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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五


  我們默契地站住,注視著駛入停車場的末班有軌電車。這樣一個場面真好看。周圍是黑暗的城市,遠處,一個喝醉的建築工人在怪聲唱歌,因為今天是星期五。除此以外,一片寂靜,儘管進場的末班電車鈴聲丁當並讓彎曲的鐵軌發出聲響,但不是喧鬧。大多數電車駛入停車站,可是也有幾輛空車,橫七豎八地停在鐵軌上,像過節似的亮著燈。

  是誰出的主意?是我們的主意。不過,是我先開的口:「親愛的朋友,怎麼樣?」馬策拉特先生點點頭,我們不慌不忙地上了車。我站到駕駛臺上,隨即摸到了門道,穩穩起動,慢慢加速,表現得像個優秀的有軌電車司機。當我們已經把明亮的停車場扔在背後的時候,馬策拉特先生用這樣一句話嘉許我的表演:「你肯定是個受過洗禮的天主教徒,戈特弗裡德,要不然的話,你開有軌電車就不會開得這麼好。」

  說實話,這件小小的臨時工作給了我許多樂趣。看來,停車場上的人沒有發現我們把車開走了。沒有人追我們。再說,人家可以切斷電源,不費吹灰之力就讓我們停下來。我把電車朝弗林格恩方向駛去,穿過弗林格恩,正考慮是否在漢尼爾附近拐彎,朝拉特、拉亭根駛去,這時,馬策拉特先生請我開進去伯爵山、格雷斯海姆的軌道。雖說我害怕獅堡舞廳下面的那段上坡路,但仍迎合了被告的願望,闖過了那段上坡路,過了舞廳。這時,我不得不刹車,因為有三個人站在鐵軌上,與其說是求我,不如說是強迫我停車。

  剛過哈尼爾,馬策拉特先生就已經到車廂裡面去抽香煙了。我作為司機只好大聲說:「請上車!」我注意到第三個不戴帽子的人。他被兩個戴著有黑色系帶的綠帽子的人夾在中間,上車時動作笨拙或者是被擋住了眼睛,好幾次沒有踩到踏板。他的兩個陪同或看守相當粗暴地幫他登上司機台,緊接著走進車廂去。

  我又把車開走時,聽到後面車廂裡一陣淒慘的嗚咽聲,接著是有人連打幾個耳光。然後,是馬策拉特先生堅定的聲音,我聽了才放下心來。他譴責剛上來的那兩個,警告他們,不該動手打一個受傷的、半瞎的又苦於丟失了眼鏡的人。

  「您少管閒事!」我聽到戴綠帽子的人中間的一個厲聲吼道,「他今天還要經歷他所想像不到的事呢!本來嘛,已經拖得夠久了。」

  我把電車向格雷斯海姆徐緩地駛去時,我的朋友,馬策拉特先生想要知道,這個可憐的半瞎的人究竟犯了什麼罪。他們的談話立即轉到了奇怪的話題上去。剛講了兩句話,大家就置身於戰爭時期了,或者說,倒轉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戰爭爆發,那個半瞎子據他們說是個義勇軍戰士,非法地保衛過一座波蘭郵局大樓。奇怪的是,馬策拉先生儘管當時只有十五歲,卻認識這個半瞎子,在談話過程中,稱他為維克托·韋盧恩。這個可憐的、近視的、送匯款單的郵遞員,在戰鬥過程中丟掉了眼鏡,沒有眼鏡逃跑,逃脫了那些劊子手的掌心。可是,他們不放鬆,一直追捕他直到戰爭結束,甚至在戰後還在追捕他。

  他們拿出一張紙來,是一九三九年簽發的一道槍決命令。兩個戴綠帽子的中間的一個嚷道,他們終於抓到他了。另一個戴綠帽子的說,他很高興,歷史的舊賬現在終於要了結了。為了執行這道一九三九年的槍決命令,他犧牲了自己的業餘時間,甚至假期,他畢竟還有他的職業,是位商務代表。他的戰友同樣也有困難,他是東方來的難民,失去了在那邊開設的生意興隆的裁縫店,現在必須從頭開始,但現在事情算有了個頭了。今天夜裡將執行命令,了結過去的事。真不壞,還乘上了末班車。

  把一個被判處死刑的人和兩個持有槍決命令的劊子手送到格雷斯海姆去,當這樣的司機可違背了我的本願。在郊區空無一人的、有點傾斜的集市廣場上,我把車向右拐,要向玻璃廠附近的終點站開去,到了那裡,讓兩個綠帽子和半瞎的維克托下來,再同我的朋友踏上歸途。距離終點站還有三站路,馬策拉特先生從車廂裡出來,把他的公事皮包放到職業司機放他們的盛黃油麵包的飯盒的地方。我知道,他的公事皮包裡豎放著那個密封大口玻璃瓶。

  「我們必須救他,他是維克托,可憐的維克托!」馬策拉特先生顯然很激動。

  「他一直還沒有找到一副合適的眼鏡。他是深度近視眼,他們要槍斃他,而他會看錯方向的。」我認為劊子手沒帶武器。但是,馬策拉特先生已經注意到了兩個綠帽子的大衣鼓起,礙手礙腳的。「他是但澤波蘭郵局送匯款單的郵遞員。現在他在聯邦郵局從事同樣的職業。可是,下班以後,他們就追捕他,因為那份槍決命令還在。」

  儘管我並不全部理解馬策拉特先生的意圖,但我仍然答應他,在槍決的時候待在他的身邊,如果有可能的話,同他一起去阻止槍決。

  過了玻璃廠,在第一排小菜果園前不遠處——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我的母親的園子和那棵蘋果樹——我停下電車,朝車廂裡喊道:「請下車,終點站到了!」頭戴黑帶綠帽的兩個人馬上下車。那個半瞎子又費勁地找踏腳板。馬策拉特先生隨後下車,從外套下取出他的鼓。下車時,他請我帶上他的公事皮包和大口玻璃瓶。

  我們扔下還一直亮著燈的有軌電車,緊盯著那兩個劊子手和那個蒙難者。

  我們沿著菜果園籬笆走去。我走累了。前面的三個人站住時,我發現,他們選中了我母親的菜果園當槍決地點。不僅馬策拉特先生,連我也一起抗議。他們不予理睬,推倒腐朽的木板籬笆,把那個馬策拉特先生叫做可憐的維克托的半瞎子綁在蘋果樹上我的樹杈下面。由於我們繼續抗議,他們用手電筒照亮那份揉皺的槍決命令給我們看,命令是由一個姓策勒夫斯基的陸軍司法總監簽署的。我記得,日期一欄寫著:一九三九年十月五日于索波特,印章也沒錯,看來是沒什麼希望了。

  然而,我們談到了聯合國,談到民主制、集體罪責、阿登納等等。可是,綠帽子中間的一個用一句話就把我們的全部反對意見都擋了回去。他說,現在還沒有起草和簽訂和約①,所以,我們不該插手此事。他說,他同我們一樣選舉阿登納,至於這道槍決命令嘛,它繼續有效。他們帶著這道命令去找過最高當局,請當局拿主意,結果,他們還得履行這該死的職責。所以,他說我們還是走開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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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尚未同德國簽訂和平條約。↓

  我們沒有走。兩個綠帽子解開大衣扣子,讓機槍探出頭來時,馬策拉特先生也放正了他的鼓。在此瞬間,月亮從雲裡鑽出來,只缺一點就全圓了。它使雲的邊緣像一個罐頭的齒狀邊緣那樣泛出金屬的光澤。馬策拉特先生拿起兩根鼓棒開始在形狀類似但圓而無缺的鐵皮鼓上進行於涉。他絕望地擂鼓。鼓聲聽起來似乎陌生,然而我又覺得耳熟。字母「O」一再形成,反復出現:亡,沒有亡,還沒有亡,波蘭還沒有亡!可是,這已經是可憐的維克托的聲音了。他知道馬策拉特先生的鼓樂的歌詞:波蘭還沒有亡,只要我們還活著。

  看來兩個綠帽子也熟悉這節奏。他們端著由月光描繪出來的機槍,渾身上下在抽搐。馬策拉特先生和可憐的維克托在我母親的菜果園裡奏起的那首進行曲,促使波蘭騎兵採取行動。這可能是月光幫忙所致,也可能是鼓、月光和近視的維克托沙啞的聲音一起,施展魔法使許多騎兵從地底下冒了出來,蹄聲隆隆,鼻息呼呼,馬刺鏗鏘,牡馬嘶鳴,呼殺嗨殺……不,什麼也沒有,沒有任何東西在發出隆隆、呼呼、鏗鏘、嘶鳴之聲,喊出呼殺和晦殺之聲,而是紅白色,像馬策拉特先生油過漆的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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