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第一章滿人當權

第一章滿人當權(1)

　　位於帝國首都的翰林院是中國的牛津，整個帝國的知識分子精英都在那裡，此地因而堪稱知識精英薈萃的寶地。這個翰林院，正是我所說的「中國牛津運動」的策源地和總部。對於那些參與、堅持這場運動的年輕翰林們，我們稱之為「清流黨」，或曰「民族淨化黨」。這場席捲整個中國的民族淨化運動，就像當年英國的牛津運動一樣，可以被看作為儒林中保守的高教會派的復興。至於運動的目的，則是反對那些為李鴻章和中國的自由主義分子所熱衷並大肆引進的外國制度和理念，保守的「清流黨」極力呼籲中國國民更嚴格地信守幾千年來為儒家所遵奉的基本原則，以圖淨化本民族之心靈，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為了讓民眾更清楚地瞭解這場「中國的牛津運動」，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詳細地談談目前中國社會的本質以及社會秩序。

　　馬修·阿諾德先生曾將英國國民劃分成三大階層——野蠻人、中產階級和民眾。同樣，中國人也可以依照這種劃分法分為三類：野蠻人或曰「蠻族」，是滿洲人——大清江山定鼎後，他們（旗人）生來就是貴族了，這是基本的事實；中產階級則是飽讀詩書的儒生階層，文人學士就是從這個階層中產生的；民眾則是中下層市民和勞工們。在民眾階層中，從中派生出的富裕商人和買辦們憑藉其勤勞與鑽營的本領，也有可能躋身貴族之列。

　　滿洲貴族的特長，在於他們的英雄氣概或曰高貴品德；以儒生們為代表的中產階級的特長，則在於他們的智識；而民眾階層的特長，則在於他們的勤勞，或者說是辛勤工作的能力。孔子曾說：「力行近乎仁」，而馬修·阿諾德先生則將這種生生不息的勤勞精神稱為「希伯萊精神」，這就是中國民眾或勞工階級的勤勞力量；孔子又說過：「好學近乎智」，馬修·阿諾德相應地將中產階級的特點稱為「希臘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儒生的知識力量；最後，孔子的另一句話——「知恥近乎勇」，描述出滿洲貴族的高尚氣節與高貴品格：作為中國惟一的軍事部族的後裔，不客氣地說，滿洲人遠比漢人有氣節，因為他們的祖先是英勇而無所畏懼的戰士，沒有什麼東西能比尚武更能養成高尚的氣節與高貴的個人品德。一個真正的戰士，總是不斷地以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來激勵自己，而自我犧牲正是所有高尚氣節和高貴品格的來源。「滿洲之根本為騎射。」這一滿洲人的祖訓是他們英雄傳統的最好詮釋。

　　中國社會如果想實現健康、正常的運轉，必須首先依靠民眾或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去生產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以保證整個社會物質的充裕和人民生活的康樂；其次，還必須依靠中國儒生的知識能力去教化民眾，管理並正確使用他們身上所具備的勤勞力量，並適當地供應知識成果；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必須依靠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來指導民眾，將他們的勤勞力量引導到一個高尚目的之上。

　　總而言之，在中國，民眾的勤勞力量主導生產，儒生的知識能力主導教化；滿洲貴族的高貴品格則主宰民眾的力量，以使整個國家的國民都足以過上充裕的生活，享有高尚的文明成果。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他（她）曾經在中國內地旅行過，曾看到那些保存完好的舊時橋樑和運河，將會理解我所說的對於人民生活的高尚指導會是什麼樣的。總之，這個階層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引導民眾的勤勞力量在物質方面趨向一個高尚目的而不至於無所歸依。至於精神方面，像編篡《康熙字典》那樣的宏偉著作，就充分地證明清朝早期的皇帝所具備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們如何指導精神生產也趨向同一個高尚目的。

　　然而，在外來勢力侵入中國之前，中國社會承平日久，也就自然產生了這樣一種必然的結果：由於缺乏積極的軍事活動的刺激，滿洲貴族的高尚品格不免會出現退化、萎縮；至於中國的儒生們，他們為了在各級科舉考試脫穎而出，還必須苦心孤詣，在這一過程中其知識能力仍然可以得到磨煉。不過，這也是有限的：清朝開國時伴隨著滿洲貴族入關而帶來的那種激人奮發的精神及其影響，到眼下這個時候幾乎已經蕩然無存了。相應地，儒生們的智識也大大衰退，儘管讀書人為數不少，但是他們失去了「魂」。如果我們把康熙年間中國文人的文學作品——特別是詩歌——和那些在滿洲貴族的奮發精神及影響削弱後由文人們作出的詩歌加以比較，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了。實際上，中國儒生的智識，在失去了強力的滿洲貴族高貴精神之哺乳後，也就逐漸失去了優雅，從而日漸變得鄙陋和粗俗。

　　中國在承平日久之後，正如時局所顯示的那樣，惟一沒有受到削弱的民族力量，便是勞工階層了。他們身上那種勤奮勞動、努力工作的精神力量，還存在於這個社會中。然而，中國普通民眾身上這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精神力量，即便沒有受到削弱，但是，由於他們接受不到儒生們有效的教化和管理，不僅性情逐漸變得粗俗，而且工作效率也降低了。更為糟糕的是，民眾們與儒生們一樣還失去了高尚的指導——沒有滿洲貴族以高尚的品格去引導他們為一高尚目的而辛勤工作，中國勞工階層的勤勞力量，就被卑劣的目的浪費了。也就是說，眼下勞工的力量不是被用來生產那些能促進國民身心健康的生活必需品，而是生產一些供人擺闊、滿足其驕奢淫逸之欲望的器物。總之，現在的勞工只是在為了滿足庸人的感官愉悅和虛榮心而勞動罷了。

　　羅斯金曾以其畢生的精力想使人們認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倫理學，其目的是教會人民乃至國家如何花錢，而非如何掙錢。確實，眼下中國的財政狀況不景氣，世界經濟也呈現出一派蕭條。究其原因，不是說整個社會缺乏足夠的生產能力，也不是說人們缺乏工業製品和鐵路，真正的問題乃是在於那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正大行其道。這種可恥的浪費性消費——無論是地區性的還是全國性的，都是由於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而產生的。如果民眾身上那種以勤勞刻苦為本質的生產力量缺乏高貴精神的引導，那麼所謂「浪費性消費」也自然而然地會出現。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人們有一高尚品格引導，將懂得怎樣花錢——怎樣為一高尚的目的而花錢。而當人們懂得怎樣為一高尚目的而花錢的時候，他們將不再在乎自己擁有什麼，而會在乎自己怎麼去做——不是一味去追求宏大、豪奢，也不是要去跟別人炫耀什麼，而是追求高雅的生活情趣和所處環境的優美。如果說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品德達到一定的高度，他們除了高雅的生活情趣和優美的生活環境之外別無所求，就不再會把民眾的生產力量浪費在修建這些東西上面了——他們絕不會去建造龐大、醜陋的樓宇，也不會去修築冗長、無用的公路。總之，一旦某個國家或地區人民的生產力量得到一高尚目的的引導而不至於被浪費掉，那麼這個國家或地區就可以稱得上是真正的富裕之邦了——它不是因為有足夠多的財物或擁有龐大、醜陋的樓宇而稱富，而是因人民身體健康、心靈優美而稱富。

　　歌德說：「每一種天賦之物都有自身的價值，都應該得到發展，有人只鼓勵生產『美』的東西，也有人只鼓勵生產『有用』的東西，實際上，只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建設好一個國家。『有用』的東西不必主動追求，因為這些東西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大眾自然會生產它們；而『美』的東西則必須被追求，因為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但許多人又確實需要它。」因此，袁世凱先生和莫理循博士認為中國最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煤、鐵、廉價的肥皂、便宜的電車以及無線電報——即歌德稱之為「有用的東西」。其實，我認為對於這些東西的生產倒不必過於鼓勵。然而，已故的皇太后陛下則認為中國需要這樣的東西：諸如她的頤和園的美、《論語》之美，中國詩之美，乃至於八股文的美——即歌德所謂的「美好而必須加以追求的東西」。一方面，很少有人能夠主動展示它；另一方面，不僅是許多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需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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