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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九


  44.無名指

  「好啊,」蔡德勒說,「二位看來是不想再工作了。」他挺惱火,因為克勒普和奧斯卡不是待在克勒普的房間裡,便是待在奧斯卡的房間裡,無所事事。安葬施穆那天,丟施博士在城南公墓預支給我的那筆錢的餘款,我替我們兩個交了十月份的房租,但是,十一月從經濟方面著眼,大有變成灰暗的十一月的危險。

  不過,確有許多地方來請我們。我們可以在這家或那家舞廳以及夜總會裡演奏爵士音樂。可是,奧斯卡不願再演奏爵士樂。克勒普和我,我們在爭吵。他說,我處理鐵皮鼓的新方式同爵士樂不是一回事。我不予反駁。他因此說我是爵士音樂思想的叛徒。

  十一月初,克勒普找到了一名新的打擊樂手,「獨角獸」的博比,一個能幹人,並同這位打擊樂手一起在舊城應聘。這樣一來,我們兩個又能像朋友似的交談了,雖說此時克勒普已開始與其說在思想上還不如說是在言談上與德國共產黨一致了。

  現在向我敞開的,只有丟施博士的音樂會經紀處的那扇小門了。我不可能也不願意回到瑪麗亞那裡去,尤其因為她的追求者施丹策爾打算離婚,並在離婚之後把我的瑪麗亞變成瑪麗亞·施丹策爾。有時我到比特路科涅夫那裡去刻碑文,也去藝術學院,讓那些勤奮的藝術學徒們把我抹成黑色或者抽象化,還經常毫無目的地去拜訪繆斯烏拉。我們去大西洋壁壘旅行後不久,她同蘭克斯解除了婚約,因為蘭克斯只想畫珍貴的修女畫,不想再揍繆斯烏拉了。

  丟施博士的名片放在洗澡盆旁邊的桌上,靜悄悄卻又咄咄逼人。一天,我把名片撕碎,扔掉,不想再同丟施博士有任何瓜葛。可我吃驚地斷定,我已經能夠像背詩似的背出音樂會經紀處的電話號碼和詳細地址。有三天之久,由於念念不忘這電話號碼而不能入睡,因此,到了第四天,我便走進一個電話亭,撥了號碼,聽到了丟施的聲音,他那口氣仿佛每時每刻都在等候我的電話。他請我當天下午就去經紀處,他要把我介紹給他的老闆:老板正恭候著馬策拉特先生。

  「西方」音樂會經紀處在一幢新建的辦公大樓的九樓。我上電梯前,暗自問道,經紀處這個名義背後會不會隱藏著什麼討厭的有政治內容的勾當。有了一個「西方」音樂會經紀處,在某一幢類似的辦公大樓裡肯定也會有一個「東方」經紀處。選用這個名字倒也不笨,因為我馬上選擇了「西方」經紀處。我到了九樓下電梯時,我確實感覺到自己踏上了通向右邊經紀處的路。壁毯,許多黃銅,間按照明,全部隔音,門挨著門互不干擾,長腿女秘書,匆匆忙忙,帶著她們的上司的香煙氣味從我身邊走過,我險些從「西方」經紀處辦公室門口回頭逃跑。

  丟施博士張開雙臂迎接我。奧斯卡高興的是,他沒有擁抱我。我進去時,一位穿綠毛衣的姑娘的打字機突然沉默無語,隨後又把由於我的光臨而被耽誤的工作補上。丟施到老闆那裡去報告我已經到了。奧斯卡在一張英國軟墊圈手椅的左前側六分之一的地盤上就坐。接著,雙扇門洞開,打字機屏住呼吸,一股吸力把我從軟墊上吸起。門在我身後關上,一條地毯流經一個明亮的大廳,地毯攜我流向前去,直到一件鋼管家具告訴我:現在奧斯卡站在了老闆的寫字臺前面。

  猜一猜,他體重多少公斤?我抬起我的藍眼睛,在空蕩蕩的橡木桌面後方尋找老闆,並且在一把像牙醫用的椅子那樣可以升高和轉動的輪椅裡找到了我的朋友和師傅貝布拉。他癱瘓了,僅僅眼睛和手指尖才表明他還活著。沒錯,他還有聲音!貝布拉的聲音說:「就這樣重新見面了,馬策拉特先生。幾年前,當您寧願要當個三歲孩子來對付這個世界的時候,我不是已經講過了嗎,像我們這樣的人是不會彼此失散的?!只有一點,我深感惋惜地指出,您的身材起了很大的變化,而且一點也沒有好處。想當年,您剛夠九十四公分吧?」

  我點點頭,快要哭出來了。我的師傅的輪椅由電動機帶動,均勻地嗡嗡作響。輪椅後面的牆上,懸掛著唯一一幅畫,巴羅克畫框,真人一般大的半身像,那是我的羅絲維塔,偉大的拉古娜。貝布拉沒有隨著我的目光看去,但為了知道我的目光投向哪個目標,他的嘴幾乎一動也不動地說:「啊,善良的羅絲維塔!她是否喜歡這位新奧斯卡呢?當然不會。迷住她的是另一個奧斯卡,三歲的奧斯卡,面頰豐滿紅潤,相當惹人喜愛。她崇拜他,她向我宣告這一點,而不是承認了這一點。可是,有一天,他不願替她去取咖啡,於是她自己去取,結果就此喪命。就我所知,這不是那個面頰豐滿紅潤的奧斯卡所幹的唯一的謀殺案。他還敲鼓把他可憐的媽媽送進了墳墓,事情不是這樣的嗎?」

  我點點頭,感謝上帝,終於能哭了,我讓眼睛對著羅絲維塔。這時,貝布拉已經準備好進行下一次打擊了:「三歲的奧斯卡愛稱之為他的假想父親的郵局職員揚·布朗斯基,他的情形又怎樣呢?奧斯卡把他交給了劊子手。他們把子彈射進了他的胸膛。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您既然敢改頭換面出現,那麼,您也許可以告訴我,三歲鐵皮鼓手的第二個假想父親、殖民地商品店老闆馬策拉特又是怎麼回事呢?」

  我也供認這是謀殺,是我為了擺脫馬策拉特而幹的,敘述了我如何造成了他窒息而死,不再拿俄國兵的機槍來給自己做掩護,而是說:「是我,貝布拉師傅。這是我幹的,那也是我幹的,這次死亡是我造成的,那次死亡我也不是無罪。寬恕我吧!」

  貝布拉笑了。我不知道他是怎樣發出笑聲來的。他的輪椅震顫,在構成他的臉的數以萬計的小皺紋上方他的侏儒的白髮間,風在扇動。

  我再次苦苦哀求他寬恕我,給我的聲音帶上一種甜蜜的腔調,我知道這腔調會起作用的。我用雙手捂住臉,我心裡有底,這雙手很美,同樣會產生效果:「寬恕我吧,貝布拉師傅!寬恕吧!」

  他扮作我的審判官,演得還真出色,他的雙膝和雙手之間有一塊象牙色按鈕板。他按了上面的一個小鈕。

  我背後的地毯帶來了穿綠毛衣的姑娘。她拿著一個夾子,把它攤平在橡木桌面上。桌面安在鋼管架上,高度大約及於我的鎖骨,使我看不清楚毛衣女郎攤開的究竟是什麼。她遞給我一支鋼筆:簽個字才能買來貝布拉的寬恕。

  然而,我不敢向輪椅的方向提問。在塗指甲油的手指指點處,盲目地簽上我的大名,這真叫我為難。

  「這是一份工作合同。」貝布拉發話了。「需要簽上您的全名。請您簽上奧斯卡·馬策拉特。這樣一來,我們也就知道我們是同誰在打交道了。」

  我剛簽完字,電動機的嗡嗡聲增強了五倍,我讓目光離開鋼筆,正好還能看到,疾駛的輪椅在行進中如何縮小,如何折疊到一起,又如何滾過鑲木地板,穿過一扇旁門,消失得無影無蹤。

  有人會以為,那份合同是一式兩份,我得簽兩次字才買回我的靈魂或者讓奧斯卡承擔義務去幹可怕的罪惡勾當。滿不是那麼回事!當我回到會客室,在丟施博士的幫助下研讀合同時,我毫不費力地很快就明白了:奧斯卡的任務在於單獨一人攜帶他的鐵皮鼓在觀眾前露面,而我必須像三歲奧斯卡當年那樣敲鼓,或者像後來在施穆的洋蔥地窖裡那一回似的敲鼓。音樂會經紀處負責籌備我的旅行演出,在我以「鼓手奧斯卡」的名義攜帶鐵皮鼓登場之前,先要做一番廣告宣傳。

  在做廣告宣傳的時期裡,「西方」音樂會經紀處第二次預支給我一大筆錢,我就靠它過日子。我有時走訪那幢辦公大樓,接見記者,讓人給我照相。有一次,我在這幢方盒狀大樓裡迷了路,這裡到處外觀一樣,氣味一樣,摸上去就像極下流的玩意兒,外面套上一個可以無限延展、隔絕一切的避孕套似的。丟施博士和毛衣女郎對我彬彬有禮,只是我再也沒有見過貝布拉師傅露面。

  在首次旅行演出之前,我本來就可以租一套比較像樣的公寓。可是,由於克勒普的緣故,我仍舊留在蔡德勒家。克勒普埋怨我同經理們往來,我設法跟這位朋友和解,但在具體問題上不讓步,也不再同他一起去舊城,不再喝啤酒,不再吃新鮮血腸加洋蔥。為準備火車旅行,我到火車站高級餐廳去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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