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牛津運動自序

自序

　　在一個偶然的場合，筆者與一些外國人討論這樣的問題：生活在上海的中國人與歐洲人相比，誰更講道德？對於這一比較，一個英國人評論說：「那完全要看你個人的立場是什麼樣的了。」這位英國先生所持的此種「立場」哲學，就是馬修·阿諾德先生所說的「大不列顛人特有的無神論」之代稱，他說：「現在，有一種哲學在我們中間廣為流傳，它使人們相信，在這個世上，至善至美的品德或者最為正當的理由是不存在的——至少，舉世公認和切實可行的至美品德或最正當的理由這些東西是不存在的。」阿諾德接著還引用《泰晤士報》上的一篇文章說：「試圖將那些我們喜歡或不喜歡的東西強加于周圍的人，這種努力將會是徒勞的。我們必須腳踏實地，因為每個人對於宗教或世俗理念的完善，都有小小的一己之見。」

　　現在，知情人之所以無法幫助英國人瞭解發生在中國的事變的真實狀況，不但因為這個國家的每個人都有他（她）「小小的一己之見」，而且，也是更要命的是，他們根本不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有所謂「正確」或「錯誤」觀點！

　　我有一個為我所熟識的英國朋友，我很尊敬他，他是上海頭腦最為冷靜的商人之一。有一次，他光臨寒舍赴宴，我把一個書法家（他的書法的出色足以讓他躋身中國一流書法家之列）的手跡拓本拿給他欣賞。不料，這位可敬的英國先生竟然表示，他敢肯定，他的買辦寫漢字寫得要比眼前這幅出色得多——至少，筆劃更為工整。你看，這就是他那「小小的一己之見」！

　　還有一個我認識的英國人，他出身於公立名校，近來活躍於上海上流階層的社交圈。有一次，他欣欣然地跟我談起詩來，他說他非常欣賞麥考萊勳爵的《古羅馬之歌》。尷尬之餘，我便把馬修·阿諾德的相關評論拿出來給他看——阿諾德說，一個人如果不能從麥考萊勳爵那些貌似「黃鐘大呂」般的短歌中辨聽出毛病來，那他根本就不配談詩，甚至還包括麥考萊勳爵的詩：

　　人們來到這個塵世，
　　死不過是或早或遲。

　　依我看，要我讀這樣的詩而不感到噁心和不自在，那真是為難我。想不到，這位出身公立名校的英國紳士看了後卻對我說，那不過是馬修·阿諾德的個人觀點。照他看來，這些詩實在是妙不可言。因此，正如《泰晤士報》所說的那樣，對於詩歌、藝術、宗教、政治乃至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如何才算高雅完美，何為「陽春白雪」，每個可敬的英國人都有著他「小小的一己之見」。

　　當然，一個普通的英國人對於中國書法或英國詩歌這類事物發表自己「小小的一己之見」，儘管可能有害，卻無關緊要。但是，像莫理循博士和濮蘭德先生這樣的《泰晤士報》駐華通訊員，他們對於已故的中國皇太后陛下的個人品德，中國的政治，乃至古老的中華文明，也自以為是地發表他們「小小的一己之見」——就如同筆者在前文提到的那個可敬的頭腦冷靜的英國朋友在評論中國書法時所持的態度一樣。問題的關鍵是，當這些人將他們關於中國事變的狀況所持的「一己之見」送到倫敦《泰晤士報》上發表，而英國政府又根據這些「一己之見」來制定對華政策並採取行動時，悲慘禍亂的發生也就順理成章了——當年，從義和團運動爆發到中國民眾圍攻各國駐北京公使館，這些老爺們的「一己之見」可謂居功至偉啊。至於前些年日俄兩國悍然在中國東北的土地上開戰，列強因所謂的「文明問題」而屠殺無辜的中國人，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然而，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正確與謬誤的絕對標準呢？對於藝術和詩歌，對於宗教和世俗常規，乃至對於更廣泛意義上的文明，是不是沒有一個公認的最正當的標準，以使我們得以據之判定世間萬物孰優孰劣呢？談到道德、宗教或文明的問題，基督教的傳教士們會說：「是的，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我們基督教的標準。」同樣，在中國，一個出身儒林的士大夫則會說：「哎，如果你們基督教以你們的標準評定一切，那麼我們中國人就要抬出儒教的標準。」

　　北宋時期（960-1127年）的著名詩人蘇東坡（1039-1112年，他名叫蘇軾）的弟弟蘇轍，曾經講過一個鄉愚初次進城的故事。故事裡說，當那個鄉愚見到一匹騾子的時候，硬說他看到了一頭母牛。城裡人說他弄錯了，並告訴他眼前的牲口是騾子而不是母牛，那個鄉愚卻反駁說；「我父親說它是一頭母牛，你們怎麼敢說它是騾子呢？」因此，如果基督教傳教士告知中國的文人學士們，道德、宗教以及文明的絕對標準是基督教標準，或者，當中國文人學士也以儒教標準作為衡量一切價值的絕對標準並將之告知傳教士們時，他們的所做所為就與那個鄉愚一樣了。

　　在後面的正文中，我將指出：「我們中國的文人學士，在歐洲現代物質實利主義文明的破壞力量面前無能為力，正如當年英國中產階級面對法國革命的思潮和理論時束手無策一樣。」我還說：「要想有效地對付現代歐洲文明的破壞勢力，中國文人學士需要開放（expansion）。」我這裡的所謂「開放」就是需要懂得：那些後來被歸納成體系的稱之基督教或儒教的理論彙編，行為規範與信條，並不是絕對真實的宗教，正如中國的文明或歐洲文明並非是真正完美無缺的文明一樣。中國文人學士之所以束手無策，無能為力，是因為他們沒有此種認識。現代歐洲文明無論利弊如何，其偉大的價值與力量——說到這裡，我希望能與那些認為我排外的外國朋友言歸於好——就在於法國大革命以來，現代歐洲人民已經有力地抓住了這種開放觀念，並且這種偉大的開放觀念已經傳到中國。馬修·阿諾德談起他那個時代的英國事態時所說的情形，正與中國今日的情形相同。阿諾德說：「我們長期在其中生活與活動的那種封閉的知識視野，現在不是正在打開嗎？種種新的光輝不是正暢通無阻地直接照耀著我們嗎？長期以來，這些光輝無由直射我們，因而我們也就無法考慮對它們採取何種行動。那些擁有陳規陋俗並將其視為理性和上帝意志的人，他們被這些陳規陋俗束縛了手腳，無以解脫，哪裡還有力量去尋找並有希望發現那真正的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呢？但是現在，堅守社會的、政治的和宗教的陳規陋俗——那種極其頑強的力量，那種頑固排斥一切新事物的力量，已經令人驚奇地讓步了。當前的危險，不是人們頑固地拒絕一切，一味地抱住陳規陋俗不放，並將其當作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是他們太過輕易地便以某些新奇之物相取代，或者連陳規新矩一併蔑視，以為隨波逐流即可，毋需麻煩自己去考慮什麼『理性唯上帝的意志』。」

　　實際上，無論是中國還是歐洲，當前的危險，不在於人們會把馬修·阿諾德所說的陳規陋俗，即因襲已久的是非標準而認為其是理性和上帝的意志，而在於他們根本不相信有理性和上帝的意志這種東西存在。倫敦《泰晤士報》說：「對於『完美』，每人都有自己小小的看法。」不僅如此，現在自稱為自由主義者每一個英國人，都認為他自己對於「完美」的看法或觀點即不比別人高明，起碼也和別人一樣高明。他們根本不在乎我們所謂的正確理性和上帝的意志。因此，現代英國人，當他來到中國時，因為打著開金礦，賣便宜肥皂，或借款給中國人修些無用的鐵路來賺錢的如意算盤，試圖將「自己對於『完美』的小小看法」強加給中國人，所以，只要中國人予以抵制，他就會怒火中燒，變成一個病態的悲觀主義者，或像濮蘭德先生那樣寫些心懷歹意、無中生有的下流事情來誹謗中國官員。

　　那些有頭腦的英國人，在讀過濮蘭德之流所寫的有關清朝官員的充滿歹意的鬼話和令人作嘔的誹謗文字後，也應該去看一看已故的戈登將軍對於中國官員的有關看法。在將兩者加以比較時，人們應該記住，戈登將軍是一個聞名於世的基督教武士和一位君子，而濮蘭德只不過是一個寫通俗韻文的聰明作家和一個令人失望的中國政府前任雇員。戈登將軍說：「我所想到的是，如果我們逼迫中國人進行突如其來的改革，他們將會以一種豬一般的頑固群起抵制；但如果我們引導他們，就會發現他們情願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革並極易管理。他們希望有一種選擇權，憎恨突然給他們劃定道路，仿佛他們於事無關，不在話下。我們從前試行的辦法，就是迫使他們走某種道路，使他們付出同樣的代價，並認為與他們交換意見徒費唇舌，毫無必要。

　　我總在考慮那些清朝官員不得不與之鬥爭的最困難問題；他們可能完全認可我們強加給他們的一切，卻不會去貫徹它；我們必須承認，說起來做這做那容易，而真正做起來卻要難得多。如果他們不想在自己的軍隊中進行改革，我們就對這些可憐的傢伙大加斥責，卻沒有考慮到變革必須盡可能循序漸進，贏得人心。我還能替這些（中國的）帝國主義者說得更多些。他們有很多缺點，但卻蒙受了那些掠奪他們國家的外國人帶給他們的更多冤屈。」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在我看來，像濮蘭德那樣來中國談進步和改革的一般現代英國人或歐洲人，他們的精神狀態甚至還不如我們舊式的中國儒生。誠然，中國儒生除了他們自己的文明之外，甚至不知道有任何文明；但他們至少對自己的文明尚有所知，而如濮蘭德之流的現代英國人或歐洲人，那些油嘴滑舌地談論中國的進步與改革的人，甚至連他們自身的文明也不知道，實際上不知道和不能知道什麼是真正的文明，因為他不相信存在正確理性和上帝意志這樣的東西，而不相信這種東西，世上就沒有文明可言，只可能有無政府的混亂狀態。

　　依我看，其實比我們舊式的中國儒生還遠為不如的現代英國人更需要「開放」，一種心靈開闊意義上的正確開放。但「真正的開放」並不告誡人們說不存在可以據之判定孰是孰非、孰優孰劣的「至上之德」和「至當理由」這類東西。心靈開放的真正價值，在於能使我們領悟到像倫敦《泰晤士報》稱之為我們自己「小小看法」的所謂「完美」，距離真正的、絕對的完美實在非常遙遠。這種真正的絕對的完美，存在於事物的內在本性之中。的確，當英國人一旦弄清了真正開放的意義所在，他就會意識到他現在那種小小的猜測，即那種對於宗教和世俗完美的「小小看法」，實在是一個極其狹隘的「小小看法」，由此，他還會感到不再那麼迫不急待地要將自己的這種小小看法強加給別人了。

　　然而，最大的困難在於如何實現這種真正的開放。我覺得有一件事情必不可少，用一句政界的時髦詞來說，就是「門戶開放」的原則。這不是貿易和鐵路的「門戶開放」，而是知識和道德上的「門戶開放」。毫無疑問，沒有知識和道德上的「門戶開放」，真正的開放是不可能的。這種「門戶開放」原則，用聖保羅的話來講，就是「檢驗一切事物，擇善固執」。

　　簡而言之，不僅今日中國，而且今日世界所需要的，不是那麼多的「進步」和「改革」，而是「門戶開放」和「開放」，不是那種政治上的或物質上的「門戶開放」和「開放」，而是一種知識和道德意義上的開放。沒有知識上的門戶開放，不可能有真正的心靈開放，而沒有真正的心靈開放，也就不可能有進步。我已經給過聖保羅對「門戶開放」的定義，下面，我再提供一個孔子關於「開放」的定義，孔子說：「在真正有教養的人們中間，是不存在種族之別的」（有教無類）。

　　正是懷著促進世界「知識上的門戶開放」和「道德上的開放」事業之願望，我寫了下列文章，也是出於同一願望，現在我將它們彙集成書，提交給公眾閱覽和批判。

　　辜鴻銘

　　1910年2月1日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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