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三章滿洲貴族重新掌權(5)

第三章滿洲貴族重新掌權(6)

　　眼下，馬修·阿諾德對他那個時代英國貴族的看法，用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身上也是合適的。他說：「真不知道，世界上是否還有人像我們上流社會一般英國人這樣，對於世界的現實變化如此的無知、遲鈍，糊裡糊塗。他既無思想，也沒有我們中產階級的那種嚴肅認真態度。正如我常說的，這種嚴肅認真態度，可能是本階級得以拯救的偉大力量。唉，當聽到貴族階級中一個年輕富豪興致勃發，以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對財富和物質享受大唱讚歌時，我們勤勞的中產階級中人，即便庸俗透頂，以其良心所在，也會嚇得倒退幾步。」

　　說起我們的滿洲貴族缺乏智識，任何一個與北京漢人稱之的滿族大爺的人因公打過交道者，都能告訴你這麼一個頭戴藍頂子或紅頂子的白癡，他會毫無理由地與你辯論不休，糾纏沒完，「而根本不懂什麼叫交涉或辯論，一直到你覺得非逃之夭夭不可，不然你就得氣瘋，被迫犯下謀殺之罪，因為你忍不住要去掐他的脖子，把那個面無血色、兩眼無神、絮絮叨叨的白癡給憋死」。不過，目前在中國，滿洲貴族最大的缺點，還在於他們缺乏嚴肅認真的態度。現任攝政王是個例外，在我看來，他倒是有點過於嚴肅認真的毛病。我在北京見過的大多數滿族王公和其他名流，他們不僅沒有意識到當今國事的嚴重，也沒有意識到在國家財產方面他們那特殊化的、朝不保夕地位的危險性。正如拿破崙說起上個世紀的法國頑固派那樣，現在中國的滿洲貴族自太平天國叛亂以來，甚至於義和團災變之後，雖然吃盡了苦頭，卻絲毫也沒有接受教訓。他們所剩下的惟一一樣東西就是驕傲——那種門第高貴、身無分文的蘇格蘭少女的驕傲。

　　當然，我以上所說也有許多例外。目前的滿洲貴族中，像鐵良等人，便有強烈的榮譽感和責任感。中國的滿洲貴族最傑出的道德品質，那種或許可以拯救自身的偉大力量——是他們的純樸和耿直（guilessness），即便是今天，滿人雖然有許多缺點，但仍然是一個不狡詐的民族，一個具有偉大的質樸心靈的民族，其結果是生活簡樸，清風可操。現任外務部侍郎聯芳曾留學法國，在李鴻章手下供職多年。他本有機會像李鴻章手下的「暴發戶」們那樣大撈一把——然而現在，他大概要算是中國留過洋的人當中最貧寒最清廉的一個了。還有一個錫良，即現在的東三省總督。他是從小知縣做起，最後升任大總督的。其生活也很清寒，是個廉潔的人。說實話，要是不怕把這篇文章寫得太長，我本可以再舉出官場內外我所認識的許多滿人貴族的名字，他們心地質樸，舉止優雅，並有法國人所謂「發自內心的得體的禮貌」（1apoutesseducoeur）。他們都是真正的君予一旦知道怎麼辦，就會毫不猶豫地去盡職盡責，一旦聽到召喚便不惜為了君國的榮譽獻出生命。在此，我還想再提一下滿洲婦女，特別是較為貧寒的滿洲家庭裡的那些婦女，她們靠朝廷補貼的微薄俸銀為生，自己過著克己、半饑半飽的生活，像奴隸一樣做苦工，努力成為一個賢淑之婦，去盡自己對孩子、丈夫、父母和祖先的責任。

　　總而言之，公平合理地觀察中國目前的種種混亂和頹敗狀況，我必須指出，那種最好的材料，憑藉它可以產生出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種真正的新中國的最好材料——將仍然要在中國的滿洲貴族中去找。的確，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說的，處在我們今天所生活的擴展新時代，所有習慣於墨守陳規，對事物的變遷流轉、對一切人類制度不可避免的暫時性缺乏認識的貴族，都是最容易陷入不知所措、無可奈何的困境之中的，實際上，在「開放」的新時代，最需要的是思想和懂得思想的人。不幸得很，中國的滿洲貴族，跟所有的貴族一樣厭惡智識修養，是些最不懂思想的人。話又說回來，雖說滿洲貴族沒有思想和不懂得思想，他們卻有其某種可貴的東西，如沒有這種東西不僅一種新的好的事物秩序，甚至舊秩序，舊秩序中的最佳之物，中國文明中的精華也勢必遭到破壞和毀滅。一言以蔽之，滿洲貴族有「氣節」。這種道德品質在中國的任何階級中，至少在我們庸俗的中產階級儒生中是不易找到的。中國的儒生，我們庸俗的中產階級，在此我可以指出，除了少數幾個人例外，如現任兩江總督，福州海戰中的主角張佩倫的侄兒，他雖然還年輕，難以成為牛津運動的實際成員，卻是一個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薰陶的人——目前中國儒生的庸俗與醜惡的特徵，從上海的中文報紙上隨處可見，順便補充一句，他們在張園的「各種表演」就更為庸俗不堪了。這些儒生已經是徹底喪失了道德，除了虛榮和狂妄之外，毫無品行可言。而中國的民眾，即辛勤工作的階層，的確，他們的道德至今也沒有受到太大損害。但中國的民眾沒有政權，慶倖的是他們目前還沒有掌權，因為在中國，民眾的真實偉大的道德力量儘管強大，卻是一種粗陋、殘暴的力量，它沒有滿洲貴族道德力量的高尚與優雅。因此，一旦真正的民主被用於維護它的「否決」權，正如在太平天國叛亂和義和團暴亂中一樣——那種否決權只能成為一種可怕的破壞力量。

　　簡而言之，一種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一個新中國賴以建立的惟一基礎和基石，是滿洲貴族。但正如我所說過的，滿洲貴族，這個中國的「上議院」必須革新。不僅中國，還有英格蘭，目前亟需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革新貴族。中國的滿洲貴族，正如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時代的英國貴族一樣，我以為直到今天，他們的道德都仍然是健全的。不過，滿洲貴族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理解思想的人來領導他們。我們的滿洲貴族中最出色的人，像鐵良，或更出色一些的，像現任攝政王——正如我在後文要說明的，他是一個和鐵良一樣純潔而高尚、並且受到過牛津運動精神薰陶的人。所有這些人，只能夠維護——且他們正盡最大的努力在維護——舊的秩序，使中國文明的精華免於破壞和毀滅。至於「開放」的積極工作——建立一個新的更好的事物秩序，創建一個新中國——滿洲貴族，正如我所說過的，還缺乏一個領袖——一個有思想且能夠理解思想的人去領導他們。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英國貴族找到了他們的領袖，即比肯斯菲爾德勳爵，此人的優勢在於，他既不屬庸俗的中產階級，也不屬野蠻的貴族階級。因此，滿洲貴族將可能從一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中找到他們的領袖，一方面，他沒有受到過分的教育，沒有中國儒生那種自大和不切實際的迂腐；另一方面，他又沒有滿洲貴族的傲慢和階級偏見。實際上，也就是一個對古老的中國文明中的道德價值和美的觀念有真正認識，又具備說明和理解現代歐洲文明中擴展和進步思想能力的人。如果滿洲貴族有了這樣的領袖，外國人又能接受忠告，把一些真正有智識修養、除了懂外交和寫新聞專電技術之類文明之物，還懂得文明問題的人派到中國來做外交官，如果這些外交官對於我所描述的那個留過學的中國人不僅不加干涉，給予放手處理一切權力，甚且以他們的德望來支持他——那麼，中國真正的改革，那為了新中國的改革才有希望。這個新中國，不單屬中國人，也屬文明和全人類。世紀的秩序將重新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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