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導論

導論

　　談起牛津，過去的牛津，馬修·阿諾德說：「我們是在牛津那個優雅的環境中接受教育的。我們不會不懂得這樣一個真理：美麗芬芳乃是人生至上之境的本質特徵。我們喜愛美麗芬芳，厭惡醜陋下流，這種情感，已成為我們對許許多多遭受挫折的事業依戀不舍、對各式各樣獲得成功的運動不以為然的內在動因。這種情感實實在在，從來沒有徹底敗下陣來，即便是在挫折之中，它也顯示出了自己的力量。」馬修·阿諾德接著說：「看看大約30年以前震撼過牛津中心的那場偉大運動的過程吧，凡是讀過紐曼博士《辯護書》（Apgloy）的人們都可以發現，這場運動所攻擊的目標，可以用一個詞來概括，即『自由主義』。『自由主義』最終贏得了勝利並氾濫開來。牛津運動則受到挫折，遭到了失敗。我們的殘兵敗將流落四方。真所謂Quaeregiointerr1snostrinonplenalaboris.（世界上哪個地方不充滿著我們悲哀的故事。）」

　　前些天，當我正在琢磨馬修·阿諾德上述這些話的時候，看到了一份要為中國建立一所大學的規劃報告。我得知，這份規劃出自牛津。於是我擦擦眼睛，自言自語道：自從紐曼博士時代以來，世界、牛津已經走過了多麼漫長的道路啊。紐曼博士之牛津運動的目標，是反對「自由主義」。他那個時代的自由主義，意味著「進步」和「新學」。而眼下這場從牛津發起的運動，在中國建立一所大學的規劃，則是要向中國輸入西方觀念。西方觀念在中國，正如每個人都知道的，也意味著「進步」和「新學」。那麼，馬修·阿諾德所說的牛津情感，那種鼓舞和激勵紐曼博士的牛津運動去反對自由主義、進步和新學的情感，都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現在的牛津學者，已經找到了辦法可以將牛津情感與進步、新學調和起來了嗎？我自己並不認為這樣一種調和是可能的。古人說得好，「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同時又供奉財神」。換言之，難道牛津的學者打著同春風得意的進步與新學事業結盟的旗號，就真能給絕望中的中國人帶來幫助嗎？在牛津和英格蘭，高尚的人們自言自語道：「我們實在同情正在與進步和新學戰鬥的中國人，這種進步和新學使得他們變得唯利是圖，道德淪喪。為了幫助他們更為有效地戰鬥並贏得勝利，我們將給他們提供武器。的確，這些武器都取自于進步和新學的武庫，但是，我們卻用追求美麗和優雅的牛津情感對之加以了調和，如果可能，用基督教那神聖的優雅和芳香來加以調劑就更好了。」

　　下面，我並不想對目前要在中國建立大學的規劃提出什麼意見或批評，我想給塞西爾（Cecil）勳爵及那些對這一大學規劃感興趣的人們，講一個故事，一個大約三十年前發生在中國的偉大運動的故事，它在許多方面，與紐曼博士領導的著名英國牛津運動故事如出一轍。我想，講這一故事對於他們或許不無裨益。中國那場牛津運動的目標，也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進步和新學的現代歐洲觀念。現在，新的牛津運動就要到來了，我相信，正如我所說過的，它將要來幫助我們中國人同現代歐洲的進步和新學觀念戰鬥了。當此之時，回顧我們過去妁運動，可以總結經驗。我們怎樣戰鬥，為什麼失敗和如何失敗。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新的外國盟友都將是有用的。我尤其有資格講這一運動的故事，因為我有幸加入到牛津人的行列中參加了戰鬥。我們艱苦奮戰了30年，然而現在我們的事業卻幾乎失敗了——有些人背叛了我們的事業，還有許多人則投降了。餘下的所有人，現在都已流散到四面八方。

　　領導我參加戰鬥的首領，是已故的帝國大臣張之洞。當我兩年前在北京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徹底絕望了，一心只想著怎樣才能獲得更為寬容的投降條件。運動中，同樣接受張之洞大人指揮，和我一道並肩戰鬥的戰友梁敦彥，即現在的外務部尚書，去年他在見到我的時候，向我下達了「各自逃命！」（Sauvequipeut！）的命令——我恐怕是我們的隊伍中惟一仍然絕對相信我們的事業、那反對進步和新學之現代歐洲觀念的中國文明事業最終必將勝利的人。但現在，我孤身一人，像維吉爾所寫故事中的英雄一樣。那個英雄在特洛伊城被攻破之後，不得不四處流浪，起先，他是想在貪婪的色雷斯人中間尋個安身的地方。而我現在在上海，為了給我的家庭守護神和那個偉大的特洛伊守護神（Penatibusetmagnis）找個臨時避難所和棲身之地，也不得不與黃浦江的污泥之龍（Muddragons）搏鬥。尋遍整個上海地區，我都找不到一個英國人肯向我伸出救援之手，因為：「人人可管之事，也就是無人過問之事。」

　　我要講的我們為中國文明事業拼死決戰的故事，很長很長；它與我過去的生活緊密相關，並勾起我對倒下的戰友、死去的親人以及所有逝去的美好事物的懷念之情——對於我個人來說，它則是一個無法用語言形容的悲哀故事——

　　但既然你這麼想知道我們的故事，
　　想簡要地聽一聽特洛伊的最後災難，
　　儘管一想起來就令人毛骨悚然，瑟縮哀痛，
　　那我還是開始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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