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

第四章空位期：中國三頭執政(1)

　　我說過，中日戰爭之後，李鴻章倒臺，中國文人學士失去了領袖，其實應該說，中國文人學士中的自由党失去了領袖。曾國藩死後，正如我們看到的，政權落入到兩派文人學士手中，一派稱之為湘軍系，一派稱之為淮軍系。湘系是些湖南人，屬保守黨，司令部在南京。淮系是些安徽人，屬自由黨，司令部則在天津。曾國藩侯爵一死，保守黨的湘系逐漸失去權勢，除了從國庫裡按期領取撫恤金外，那些曾經參與鎮壓太平天國叛亂的湖南人再也沒有任何別的特權，於是長江流域又出現了哥老會（秘密結社），對帝國統治構成新的威脅。相反，自由黨的淮系在李鴻章領導下，則權勢日增，直到大權在握，統治全國；特別是掌握了支配國家錢款和拔去他人頂戴花翎的權力，還控制了國家那些最有利可圖的肥缺。中日甲午戰爭後，李鴻章失勢，自由黨的淮系集團也群龍無首、一哄而散。但保守黨的湘系卻還有領袖，他就是已故兩江總督劉坤一。實際上，此時初興的康有為雅各賓黨尚未形成氣候，劉坤一不僅是保守黨的湘系首領，名義上也成為整個中國文人士大夫階層的領袖了。

　　從某種意義上說，劉坤一在中國近期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相當於英國的威靈頓公爵。他跟威靈頓公爵一樣，並非學者，甚至不算文人，只是一個軍人而已。其與威靈頓公爵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是中國的蘇格蘭高地人——中國的長江流域就是英國的英格蘭。漢口以上的長江流域上部，包括山陵覆蔽的湖南省及其「內湖」，形成中國的蘇格蘭高地。漢口以下的長江領域下部，包括安徽和南京，形成中國的蘇格蘭低地。長江流域的居民具有蘇格蘭人的一切特性。長江下游的中國人，像蘇格蘭低地人一樣，機靈、精明，是講求實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勞，貪婪鄙吝——比如李鴻章，就是長江下游的安徽人，帶有蘇格蘭低地人機靈精明的典型特徵，把「半個便士」或中國所謂「碎銀」看得極重。相反，長江流域上部居民，特別是湖南人，則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粗豪，耿直，勤勞，節儉但不吝嗇。不過，無論是長江流域上部還是下部的居民，他們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勇敢或堅毅。這種道德品質，是中國其他各省人特別是廣東人所不具備的。事實上，在鎮壓太平天國叛亂中出力最大的，也正是具有蘇格蘭那種「勇敢堅毅」品質的湖南人和安徽人。

　　我說過，劉坤一不是學者，而是一位軍人——一位粗獷的蘇格蘭高地老將，他終其一生都保持了那粗率耿直的作風，說起話來調門極高，操著湖南方言。他缺乏智識修養，甚至還不如李鴻章斯文，但像威靈頓公爵一樣，他在與太平軍的作戰中因功顯達。久經沙場的磨練，使他對人對事富有實際的見識，有成熟的判斷力。此外，他還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榮譽感。這一點，也與威靈頓公爵相同。說實話，劉坤一可以稱得上是中國有氣節或道德勇氣（moralhardiness）的最後一個文人士大夫。甚至連張之洞大人也缺乏氣節或道德勇氣，儘管他是一個秉性高潔的人。我說過，目前中國惟一稱得上有氣節的有教養的階層，是滿洲人。

　　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1900年，華北爆發了義和團狂熱運動，北京帝國政府在列強攻佔大沽口之後，被迫宣戰。南京的劉坤一致電兩宮，認為把戰爭的恐怖帶給他治下的人民是不應該的，但儘管如此，他卻向皇太后和皇帝陛下表示效忠，如果外國列強侵犯他統轄區的任何部分，無論是獲勝還是落敗，他都將誓死捍衛中華帝國的榮譽和尊嚴。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劉坤一死後，中國文人學士受三大巨頭領導。這三大巨頭是張之洞、袁世凱和前兩廣總督岑春煊。中日甲午戰爭後，中國整個知識階層陷於絕望，在絕望中，無論是保守黨還是自由黨，都樂於追隨康有為的過激黨，贊同他那連根帶枝的徹底改革方案，此種改革終於演變為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然而，張之洞首先警覺起來，他同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劃清了界線，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發表了反對他們的宣言書。正是牛津運動的影響，那種反對醜陋粗鄙、追求美好優雅的牛津情感，把張之洞從康有為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中挽救了出來。講到這裡，我可以指出，張之洞在他的全部政治生活中，對於國家最偉大的貢獻，就在於中國歷史的這一危急存亡關頭，他本人覺悟並率領追隨他的文人學士們脫離了康有為及其雅各賓派。如果張之洞與中國文人學士跟康有為攪和在一起並支持他到底，我不知道中國是否會發生內戰。但不管怎麼說，要不是張之洞和中國文人學士及時退出，已故皇太后絕不會如此輕而易舉地對付和鎮壓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徒，使國家免遭他們那暴烈兇猛的雅各賓主義的災難和毒害。

　　袁世凱，三巨頭中的另一個成員，在這危急存亡時刻，也從康有為及其雅各賓同夥中脫離了出來。就張之洞而言，他脫離他們，是因為他品格高尚，性情優雅，牛津運動的影響使他更加精煉。而袁世凱則不然，他之所以拋棄雅各賓朋友，拋棄康有為及其黨徒，純粹是出於品質卑劣之故。

　　袁世凱乃中國的約瑟夫·張伯倫。索爾茲伯裡勳爵曾把張伯倫先生稱之為「傑克·凱德」。的確，像傑克·凱德一樣，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實在都屬群氓党，分別代表他們國家那粗野、淺薄、污濁和卑鄙的群氓志趣。在所有國家，群氓都並非是不道德的。在中國，群氓甚至於極為道德，比目前中國的知識階級、文人學士們要有道德得多——這一點，從他們一心一意踏踏實實努力工作所表現出的正直誠實中，可見一斑。然而，即使是中國的群氓，儘管他們有道德，卻並不高貴。群氓之所以不高貴，是因為他們無法克服和抑制自身的欲望，一個人要想高貴，必須首先徹底戰勝和抑制其自身的動物性——他的欲望。民眾的確擁有實力，但這種實力來源於強烈的欲望，因而不是一種高尚的力量。此外，受其生活和工作環境的影響，群氓是粗俗不堪、無優雅之處可言的，這種粗俗與強烈的欲望兩相結合，便使得民眾在掌權之後，總是蠻橫殘暴。

　　因此，無論是中國的袁世凱還是英國的張伯倫，由於他們分別代表了本國的群氓，所以也就一併擁有了群氓的長處和短處、優點和缺點。他們兩人都是強人，但是，正如我說過的，他們的力量由於來源於自身強烈的欲望，因而是一種卑鄙殘暴的力量。此外，他們倆都具有天生的智能，但卻只是一種喪失了優雅和美妙成份的智能，即英國人稱之為常識的東西，在華外僑則名之曰：「自救本能（savey）」。實際上，袁世凱和張伯倫都有足夠的「自救本能」。他們深知生薑入口便有辣味，與飯碗作對是愚蠢至極的，一旦失去了飯碗，絕對不會有什麼好處，即便真能帶來太平盛世也不行，而這一點，像康有為那些強烈渴望太平盛世立即實現的雅各賓黨人，卻是不很明白的。我說過，正是出於卑劣的本性，袁世凱摒棄了他的雅各賓朋友。像袁世凱和張伯倫先生一類人之所以改變政策，跟端方和英國的羅斯伯裡勳爵的情況不同，後者是因為生性輕浮，而他們則完全是出於冷靜的算計。袁世凱加入康有為及其雅各賓黨徒一夥時，並沒有康有為及其黨徒們的那種熱情，和他們那種對太平盛世的渴望，只是因為他盤算著李鴻章倒臺了，而康有為及其激進黨卻有王牌在手。同樣，看到他們出牌輕率不慎，即將輸掉時，便又將這些朋友棄如敝履。事實上，像約瑟夫·張伯倫一樣，袁世凱是一個完全沒有熱情和高尚衝動的人，也根本不理解熱情和高尚的衝動為何物。正因為他對義和團運動那種高貴的瘋狂完全沒有能力理解並感到同情，從而使得他在山東巡撫任上，對省內那些誤入歧途的瘋狂的義和團農民青年不分青紅皂白，一律殘酷鎮壓，大下殺手。奇怪的是，他這種暴行，竟然得到那些同他一樣的、沒有頭腦且卑鄙無恥的外國人的喝彩，為他贏得榮譽。簡而言之，中國的袁世凱和英國的張伯倫先生這樣的人，他們身上帶有著群氓的一切卑劣和殘暴的特性。

　　袁世凱步入政界，是從做吳長慶將軍帳下吃閒飯的隨員開始的。當時，吳將軍受大清帝國政府派遣，率領中國軍隊進駐朝鮮仁川。袁世凱是早期鎮壓太平軍的名將和統帥袁甲三總督的遠房親戚。袁甲三的許多部將後來都成了將軍，吳長慶就是其中之一。袁世凱尚未成年時，被認為是一個沒有出息的無賴，被趕出家門，後由袁甲三的另一個部將，最近才升任長江巡閱使的程文炳撫養成人。程的一個兒子與袁世凱一塊念過書，他告訴我，袁世凱從小就固執任性，自私自利，完全靠不住。

　　卡萊爾描述耶穌會創始人伊格內圖斯·羅耀拉時，說道；「（他是）一個年輕的西班牙下級貴族，帶有嗜欲的比斯加亞血統，其特點是厚顏無恥，好色荒淫，公然無道，尤其是欲望極強。在他看來，這個宇宙就是一個飲食店，裡面有大蒜，有牙買加胡椒，還有不幸的女人和其他調味品，再加上一些配菜，專供大膽的人去滿足欲望。除此之外，宇宙間就只剩下謠言和空談了。在這樣的人生哲學和人生實踐中，伊格內圖斯已度過了差不多三十年。」

　　袁世凱早年在他的故鄉河南項城，也是在上述人生哲學和親身實踐中混日子，一直到他身無分文，完全破產為止。他的朋友們樂於打發這個年輕的無賴，於是借給他赴朝鮮的旅費，在那裡，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他成了吳（長慶）將軍帳下吃閒飯的隨員。不過，袁世凱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無賴，卻並非沒有能力和能量。他逐漸地向上爬，後來得到李鴻章的保薦，被任命為「駐朝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就這樣，他成為天津李鴻章腐敗的寡頭政治集團中最年輕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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