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2)

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2)

　　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一樣，中國的袁世凱也是一個暴發戶和驟起的新貴。暴發戶和新貴的標誌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這一點，凡是與袁世凱所寵愛的留過洋的中國人打過交道的外國人都能看到，這些人生活奢侈，趾高氣揚，他們的主要特徵是——狂妄自大，不可一世。北京的中國文人學士稱天津袁世凱的黨徒為「票黨」——狂妄自大黨。兩年前我在北京的時候，有一次，一個督察院的官員在街上與我同行。當他看到袁世凱口銜金煙嘴，叼著香煙，乘著新式洋馬車，後面跟著耀武揚威的侍從馬隊，浩浩蕩蕩地從旁經過時，情不自禁地向我誦起《詩經》裡的如下詩句：

　　驕人好好，
　　勞人草草，
　　蒼天蒼天，
　　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事實上，袁世凱是在有意模仿滿人榮祿的氣魄；天津和北京的許多外國人，都錯把袁世凱的這種狂妄自大，當成了榮祿的那種真正的氣魄。已故的滿人榮祿雖有不少缺點，但卻是一個生來的貴族，而袁世凱則是一個暴發戶和新貴。我曾對袁氏的同黨唐紹儀說，袁氏有百萬富翁的作派而無百萬富翁的錢財。其實，袁世凱裝出的氣魄或驕狂自大，正是手中並無百萬的百萬富翁所擺出來的架子。

　　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驕狂，大大有助於南非布爾戰爭的爆發，同樣，袁世凱派駐朝鮮時期的驕狂自大，則促使中日戰爭不可避免。等戰爭真正打起來的時候，他為自己驕狂的嚴重後果感到害怕，便逃回天津。

　　說句公道話，天津的李鴻章並不想打這場戰爭，他對導致戰爭的那個驕狂之徒、那個過於熱心的暴發戶十分氣惱——因而對逃回天津的袁世凱不理不睬。這樣，袁世凱就又一次流落街頭，負債破產，只得千方百計四處求人向李鴻章說情，希圖重新得到李氏的優遇。後來，他求到了李鴻章寡頭政治集團中最有勢力的人物盛宣懷，但事情毫無進展。從此，他對盛宣懷懷恨在心。後來他升任直隸總督時，便將盛氏所擔任的中國電報局總辦和輪船招商局督辦的職務全部免去——此事是盛宣懷親口告訴我的。

　　未能重新進入李鴻章的寡頭政治集團，袁世凱便另闢蹊徑，去巴結北京的滿洲貴族。經過離職回京的程文炳將軍，即他那個早期保護人的引見和疏通，他得到了滿人榮祿統帥下的新建陸軍副統領之職。不過，他在滿洲貴族手下立足未穩，李鴻章便垮臺了，康有為及其激進派異軍突起。袁氏認為時機已到，又趕忙去投靠康有為與激進派。但正如人們都知道的，到最後的緊要關頭，他又叛賣了他的雅各賓朋友。此後，他就明確地投身到滿洲貴族一派中，與之形成了一個集團，可以稱之為「聯合黨」。如同約瑟夫·張伯倫成為索爾茲伯裡勳爵的親信僕從一樣，袁世凱則成了滿人榮祿的心腹僕從和走狗。

　　我不必詳細追述袁世凱的為官履歷。他在天津小站編練「新軍」的特種部隊後，被任命為山東巡撫。他在任上，義和團的狂熱風暴爆發了。我們已經看到，他完全沒有能力理解那場誤導和愚昧的暴亂之高貴動機，只是殘忍地以玩世不恭和獸性的手段，去殺害那些誤入歧途的瘋狂農民。從山東巡撫，他繼而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在他到天津就任之前，佔領天津的八國聯軍組成了臨時政府，他們已經打掃和整頓了天津的環境，使天津成為現代歐化的自治城市。袁世凱從外國臨時政府手中接管了天津市政，他坐享其成，得到了許多不該享有的榮譽。外國人看到天津進步和改革的表像，看到天津成為一個歐化的城市，便一味誇獎袁世凱。劉坤一死後，袁世凱，正如我說過的，他與張之洞和兩廣總督岑春煊一起，成為了左右中國政治的三大巨頭。

　　我本不該對這位已經倒臺的中國張伯倫的經歷和品質不厭其煩地講這麼多，但鑒於以下事實，我還想再嘮叨幾句。莫理循博士和所有中英兩國的英文報刊，都以一種自以為是、甚至狂妄自大的權威腔調，極力推出袁世凱這座泥塑的偶像來，這種做法只是荒謬可笑，對於外國人正確地瞭解中國的真實情況倒也沒有什麼太大妨害。他們神化袁世凱，說他是拯救中國必不可少的惟一偉人，從而給現任攝政王的統治投去不信任的陰影。英國輿論過去曾一度奉李鴻章為偶像。有些與宓吉先生見識相仿佛的英國人，甚至稱李鴻章為中國最了不起的老人。如今，英國人對宓吉先生所謂的那個最了不起的老人，還有什麼好話可說呢？

　　但公正地講，李鴻章還不是一個邪惡的、不道德的和刻毒的人，他只是一個庸人。他庸俗粗鄙，但不暴虐惡毒。而康有為及其中國雅各賓黨人不只是庸俗粗鄙，而且惡毒暴虐。在他們的雅各賓主義中，包含一種理想主義的成分，一種希冀立即帶來太平盛世的強烈渴望。而袁世凱，則綜合了庸人李鴻章的粗俗卑鄙和雅各賓黨人康有為的暴虐刻毒。事實上，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一樣，兩人都是雅各賓党人的叛徒。

　　下面，我不再談袁世凱。不過在此之前，我想明確指出，這種生性粗俗、庸陋和蠻橫的人們，損害了他們本國真正改革和進步的事業，因而也必然危害他們所在國高尚的國民生活乃至世界文明。例如，約瑟夫·張伯倫先生，人人都知道，他採納了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但是，意味著使大英帝國強大的帝國主義，對比肯斯菲爾德勳爵來說只不過是實現目的的手段，其目的是為了大英帝國的良治和世界文明。換言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要使大英帝國強大，只是為了能使大英帝國政府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去做它認為對於大英帝國的良治、進而對於世界文明事業來說是正確的事情。而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也就是使大英帝國強大，則本身就是目的。無論如何，他的帝國主義與良治或文明沒有關係。張伯倫先生帝國主義的目的，只是要讓大英帝國境內的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吃的東西更多，住的地方更好等等，事實上也就是要比地球上任何國家或民族在物質方面更加繁榮，然後能狂妄自大，趾高自揚，稱霸全世界。比肯斯菲爾德勳爵的帝國主義，其結果是推進良治和文明的事業，使英國式的法律和英國式的公正——使大不列顛統治下的和平贏得全世界的尊崇。孔子談起他那個時代一個著名的政治家時說道：「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所謂「披髮左衽」，就是成了野蠻人。同樣，我們也可以說，如果沒有英國比肯斯菲爾德勳爵和德國俾斯麥首相的政治才能，歐洲人民現在也要墮入無政府和野蠻狀態了。相反，約瑟夫·張伯倫先生的帝國主義，其結果則是要使盎格魯-撒克遜民族能有更多的牛肉吃，能住得更加舒適，能狂妄自大、趾高氣揚地去欺辱全世界。它所帶來的是在南非的布爾戰爭，是英格蘭鼓吹女人參政的婦女，是印度投擲炸彈的無政府主義學生和每年預算六千萬英鎊的赤字。由此可見，我們中國人「有治人無治法」的說法，是千真萬確的。

　　在中國，這一公理比在英國或歐洲要有力量得多。中國國家管理中的「憲法」，正如我所說過的，是一種道德上的憲法而不是法律上的憲法。換句話說，我們中國人更多地是依靠道德法律，而不是紙上的憲法、國家法規或治安條例來約束上至皇帝下至地方官，使那些身居高位、有責有權的人們不敢為非作歹。簡而言之，中國的良治完全仰賴我們統治者的道德品質。因而在中國，當不道德的人身居高位，大權在握的時候，他們的所做所為所造成的危害是無法想像的。而且，在中國，像一切專制獨裁的政府一樣，政府行好行壞的權力非常之大。因此，一旦像袁世凱這種生性庸俗、粗鄙、暴虐和刻毒的人在政府中享有了某種支配權，那後果便可怕至極。這裡，且不談那種奢侈浪費，為了維持袁世凱及其寄生蟲們驕狂恣肆的排場，在天津，無論是官員還是商人都已破了產。在此，我只想從那些災難性後果中舉出一個實例。袁世凱，正如我所說過的，他成為了統治中國的文人士大夫中三頭執政的成員之一。三巨頭即張之洞、袁世凱和岑春煊，他們乃是當時中國文人士大夫所公認的領袖。已故皇太后正是依靠這三個人，來指導與推行改革運動或中國的歐化新政的，我說過，在1901年鑾駕回京後，整個中華民族就決定採取這樣一場歐化改革了。張之洞仍是三巨頭中惟一有思想和能懂思想的人，他在反對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中，指出中國的改革或歐化，必須首先從改進和變革公共教育入手。袁世凱則毫無自己的主見，他以其粗俗卑鄙的狐狸之智大體上抓住了張之洞的這一思想，然後立即狠命地催迫和促使那個可憐的老人，正如我曾說過的，那個缺乏道德勇氣的張之洞，糊裡糊塗就答應勸說已故皇太后不等到新的教育體制有個草案或經過討論，就將整個現行的舊式公共教育機構悉行廢除。其結果，是擁有四萬萬人的整個中華帝國，目前可以說絕對沒有任何公共教育可言了。只有在一些大城市的幾座造價高的、陋俗的歐式紅磚樓房裡，還有人在把一些蹩腳的英語和現代歐洲科學術語以及其它學科的日式譯文混在一塊，向學生灌輸著。對這些東西，學生們絲毫也不理解，就被強行塞進腦中，結果使他們一個個變成了胡言亂語的白癡。這就是前文中我所謂像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這樣的人，不能讓他們有掌管教育或文化事務任何權力的一個實例。已故的著名法國人內農先生說：「人們健全的教育，乃是達到一定程度的高等文化教育的結果。像美國這樣一些國家，已經發展了為數不少的大眾通俗教育，卻沒有任何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而這種缺陷，就勢必長期以他們知識分子的平庸行為，舉止粗俗，精神上的淺薄以及普通智識的缺乏為代價。」中國舊式的公共教育儘管可以說有許多缺點，但它仍然致力於給人們一個像內農所說的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不僅如此，這種嚴肅認真的高等教育，還造就出像曾國藩侯爵乃至張之洞大人本人這樣傑出的人物。

　　三頭執政當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岑春煊，他是前兩廣總督，現在在上海做寓公。他是著名的已故雲貴總督岑毓英的長予，其父曾被指控與馬嘉理謀殺案有牽連。岑毓英是一個厲害人物，他用克倫威爾挫敗愛爾蘭叛民的嚴酷手段，挫敗了雲南回民起義軍。像乃父一樣，岑春煊也是一個厲害角色。他是德國人所謂容克党的黨員，他的家族也來自蠻荒的仍處在半開化狀態的廣西省，即中國的波美拉尼亞。因此，他跟俾斯麥首相一樣，是一個真正的中國波美拉尼亞的容克。在其政治生涯之初，他也同俾斯麥一樣是個極端保皇主義者——plusroyalistequeleroi。事實上，岑春煊在義和團事變爆發後才嶄露頭角，他以其極端的保皇主義精神引起了已故皇太后的注意。當朝廷逃至陝西西安時，他趕緊奔去救援，與1848年俾斯麥趕去救護柏林的朝廷一樣。

　　他們兩人的相同之處按下不表，且談彼此之間的相異之點。俾斯麥是一個含辛茹苦、始終不懈地提高自身思想修養的人，而岑春煊則絕對沒有任何思想修養。不過，正因為他完全沒有文化修養，所以他是實實在在的，不像雅各賓党人——諸如賣弄博學和懷有空洞理想主義的康有為之輩。他不是空想家，而是一心一意務實的實幹家。他確實沒有滿洲貴族的優雅之處，但同時也沒有暴發戶袁世凱那種狂妄自大、庸俗不堪、裝模作樣講排場的鄙陋習氣。到上海岑春煊的寓所拜訪過他的外國人，都可看到，這位偉大的厲害總督的兒子，自己也是總督，他的生活卻相當簡樸。由此可見他是一位君子，不屬那種暴發戶買辦階級。

　　總之，岑春煊是一個堅強有力、忠心耿耿的狂熱保皇派。他主張對雅各賓黨人和革命派以快刀斬亂麻的方法迅速處理。但是，正如弗裡德裡希·威廉（FriederichWilliam）1848年在談論俾斯麥時所說的那樣，岑春煊在當今中國是個不合時宜的人。目前中國正處在變革時期，需要的是善於妥協與和解的建設性政治人才，而岑春煊則太過強硬、不屈不撓，因此難當大任。歌德見了同時代的渥瓦茨元帥，說道：「再也沒有比缺乏見識的行動更為可怕的事情了。」此刻，像希臘的阿喀琉斯一樣，這位厲害的總督離開了所有當權者，坐在上海馬卡姆路他的寓所裡滿臉慍怒，毫不妥協。眼見中國越來越糟，他實在忍受不住氣惱的折磨，便到杭州湖畔、普陀海濱逛悠散心去了。

　　也許將來有那麼一天，這位中國的阿喀琉斯可能還要披掛上陣，前去為希臘人作戰。然而，正如這位前總督幾天前對我所說的，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對於中國和每個人來說，將會是一個暗無天日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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