局勢的所有想法都陳述過了。但在這裡，在結束這篇中國的牛津運動故事之前，我很想，也確曾承諾過，要說明目前的攝政王也是一個受益於中國牛津運動影響的人。攝政王的父親是已故的七王爺，中國牛津運動非官方的保護人。他是已故光緒皇帝的父親。這位七王爺在中國政治生活中所處的地位，就如同英國已故的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在英國所處的地位一樣。英國那位已故的女王夫君，在試圖指導當時自稱為自由主義的散漫和無政府主義勢力中喪了生，同樣，中國的七王爺，在發現他指望著能與李鴻章及其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之中產階級自由主義鬥爭的中國牛津運動最終失敗和崩潰的時候，也因極度傷心而過早去逝。現任攝政王，當今中華帝國的實際代理人，便是這位尊貴的七王爺——這位中國牛津運動的支持者和非官方保護人的第三子。因此，已故七王爺對孩子們的教育，是完全置於牛津運動者們的影響之下的。最後的一個王府教師，便是已故帝國大臣孫家鼐。由於有這種因素，中國的牛津運動對於目前中國的政治，仍然施加著影響。

　　這裡，我可以進一步指出，在帝國的親王之中，已故皇太后認為配做她繼承人、堪當指導民族命運之大任的只有兩位。她心中牢記孔子所說的；「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最初，她看中的是有「拳匪」臭名的端王，並把他的兒子指定為大阿哥。如果義和團事變沒有發生，今天中國的攝政王便是端王。端王是一個狂熱型的人，如果他攝政，他會毫無疑問像孔子所說的那樣有所進取。但是義和團事變招致了外國列強的干涉，使他無法當攝政王了。於是已故皇太后不得不選擇目前的攝政王，他是那種有所不為的偏執型的人。如果他不是為了去創造新秩序而做得那麼多，他一定能獲得更多的榮譽的，因為這些事情做得越多，反而使中國的事態越糟。不僅如此，目前的攝政王正嚴格執行著已故皇太后的政策，這一政策就是：如果中國一定要鬧一場革命——目前的歐化實際上就真正等同於一場革命，它必須是「一場合乎法律程序的革命」。現任攝政王稱得上是一個具有滿族的高貴靈魂和自尊自傲品質的年輕人。當外國人指責中國在他的統治下發展緩慢的時候，應該記住這位滿洲親王克己的力量是多麼值得稱讚。因為這種力量，使得他的私人生活純潔無瑕，無可挑剔，使得他在國家事務中，情願不以個人意志而以合法程序去引導革命。其實，談起這位攝政王，我們可以同說過這樣一句聰明話的智者一道說：「不輕易發怒，比暴跳如雷耍威風要好，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比攻城奪池還難。」

　　本書就要結束了，我想說的是，在講這個中國的牛津運動的過程中，我已盡力說明，自從歐洲人進入中國以後，我們中國人怎樣努力與那現代歐洲那強烈的物質實利主義文明（materialisticcivilzation）的破壞力量戰鬥，使它不致於危害中國的長治久安和真正文明的事業，然後我們又如何遭到失敗，率領我們戰鬥的中國牛津運動的領導人現在都已亡故。眼下的問題是：今後該怎麼辦？我們是只能聽任自己古老的文明被掃除淨盡呢？還是有什麼辦法能避免這樣一場災難？在此，正如馬修·阿諾德要說的，我覺得此刻我的敵人正以一種急不可待的喜悅，眼巴巴地等著我回答，但我卻要避開他們。

　　我說過，義和團事變之後，整個中華民族、中國的統治階層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面對現代歐洲各國那種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中國文明的應戰能力不足，無效無用。我還表示過要說明，為什麼我們的統治階層、中國的文人學士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是錯誤的。在此，我將兌現我的諾言。在我看來，一個人或一國人用以反對和試圖消除一個社會錯誤或政治錯誤，存在著四種方式。下面，我想對此做出具體的說明。假設在上海地區有一個納稅人，他誠心誠意地相信上海租界運行的有軌，電車對於上海人民來說不僅是一種討厭的東西，而且是一種很壞的、不道德的、傷風敗俗、導致混亂的設施。懷著這種念頭，他首先可以以一個納稅人的名義，抗議在上海街道上鋪設有軌電車道。如果抗議無效，他可以孤身一人或邀上幾個志同道合者站到馬路中央，逼迫有軌電車司機要麼停車，要麼從他或他們身上碾過去。如果電車司機拒絕停車，他就用拳頭和血肉之軀去與電車對抗，這時候，如果沒有警察和市政人員來干預，愚蠢的納稅人就會粉身碎骨，而上海的電車道也仍將原封不動。端王及其義和團員用來抵禦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到來的方法就是這樣一種方法。上海的那位納稅人，還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來阻止電車的運行。他自己或邀一些朋友，在上海合夥創辦一個對立的電車公司。從財政方面或其他方面設法搞垮這家電車公司，終使其無法存在，無法開業。到這個地步，人們能夠想像出上海將會是一幅什麼景象。然而，這就是已故的張之洞主張採取的，用以防止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並帶來惡果的辦法。上海納稅人能夠用來阻止電車運行的第三種方式，正如我曾說過的，是消極抵制，潔身自好。但消極抵制和潔身自好不是一種真正的道德力量，在消除或改良社會弊端方面決不會有效。而這就是偉大的俄國道德家托爾斯泰伯爵在給我的一封公開信中，勸告中華民族阻止現代歐洲物質實利主義文明進入中國的方法，也就是要我們消極抵制，不理會歐洲的一切。托爾斯泰伯爵所提議的這種對待社會罪惡的方法一點也不新鮮。佛教改革世界便是通過消極抵制。當世界腐敗無道之時，佛教徒們就剃光腦袋進入寺廟，以此潔身自好。結果社會只能變得越來越糟，且最終連擠滿各種光頭和尚的寺廟也逃不脫被焚毀的命運。因此，世界上的社會罪惡絕不能通過消極抵制來革除，因為消極抵制乃是一種自私和不道德的暴行。馬修·阿諾德指出，「茹伯說得很妙：『C』estlaforceetledroitquireglenttouteschosesdanslemonde；laforceenattendantledroit．——強權和公理是世界的統治者；在公理通行之前，只有依靠強權。強權之所以需要，是因為公理未行，因為公理未行，所以強權那種事物存在的秩序是合理的，它是合法的統治者。然而公理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種具有內在認可、意志之自由趨同的東西。我們不為公理作準備——那麼公理就離我們很遙遠，不備於我們——直到我們覺得看到了它、願意得到它時為止。對於我們來說，公理能否戰勝強權，改變那種事物的存在秩序，成為世界合法的統治者，將取決於我們在時機已經成熟時，是否能見到公理和需要公理。因此，對於其他人來說，試圖將其所醉心的新近發現的公理強加給我們，就仿佛是我們的公理一樣，並以他們的公理來強制取代我們的強權的那種做法，是一種暴行，應當反抗。」

　　簡而言之，當我們認為某種制度不合理時，便去消極抵制它，而想不到這是一種不道德的暴行，這是不對的。以這樣一種不道德的行為，絕不能改革某種制度，即便它真是一個罪惡的和不道德的制度。

　　上海那個真誠相信電車是一種危險和討厭的東西，是一種不道德的設施的納稅人，能夠用以阻止上海電車運行的第四種方法如下：他不必不去乘電車，甚至可以保護它，但在私人生活或公職生活中，他卻必須保持自尊和正直的品質，以贏得所有上海居民的敬重。由於鄰里居民對他的敬重所激起的道德力量，他得以參加納稅人會議，又由於所有納稅人對他的敬重，都願聽從他的意見，而對其他人的意見置若罔聞。這時候，如果他能向納稅人說明——上海的有軌電車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和傷風敗俗的設施，那麼，他將有機會使納稅人們心甘情願地將電車廢置。這，我以為就是孔子制止某種社會或政治罪惡及其改革世界的辦法，即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曰：「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因此，我認為，將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將此種文明中最優秀的東西，從現代歐洲各國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勢力中挽救出來的力量正在於此，並且這是惟一可靠的力量。

　　最後，我願意在此指出，迄今為止，不但中國人作為一個民族在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勢力的過程中，對於中國文明所固有的這種惟一真正的力量的利用極其之少，而且我本人作為一個中國人，直到今天才意識到，自己立身行事一無所成，正是由於我不懂得在生活中通向成功的唯一正確的方法，也就是，「修己以敬」（orderone』sconversationaright），照孔子所說的，集中精力去過一種「篤恭」的生活。的確，要說起來，如果不是這本牛津運動故事中所提到那位名人（指張之洞）給予我20多年的庇護，我這條命恐怕早就丟了。我很清楚，在這篇故事中談到這位老頭領時，我並非只是一味褒揚。我寫這篇故事的目的不是要臧否什麼人或什麼事。我的目的，是要幫助人們如實地瞭解中國的現狀。AmicusPlato，magisamicaveritas（我愛柏拉圖，但更愛真理）。但在這篇故事結束之時，我願公開在這裡表達我對已故帝國總督張之洞的感激之情，感激他20多年所給予我的保護。有了這種保護，我不致於在冷酷自私的中國上流社會降低自我去維持一種不穩定的生活。此外，儘管我時常固執任性，他卻始終抱以寬容，很善意和禮貌地待我。而且我還榮幸地學會了作為一個新兵，在他的領導下去為中國的文明事業而戰。他是中國牛津運動中最優秀的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後一位偉大的文人學士。兩年前，當我在北京見到了他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徹底絕望了。我盡力安慰他，並向他保證最後勝利仍屬我們，他搖了搖頭。我希望能夠再次在他的直接指揮下返回戰場，但現在戰局還未明瞭，我們的頭領卻死去了，AveatqueVale！（告別了！）

學達書庫(xuod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