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普羅旺斯(7)_彼得·梅爾

七

　　第二章懸而未決的謀殺害

　　我與馬裡厄斯初退時，一見面就差點釀成血案。我遠遠看見馬裡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裡，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閒逛。聽到汽車引擎的響聲。他轉過身來，看見我正驅車過來。在那段路上曾經有過一兩次心驚肉跳的經歷之後，我已經學會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騎自行車的人、拖拉機司機以及狗和驚慌的雞仔們那令人無法預料的動作。我慢慢地減低了車速。他一下子跳到車前，雙臂展開，似乎想擁抱汽車，幸虧我的腳一直踩在刹車片上，才沒有讓他的擁抱得逞。在離他僅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車停了下來。

　　他先沖我點點頭，然後繞過去，打開車門，上了車。「你好，」他說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裡，我的腳踏車正在那兒修理。」

　　他說在咖啡店前面下車。但是，我們到達咖啡店時，他卻沒有要下車的樣子，看起來似乎被換檔杆旁邊盤子裡用來投入停車計時器的零錢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個電話？」

　　我指指盤子。他仔細地挑選裡面的硬幣，最後取了一個十法郎的硬幣，沖我眉開眼笑，然後便消失在咖啡店裡。可是，在路過咖啡店旁邊的那部投幣電話時，他連裝裝樣子瞥一眼都沒有。

　　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這幕喜劇一再重演。馬裡厄斯經常出現在我的視線裡，要麼在街道上走來走去，要麼在村子裡徘徊，伸開雙臂請求搭車。他的機動腳踏車總是在修理，他還需要打個電話。過了一段時間，我們乾脆免去了這些令人厭倦的俗套。我就在檔位杆旁的盤子裡放上兩個十法郎的硬幣，馬裡厄斯則徑直將錢放進衣服口袋裡。對這種安排我們倆都非常滿意，它高效、文明，而我們，都不喜歡討論金錢的事。

　　漸漸地，我們之間的關係從初級的金錢關係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呈現出某種社交的特點，這種情況是兩三個月以後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進郵局，看到馬裡厄斯正對著一張紙手忙腳亂，他堅持把紙推向櫃檯裡面的女營業員。女營業員一直搖著頭，又把紙推了回來。聳了好多次肩，最後用那些聽得見的噘嘴聲取代聳肩——氣正從往下撇著的嘴唇裡輕蔑地擠出來一一法國人喜歡這樣來表示不贊成或不同意。接下來便是沉默。交涉顯然沒有成功。

　　我的到來讓女營業員有了結束交涉的藉口，她斜對著馬裡厄斯，沖我道了聲早安。馬裡厄斯回頭看見是我，緊繃著的臉立刻舒展開來，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訴苦說，那位女營業員拒絕將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兌換成現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像力，生性乖張，不肯助人。他將支票舉到眼前仔細端詳，說，這是一種實用的斂錢工具。

　　他把支票遞給我，支票在風中可憐地抖動著。我猜這可能曾經是一張合法支票，但是現在它被弄得皺巴巴、髒兮兮的，上面的數字都磨掉了，幾乎難以辨認。用現錢換回這麼一張破舊不堪、讓人難以相信的老古董，這不啻於一個不折不扣的樂觀主義行為。我這樣告訴馬裡厄斯，再說我身上也沒有五百法郎。

　　「非常遺憾，」他說，「既然這樣，你為我買杯酒喝總可以吧。」

　　我發現，我很難回絕這種可愛的厚顏無恥，也許正因為我身上這種東西太過缺乏。兩分鐘後，我和馬裡厄斯已經坐在咖啡店後面的座位上了。我們以往的會面都是在車裡，我的眼睛一直盯著道路，這是我第一次有機會近距離觀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氣候一定對他的膚色產生了太多的負面影響，因此他那皮膚就像皸裂的樹皮。別人臉上是皺紋的地方，他的卻是深溝；別人臉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卻是皺紋。但他的眼睛很亮，頭髮濃密，粗硬，灰色，剃著平頭。我揣測他的年齡在六十歲上下。他從軍用茄克口袋裡取出一大盒點煤氣爐的粗頭火柴，點燃了一支香煙。我看見他左手的整個拇指從第一個關節處都沒有了，也許在修理葡萄藤時失手被修剪鉛剪掉了。

　　一大口紅葡萄酒下肚，他的身體微微顫動，像是表示謝意，然後便開始盤問我。他說我講法語的樣子就像德國人。當我告訴他我是英國人時，他顯得很吃驚，因為大家都知道，去國外的英國人更願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語言，遇到當地人聽不明白的地方，他們把音調提高就行了。馬裡厄斯捂住耳朵，咧著嘴，瞅著牙笑，臉上的道道格皺便蕩漾開去。

　　然而，一個英國人，大冬天在這兒幹什麼？以什麼為生？好多人也經常問我類似的問題，我的答案常常激起兩種不同的反應——要麼是遺憾，因為寫作是一項聲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職業；要麼是興趣，不少法國人對那些在文學藝術領域裡艱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懷敬意。馬裡厄斯屬第二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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