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雅各賓主義的中國(2)

雅各賓主義的中國(2)

　　中國的舊式政體，讓我在此指出，儘管有種種缺陷，它仍然在民眾之中維持了一般的道德水準。這一點，從歐洲傳教士及其信徒——包括歐美諸國男人、婦女和孩子——能穿過幅員遼闊的帝國遊歷而不出大的危險這一事實，便能得到證明。至於人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否正直行事，我們也能從這樣一個事實中得到證實：舊式政體下的中華帝國政府儘管財政極端困乏，仍然能夠定期支付庚子賠款。

　　而現在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之下，一切都將不成為可能了。之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其一，在歐洲，國家和教會是兩個分離的機構，而在中國則合二為一。在歐洲，教會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國家則主要負責維持秩序。而在中國，國家既要負責維持人民的道德，又要負責維持秩序，二者兼管。

　　歐洲的教會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上帝；而在中國，國家得以促進人民道德的權威本源，是皇帝。因此，在歐洲，如果你破壞和取消了對上帝存在的信仰，維持民眾的道德即便不是不可能，也將是困難的。同樣，在中國，如果你攻擊皇帝，取消了人民對皇帝的尊崇，你就等於破壞了中國人民的道德賴以存在的整個結構——事實上，你破壞了中國的宗教——它不是超越塵世的神教，而是一種人間宗教，一種以中華帝國大清王朝為天堂，以皇帝為上帝——或曰上帝之代理人的宗教。一旦破壞了這種宗教，你在中國要保持民眾的道德，哪怕是一般水平的道德，也是不可能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為在中國對皇帝的忠誠是一種宗教，可以說，它是儒家國教（Statereligion）的基石，應與歐洲的教會宗教（Churchreligion）區別開來。正如在歐洲，殉道者因為信仰基督——上帝之子而萬死不辭一樣，在中國，殉道者則寧願身受萬死，也不放棄對於君主——天子或天使的忠誠。這一點從中國歷史上可以得到證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的統治之下，民眾連一般的道德水準也不可能維持了。

　　然而人們會說，在中國，我們發生過許多次以改朝換代告終的革命，中國人都並沒有因此淪喪道德。但是，在中國，每一次導致了改朝換代的革命，始終都存在兩個條件。其一，革命為人民（people）發動，而不像現在這場革命那樣為群氓發動。孟子說：「得乎邱民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顯而易見，在目前的這場騷亂中，普通國民（邱民）始終沒有參加革命，而且公開反對革命。另一個條件是，那個成功地變作最高統治者的人，必須具備能激發憧憬並贏得全民族尊敬的卓越的道德品質。而袁世凱的所作所為，表明他連一般的道德品質、一般的廉恥和責任感都不具備，甚至連小偷和賭徒也不如。袁世凱奉命出山保衛大清，可他出山後，不是像一個有廉恥心的人那樣去盡職盡責，而先是恭順地屈從於革命黨，然後使出百般狡計，使其統率的士兵墜失忠君之心，並擁兵自立，逼迫皇帝退位，最後成為民國總統。在所有這一切過程當中，一個具有最起碼常識的普通人，也無法將此種行為與廉恥和責任的最基本原則（即名分原則，忠義觀念）調和起來。然而，最令人奇怪的還在於，袁世凱自始至終從沒有進行過拒絕屈從的努力，哪怕是裝模作樣的努力的也沒有過。這樣一種人，怎能博得他統治下的人民的尊崇呢——除非人民喪失了一切廉恥和責任感。

　　這，就是我認為在袁世凱及其共和國統治下，中國民眾即便連一般道德水平也保持不了的另一個原因。而失去了民眾的一般道德，又怎能進行統治，遑論所謂「文明」了。

　　外國人欣賞袁世凱，認為他是一個挽救了中國目前局勢而沒有導致流血的大政治家。殊不知他不過僅為了一時的需要而規避了必要的少量流血，而將可怕的無政府混亂局面和更大的流血留到了未來。的確，如果我上述所言不差，那麼袁世凱的所作所為將比人民流血還要壞上萬倍——他不僅毀棄了中華民族的廉恥和責任感，而且毀棄了中華民族的政教和文明。大清王朝不僅是中國權威尊崇的象徵和旗幟，而且是中國政教和中國文明目標的象徵與旗幟。這面旗幟交托給了袁世凱，但他卻像一個懦夫和賣國賊一樣，以「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為藉口，不得不將大清拋棄。然而，負責保護這面旗幟的官員的責任並不僅僅在於挽救這面旗幟的布料，不在於那些花費了許多金錢的物質，他的責任在於捍衛那為之戰鬥的目標——那無價的道德利益，而旗幟的布料只不過是其載體罷了。對於像袁世凱這般行事的官員，每個有廉恥感的人都會認為他是一個懦夫和叛徒。

　　我的許多外國朋友笑話我，認為我對滿人朝廷愚忠，但我的忠誠不僅是對我世代受恩于她的王朝的忠誠，在這種情況下也是對中國政教的忠誠，對中國文明目標的忠誠。辜鴻銘先生在他的《中國的牛津運動》中試圖告訴人們的，就是我們為了這一目標——中國文明、中國政教、那種名譽和責任宗教的目標，來反對現代歐洲文明，反對那種利欲宗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人正在做孤注一擲的奮鬥。這個故事的寓意，現在能見到的真理，包含在這樣一句話中：「你不能既侍奉上帝，又供奉財神。」張之洞大人告訴我們並教導文人學士們說：我們能夠而且應該調和。現在這種局面，就是我們調和的結果。辜鴻銘先生在此書中寫道：「紐曼博士和張之洞大人所採用的調和辦法，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導致了耶穌會教義的產生，在政治上則導致了那個被稱為「馬基雅維利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張之洞向儒生和統治階層所傳授的這種馬基雅維利主義，當被那些品德不如他高尚、心地不如他純潔的人所採納，諸如被袁世凱這種天生的卑鄙無恥之徒所採納的時候，它對中國所產生的危害，甚至比李鴻章的庸俗和腐敗所產生的危害還要大。」

　　正是張之洞大人所傳授的這種耶穌會教義的作用，使得整個中國的儒生們在革命者和袁世凱面前，其忠誠與抵抗能力瞬間土崩瓦解，令人費解。

　　事實上，正是這種耶穌會教義，使得中國的儒生們在袁世凱屈從於群氓、逼迫皇帝宣佈退位並成為民國總統後，當袁世凱欺騙他們說他仍然忠於皇上時，儒生們竟然信以為真。最後，也正是這種耶穌會教義的陰險狡詐精神——即那種只要目的正當，可以不擇手段的精神——甚至使得那些有教養的外國人，對這樣一個明顯的事實，即袁世凱的所做所為連盜賊也不如的事實視而不見。

　　愛默生在《英國人的性格》一書中談到英國人實事求是，憎惡兩面討好、見風使舵、見機行事的機會主義者時說到，「牛津那些激進的暴民追隨在托利黨人埃爾登（E1don）勳爵之後，大聲叫喊著：『老埃爾登在，為他喝彩：他從不叛賣！」』接著，他又提到英國人給予路易·拿破崙的榮譽並對此加以注解，說道：「我相信，當倫敦的貴族和平民在這個成功的小偷面前，像一個那不勒斯下等人那樣卑躬曲膝的時候，我有幸結識的英國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會以此為然。然而，儘管這種行為令人作嘔，作為國家，怎樣才能採取一系列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來加以抵制呢？政府總是太晚才知道，任用不誠實的代理人，對於國家就如同對於個人一樣有害。」

　　如果像我所說，中國革命以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而告終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那麼，我以為，若是外國列強找不到抵制袁世凱及其民國的辦法，邁出承認它的令人作嘔的一步，那將是一場更大的災難，它不僅危害中國，而且危及全世界。有一個故事，講一個西班牙貴族，當他受命接納一個身居高位的臭名昭著的賣國賊時，說道：「我完全服從命令，然後便焚毀自己的家園。」如果外國列強承認袁世凱，那麼，中國人就將同那個西班牙人一樣，暫時接納他，但隨後必定焚毀自己的家園，在焚毀自己家園的同時，也會將大火引向全世界。

　　最後，讓我再一次強調中國共和主義意味著無神論的事實。當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公開宣佈無神論，並制定理性女神（GoddessofReason）的法令時，所有的歐洲人都渴望見到自由、平等和博愛的黃金時代的到來。然而，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隨之而來的不是黃金時代，而是動搖整個歐洲王權的「恐怖統治」。現在在中國，袁世凱的喉舌不僅無恥地宣稱共和政體是最好的統治形式，而且實際上宣稱共和國對於中國人民來說，就等於是無神論的代詞。所有歐美人都希望看到一個改良、進步和繁榮的新中國，但在我看來，袁世凱及其共和國在中國存在的直接後果，甚至於比法國的「恐怖統治」還要可怕——它必將迫使歐美諸國非常嚴肅地反省他們對待中國及其文明的方式。

　　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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