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契約論第三卷第八章論沒有一種政府形式適宜於一切國家

第八章論沒有一種政府形式適宜於一切國家

　　自由並不是任何氣候之下的產物，所以也不是任何民族都力所能及的。我們越是思索孟德斯鳩所確立的這條原則，就越會感到其中的真理；人們越是反駁它，就越有機會得到新的證據來肯定它。

　　在全世界的一切政府中，公家都是只消費而不生產的。那末，他們所消費的資料從何而來？那就來自其成員的勞動。正是個人的剩餘，才提供了公家的所需。由此可見，唯有當人類勞動的收穫超過了他們自身的需要時，政治狀態才能夠存在。然而，這種過剩在全世界的各個國家裡並不是都一樣的。在某些國家裡，它是相當大的，但在另一些國家裡卻微不足道，另有些國家裡根本就沒有，再有些國家則是負數。這一比率要取決於氣候的好壞，土地所需要的勞動種類、物產的性質、居民的力量和他們所必需的消費量的多少，以及這一比率所由以構成的許多其他的類似比率。

　　另一方面，各種政府的性質也不一樣，它們的胃口也有大有小；而且這些不同還要基於另一條原則，即公共賦稅距離它們的來源愈遠，則負擔就愈重。衡量這種擔負，決不能只根據稅收的數量，而是要根據稅收轉回到原納稅人的手裡時所必須經歷的路程。如果這一流轉過程既簡捷而又規定得好，那末無論人民納稅是多少，都是無關緊要的；人民總會是富足的，財政狀況總會是良好的。反之，無論人民所繳納的是多麼地少；但是，如果連這一點點也永不再回到人民手裡的話，那末由於不斷的繳納，人民不久就會枯竭；於是國家就永遠不會富足，人民就永遠都是貧困的。

　　由此可見，人民與政府的距離越擴大，則貢賦也就越沉重；因此，在民主制之下人民負擔最輕，在貴族制之下負擔較大，在國君制之下就承擔著最大的重擔了。所以，國君制只適宜於富饒的國家；貴族制只適宜于財富和版圖都適中的國家；民主制則適宜於小而貧困的國家。

　　事實上，我們越是加以思索，就越會在這裡面發現自由國家與國君制國家之間的不同。在前者之中，一切都是用於共同的利益；而在後者之中，則公共力量與個別力量二者是互為倒數的，一個的擴大乃是由於另一個的削弱。歸根到底，專制制度之統治臣民並不是為了要使他們幸福，而是要使他們貧愁困苦，以便統治他們。

　　在每種氣候之下，都有許多自然因素；我們可以根據這些自然因素指出政府的形式，因為政府的形式是受氣候的力量所制約的；我們甚至於可以說出它應該具有哪種樣子的居民。凡是貧瘠不毛的地方，產品的價值抵不上勞動的，就應該任其荒廢，或者只由生番來居住。人們勞動的所得剛剛能維持需要的地方，應該是由一些野蠻民族來居住；在那裡，一切典章制度都還是不可能的。勞動生產剩餘不多的地方，適宜于自由的民族；土地富饒肥沃，勞動少而出產多的地方，則需要以國君制來統治，以便君主的奢侈能消耗掉臣民過多的剩餘；因為這種過剩被政府所吸收要比被個人浪費掉好得多。我知道，這裡有例外；但是這些例外的本身就證實了這條規律，那就是，它們遲早會產生革命，使得事物又回到自然的秩序。

　　永遠應該把一般規律與特殊原因區別開來，特殊原因只能影響到一般規律的效果。縱使整個南方佈滿了共和國而整個北方佈滿了專制國，然而由於氣候的作用，專制之宜於炎熱的國土、野蠻之宜於寒冷的國土、美好的典章制度之宜於溫帶地區，仍然並不因此而減少其為真理。我也看到人們雖然同意這個原則，但應用起來還是有爭論的：人們會說寒冷的國土也有非常肥沃的，南方的國土也有非常貧瘠的。但是這個難題，只有對於那些不從全面的比率來考察事物的人，才真是難題。因為，正如我已經說過的，還必須要計算勞動、力量、消費量等等的比率。

　　假設有兩塊相等的土地，其中一塊的產量為五，另一塊為十。如果前者的居民消耗量為四，而後者的居民消耗量為九；那麼，前者產量的過剩是五分之一，而後者的過剩則為十分之一。兩者過剩的比率既然與生產量的比率成為反比，所以生產只等於五的那塊土地，其剩餘就要比生產等於十的那塊土地的剩餘多出一倍。

　　然而這並不是個產量加倍的問題，並且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竟然把寒冷國土的豐饒程度一般地等同於炎熱國土的豐饒程度。可是，姑且讓我們假設有這樣的相等；如果我們願意的話，讓我們衡量一下英國之于西西里以及波蘭之於埃及吧；再往南就是非洲和印度群島，再往北就什麼也沒有了。為了使它們的產量相等，在耕作方面就應該有多大的懸殊啊！在西西里，只須松鬆土罷了；而在英國卻須付出多麼大的精工細作啊！因此，在必須用更多的人手才能得到同等產量的地方，它的剩餘量也就必然會更少。

　　除此之外，還應該考慮到同等數量的人在炎熱的國土上，其消耗卻要少得多。氣候要求這裡的人們必須節制食欲才能保持健康；歐洲人在這裡如果要像在自己家鄉里那樣生活，一定會死於痢疾和消化不良的。沙爾丹說：「比起亞洲人來，我們簡直是食肉獸，是豺狼。有人把波斯人吃得少，歸咎於他們對土地耕種不足；而我則相反，我相信他們的國家之所以不那麼富於糧食，正是因為居民需要得少。」他接著又說：「如果他們的節食是土地歉收的結果，那就應該只有窮人才吃得少，而不應該所有的人普遍都吃得少；並且在各個省份裡，人們也就應該按照土地的豐饒程度而吃得有多有少，卻不應該是全王國的人都同樣吃得少。波斯人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非常自豪，他們說只要瞧瞧他們的皮色就可以看出，他們的生活方式比基督教徒的生活方式要優越得多了。的確，波斯人的面色都是勻淨的；他們的皮膚是美麗的，又細潤、又光澤；反之，他們的屬民，那些按照歐洲人的方式而生活的阿美尼亞人的面容，則粗糙而多面刺，並且他們的身裁也是既肥蠢而又笨拙。」

　　越是接近赤道，人民生活的所需就越少。他們幾乎不吃什麼肉類；大米、玉米、高粱、小米和卡薩麩便是他們的日常食品。印度群島有好幾百萬人，他們每天的食品還值不上一蘇錢。就是在歐洲，我們也看到北方民族與南方民族之間，食欲有顯著的差異。一個德國人的一頓晚餐，一個西班牙人可以吃上一星期。在人們比較貪吃的那些國家裡，奢侈也就轉到食品上面來。在英國，奢侈表現為筵席上的肉食羅列；而在意大利，人們設宴則只是用糖果和鮮花而已。

　　衣著的奢侈也可以表明類似的差異。在季節變化急速而劇烈的氣候之下，人們穿著得就更好也更簡單；但在人們的穿著只是為了裝飾的那種氣候之下，人們便力求衣服華麗而不求適用了，衣服本身在這裡也就是一種奢侈品。在那不勒斯，你天天都可以看到有許多人在鮑昔裡普山上閒逛，只穿著光彩奪目的外衣而沒有內衣。就房屋來說，情形也是一樣：當人們完全用不著耽心氣候會傷害人的時候，他們就一味講求富麗堂皇。在巴黎、在倫敦，人們要求住得溫暖而舒適。但在馬德裡，人們雖有著精緻的客廳，但卻沒有可以關得上的窗子；而且他們就在老鼠洞般的屋子裡睡覺。

　　在炎熱的國度裡，食物更豐滿而多汁，——這是第三種差異，而這種差異是不可能不對第二種差異發生影響的。為什麼在意大利，人們要吃那麼多的蔬菜？就因為意大利的蔬菜好，營養高，滋味美。在法國，蔬菜都是用水澆灌的，所以毫無營養，因而筵席上也就幾乎完全沒有把蔬菜當一回事。可是它們並不少占土地，並且至少也得費同樣的氣力去栽培。這是一條已經確定的經驗了，巴巴裡的小麥儘管次於法國的小麥，可是能出更多的麵粉；而法國的小麥卻又比北方的小麥出粉更多。由此可以推論：在從赤道到北極的這個方向上，一般地都可以觀察到類似的級差現象。從同等數量的產品之中，所得到的糧食卻較少，這豈不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不利條件嗎？

　　在所有這些不同的考慮而外，我還要補充另一條考慮，它是從其中引申出來的，並且還可以加強它們。那就是：炎熱的國度比寒冷的國度所需要的居民更少，而所能養活的居民卻更多；這就產生一種永遠有利於專制制度的雙重剩餘。同樣數目的居民所占的地面越廣闊，則反叛也就越困難；因為他們無法敏捷地而又秘密地配合一致，而且政府總會很容易揭露反叛的圖謀，並切斷一切交通的。但是為數眾多的人民越是聚集在一起，政府也就越發無法篡奪主權者。首領們在他們的密室之中策劃，也正像君主在他的內閣會議中是一樣地安全；而且群眾集合在廣場上，也會像軍隊集合在營房裡一樣地迅速。因此一個暴君政府的便利之點，就在於它能在遠距離上行動。借助于它所建立的各個支點，它的力量就能像杠杆的力量一樣隨著長度而增大。相反地，人民的力量則只有集中起來才能行動；如果分散開來，它就會消滅，正如灑在地面上的火藥的作用，只能是星星點點地燃燒罷了。這樣，人口最少的國家就最適於暴君制；兇猛的野獸是只能在荒野中稱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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