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雅各賓主義的中國

雅各賓主義的中國(1)

　　一個中國官員致一位德國牧師的信

　　尊敬的牧師先生（Herr）：

　　大約五年以前，在下給《字林西報》以「一個穿長衫的中國人」的名義寫過一篇文章，在該文中我表示：「就我所見，目前中國維新運動中出現的狂熱思潮，註定將要導致一場災難發生。」現在，我的預言不幸應驗，災難來臨了。共和主義革命以袁世凱將軍成為中華民國的大總統而告一段落。未識事情真相的人們都稱對此感到意外，在下卻不以為然。如果您讀到辜鴻銘先生撰寫的題為《中國的牛津運動》一書，您會發現，他將中國人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滿洲貴族，第二等、中產階級儒士，第三等、普羅大眾或曰群氓。

　　也許您有必要瞭解一下，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的歷史開始于滿人當權，在太平天國暴亂後，中產階級儒士的勢力崛起。中日甲午戰爭後，滿人重新掌權。世紀之交，義和團運動爆發，進而導致「庚子事變」發生。塵埃落定後，中國進入「三頭執政」的權力真空期。而在眼下這場「新學」拳民暴亂之後，我們就不得不面臨庸眾掌權的慘淡局面了。

　　正如我說過，五年以前我所預言的巨大災難，現在來臨了。然而，真正的災難，請讓我在此指出，它還不僅僅是導致全國流血漂櫓、十室九空的暴行，真正的災難是這場革命竟然以袁世凱成為共和國總統而告終！

　　目前這場革命，始於四川那場暴動，即保路運動。就這場暴動本身的性質而言，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合理的。此前，帝國政府公然允許外國人處理中國的鐵路問題，就好像中國人自己倒成了局外人似的。為了反抗這樣無恥的妥協，一場以人民群眾為運動主力的革命爆發了，這也是這場運動應該被歷史記住的原因。總之，目前這場革命暴動的最初起因不應該被忘掉，它是列強對中國內部事務的粗暴干涉。然而，當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群氓利用人們對帝國政府的不滿情緒，並最終將其轉化為一場全國範圍的革命時，災難降臨了。當像伍廷芳博士那樣的人都敢拍電報給皇帝陛下，勒令其遜位時，那實在是一場真正的災難！馬修·阿諾德談起群氓時說：「至於群氓，不管他是一個粗暴的野蠻人，還是一個庸俗的市儈，如果他能記得——每當我們帶著愚昧的激動情緒而堅持一個過激主張的時候，每當我們渴望以純暴力制服對手的時候，每當我們嫉妒他人、表現得蠻橫殘暴的時候，每當我們只崇拜強權或成功，叫囂著反對某些不受歡迎的顯貴以壯聲威的時候，每當我們殘忍地踐踏戰死者的時候，我們對那些受難者均不會有絲毫的同情之心——那麼，意識到這一點的他就發現了自己深藏於內心的那永恆的『群氓精神』。」現在，伍廷芳博士正在參與到那場反對不受歡迎的滿人的喧囂中去，並為之造勢。顯然，眼前的一切都表明，伍博士身上就有阿諾德所說的那種「永恆的群氓精神」，並已徹入骨髓。

　　真正的災難，我說過，不是這場革命，而是這場革命以袁世凱當上共和國總統而告終，因為這意味著道德敗壞的群氓已將整個中國踩在腳下。袁世凱，正如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所說的，是中國群氓的化身，他在第一次維新運動時就悍然出賣了同黨。現在，群氓的代言人掌權了，手握重兵的袁世凱，自然成為共和國總統「最為合適的人選」。但我認為，他的統治將不會長久。不過，在短時期之內，中國一切精妙、美好、尊貴、崇高、親切、聲譽好的東西，都將受到毀滅的威脅。

　　幾天前，你們德國領事館有位先生對我說，他一直感到很奇怪，何以我們漢人竟然會那麼長久地屈從于滿人的暴政之下？他問我，滿洲人到底為中國做過些什麼？我沒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問他是否見過康熙年間的瓷器，如果他見過，我認真地告訴他，他就應該知道滿洲人到底為我們做過什麼了——他們給了我們漢人一顆美好的心靈，以使我們能生產出那麼精美的瓷器，當然，還有其他美麗而精巧的東西。簡而言之，近250年來，中國在滿人統治下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國家，一個真正如花一樣的國度。而當太平天國叛亂平息之後，以儒士為主的中產階級開始在中國掌權，這個國家的高層職位也逐漸被庸俗的市儈佔據了。

　　辜鴻銘先生在他的書中引述過一個身上帶有貴族氣質的英國人所描繪的一幅關於廣州城和部分裸露無掩的廣東百姓的圖景，那是李鴻章掌權之下的中國的圖景——一個粗俗、醜陋的中國。順便說一句，正是為了反對這種粗俗醜惡的中國，中國那些保持著傳統精神的士大夫們才奮起抗爭，發起了中國的「牛津運動」。

　　如果說李鴻章統治下的中國變得粗俗醜陋——那麼現在，在袁世凱統治之下，包括孫逸仙（即孫中山）和美國人荷馬李（HomerLee）的群氓們大權在握，不受限制的時候，我們中國又將變成什麼樣子呢？我忽然想到這一點。歌德說：「壓抑我們的是什麼？——庸俗」。庸俗，中國所有的那些低級、庸陋、粗俗、卑鄙和可恥的東西，現在都得到了充分的機會和充分的「自由」，可以發展自己了。簡而言之，庸俗將成為新中國的理想。更為糟糕的是，我們將不僅擁有中國自身的庸俗，還將擁有來自歐美的庸俗。

　　歌德死前曾大聲警告人們，必須防治「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去年的大年初二，我去上海最為貴族化的茶園小坐，看到了「新中國」——一夥剪了辮子的中國人，談吐粗俗，舉止囂張，騷動狂亂，吵吵嚷嚷，其厚顏無恥實在無法形容。當我看到這一切的時候，我第一次充分地領悟到歌德那一警告的意義。現在上海的外國人，他們為袁世凱統治下的「年輕中國」通過剪辮而最終「融入」了歐洲文明這一事實而興奮不已。這些上當的人們完全沒有意識到，「年輕中國」所「融入」的完全不是什麼歐洲文明，只不過是上海的歐洲文明——歌德稱之為「盎格魯-撒克遜傳染病」，即一種歐洲文明肌體內正在滋長的疾病而已。想一想，一旦四萬萬中國人都染上這種盎格魯-撒克遜流行病，「融入」這種上海的歐洲文明，都變成像我在新年的茶園所見到的那些剪了辮子的中國人那樣庸俗透頂，卑鄙至極和騷動不安的人，那將給世界文明帶來一種什麼樣的後果。而且，請記住，這些新式的鄙俗和滿身騷亂精神的中國人已經學會了使用炸彈。人們談論著袁世凱統治下的新中國，依我看，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禍」。「Vo1kerEuropa』s，bewahreteureheiligstenGefiter！」（歐洲人，保住你們最神聖的天良！）

　　現在，在上海，當我與歐洲人，甚至那些有教養的歐洲人談起上述這些觀點時，他們都稱我為「理想主義者」。但這些現實主義者們忘記了一件事，在我看來，當今的時事評論家和政客們完全忘記了一個極為簡單的真理，那就是，正如一個法國作家所說的那樣：「一切文明和統治賴以存在的最終基礎，在於民眾的一般道德和他們在公共事務中能在何種程度上正直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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