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121)_君特·格拉斯

一二一

　　34.在貨運車皮裡長個兒

　　今天，疼痛還在折磨我，方才就痛得我一頭倒在枕頭上。疼痛使我清晰地感覺到了足和膝關節，使我變成了「格格響」，這意思是奧斯卡不得不格格地咬牙，讓自己聽不到各個關節窩裡骨頭的格格響。我看了看十個手指頭，不得不承認它們全腫了。我最近一次試著敲鼓，結果證明，奧斯卡的手指不單單有點腫，而且眼下已經不能用來從事這種職業，連鼓棒都捏不住了。

　　連自來水筆也不聽我的使喚。我不得不請布魯諾替我冷敷。手、足、膝都敷上了，額頭也敷上了毛巾，我於是用鉛筆和紙來裝備我的護理員布魯諾，我不願把自來水筆借給他。布魯諾願不願、能不能好好聽著呢？他對於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開始的那次旅行的複述會合乎要求嗎？布魯諾坐在小桌前那幅銀蓮花畫下方。現在他轉過頭來，我見到了他的半邊臉，他的怪獸眼朝我的左右兩側望去。

　　他把鉛筆橫放在掀起的薄嘴唇間，裝出等待的樣子。就假定他確實在等待我發話，等待開始記錄的信號吧！他的思想正圍著他的編結物轉圈。他要用包裝線繩來編結，而奧斯卡的任務正相反，他要借助豐富的言詞把我混亂的故事理出個頭緒來。布魯諾現在動筆寫了：

　　我，布魯諾·明斯特貝格，紹爾蘭的阿爾特納人，未婚，無子女，本地療養與護理院私人部護理員。馬策拉特先生是我護理的病人，安置在此已一年有餘。我還護理著別的病人，這裡就不談他們了。馬策拉特先生是我的最無危險的病人。他從未失去自製能力，以致我不得不把其他的護理員都叫來幫忙。他寫得太多了些，鼓也敲得太多了些。為能體諒他操勞過度的手指，今天他請我代筆，別再做我的編結物。然而我仍把線繩藏在口袋裡，在他講述的同時，用下肢開始編結一個形象，並根據馬策拉特先生所講的故事，我將給它取名為「東方難民」。這並非我取自我的病人的故事的第一個形象。

　　至今為止，我已經編結了他的外祖母，取名為「四條睡裙中的蘋果」；我用線繩編結了他的外祖父，那個筏運工，大膽地取名為「哥倫布」；經過我的編結，他的可憐的媽媽變成了「食魚女人」；根據他的兩個父親馬策拉特和揚·布朗斯基，我編結了一對形象，叫做「兩個施卡特牌迷」；我把他的朋友赫伯特·特魯欽斯基疤痕累累的後背也用線繩編結出來，稱這個模型為「不平坦地段」；個別的建築物，如波蘭郵局、塔樓、市劇院、軍火庫巷、航海博物館、格雷夫的蔬菜窖、佩斯塔洛齊學校、布勒森游泳場、聖心教堂、四季咖啡館、波羅的海巧克力廠、大西洋壁壘的許多地堡、巴黎的艾菲爾鐵塔、柏林什切青火車站、蘭斯大教堂以及馬策拉特先生初見世界之光的公寓，我都一個結一個結地複製了出來。薩斯佩和布倫陶的公墓的欄杆和墓碑，為我的線繩提供了可以仿效的圖案。

　　我一線一線地編結，讓魏克塞爾河和塞納河流淌，讓大西洋的浪濤撞擊我的線繩海岸，讓線繩變成卡舒貝的土豆地和諾曼底的牧場。如此這般產生的田野，我稱之為「歐羅巴」，還讓幾組群像定居在那裡。例如：郵局保衛者。殖民地商品商。講壇上的人們。講壇前的人們。拿紙袋的國民小學學生。垂死的博物館看守。準備過聖誕節的青年刑事犯。晚霞前的波蘭騎兵。螞蟻創造歷史。前線劇團為士官與士兵演出。特雷布林卡集中營裡站著的人給躺倒的人消毒。我現在開始編結東方難民形象，它大有可能演化為一組東方難民群像。

　　馬策拉特先生于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上午十一時左右由但澤，那時已叫做格但斯克啟程。陪同他的有寡婦瑪麗亞·馬策拉特（我的病人稱她為他從前的情人）和小庫爾特（我的病人的假想兒子）。此外，在這節貨運車皮裡據說還有三十二人，其中有四個穿教團服的聖方濟各派修女，一個系頭巾的年輕姑娘，奧斯卡·馬策拉特先生想把她認作一位名叫盧齊·倫萬德的小姐。經我多次質問，我的病人才承認，那位姑娘叫雷吉娜·拉埃克，但他繼續談著一張無名的三角形狐狸臉，後來又稱呼其名，叫盧齊，這並不妨礙我仍把這位姑娘叫做雷吉娜小姐並記錄下來。與雷吉娜·拉埃克同行的有她的父母、祖父母以及一個有病的伯父。此人不僅帶著家眷，還帶著他的胃癌去西方，話不絕口，車一開就冒充自己是個前社會民主黨黨員。

　　就我的病人記憶所及，直到格丁尼亞（此地有四年半之久被叫做哥滕港），一路太平。從奧利瓦來的兩個婦女、許多孩子和一位從朗富爾來的年歲較大的先生，剛過索波特就哭開了，修女們則喃喃祈禱。在格丁尼亞，火車停了五小時。人家又讓兩個婦女和六個孩子上了這節車皮。社會民主黨人對此提出抗議，說他有病，說他身為社會民主黨人從戰前起就要求特殊待遇。他不肯讓出地方，負責運輸的一名波蘭軍官摑了他一記耳光，用相當流利的德語說，什麼社會民主黨人，他不懂這是什麼意思。

　　戰時，他在德國的許多地方待過，可從來沒有聽到過社會民主黨人這個詞兒。這個患胃癌的社會民主黨人沒來得及向這名波蘭軍官說明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含義、本質和歷史，因為這名軍官已經下了車皮，拉上門，反鎖上了。

　　我忘了寫，所有的人都坐在或躺在乾草上。下午，火車開了，幾個婦女嚷道：「我們又開回但澤去了。」但這是個錯覺。火車只是調軌，接著又朝西向斯托爾普駛去。到斯托爾普這一段走了四天，因為列車在車站外的路段上經常被以前的遊擊隊和波蘭青年團夥截住。這些年輕人打開車皮的門，放進一點新鮮空氣，把污濁空氣和一些旅行行李帶出車皮。每當年輕人佔領馬策拉特先生所在的那節車皮時，那四個修女總要舉起雙手，緊握住掛在修女服前的十字架。這四個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給年輕人印象很深。他們先畫十字，隨後把乘客的背包和箱子扔到鐵路路堤上。

　　那個社會民主黨人拿出一紙證書給小夥子們看。這是他在但澤或格但斯克時，波蘭當局證明他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是社會民主黨繳納黨費的黨員的文件。小夥子們沒有畫十字，一巴掌擊落他手裡的證書，抄走了他的兩口箱子和他妻子的背包。連這個社會民主黨人墊在身下的上好的大方格冬大衣也被帶到了新鮮的波莫瑞空氣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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