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皮鼓(33)_君特·格拉斯

三三

　　我聽取了貝布拉先生的勸告，媽媽也部分地聽取了西吉斯蒙德·馬庫斯的勸告；那天他在軍火庫巷向我媽媽進言，此後，每逢星期四我們到他的店裡去時，他又一再提出。雖說她沒有跟馬庫斯一同赴倫敦——倘若遷居，我也不會有多少異議——然而她仍同馬策拉特待在一起，和揚·布朗斯基見面的次數則較少，這就是說，她偶爾去木匠胡同揚出錢租的房間，要麼就在我家玩施卡特牌，這對揚來說代價更高，因為他總是輸牌。媽媽雖然仍將賭注押在馬策拉特身上，但根據馬庫斯的勸告，並沒有把賭注加倍。

　　馬策拉特呢，他比較早地認識到秩序的力量，一九三四年就入了納粹黨，不過並沒有因此而青雲直上，只混上了一個支部領導人。這次提升，同其他不尋常的事情一樣，又使他們三人聚在我家玩施卡特牌。對於揚·布朗斯基在波蘭郵局任職一事，馬策拉特一再提出勸告，但這一回，他第一次用了比較嚴厲卻又比較憂慮的語調。

　　除此而外，變化不大。唯有鋼琴上方目光憂鬱的貝多芬像——這是格雷夫送的禮物——被馬策拉特從釘子上取了下來，在同一顆釘子上掛上了同樣目光憂鬱的希特勒像。對於嚴肅音樂絲毫不感興趣的馬策拉特，要把這個幾乎聾了的音樂家的畫像徹底燒掉。可是媽媽卻非常喜歡貝多芬鋼琴奏鳴曲裡的慢樂章，她練過那麼兩三個，有時也在琴上撥弄，但速度比規定的要慢得多。她堅持要把貝多芬像掛在長沙發或者碗櫥上方，結果造成了那種最最陰森可怕的對抗局面：希特勒和這位天才的像相向掛著，他們對視著，互相看透了對方的用心，因此不能愉快地相處。

　　馬策拉特逐漸把制服一件件地買齊全了。如果我記憶無誤，他先戴上了「黨帽」，即使在晴朗的日子裡，他也愛把衝鋒帽帶勒在下巴底下。有一段時間，他身穿白襯衫，系著黑領帶，來配這頂帽子，或者穿一件皮茄克，戴著臂章。接著他買了第一件褐色襯衫，一星期以後，他又要添置屎褐色的馬褲和皮靴。由於媽媽反對，又拖了幾個禮拜，馬策拉特終於穿戴上了全套制服。

　　一周之內，穿這種制服的機會有好幾次，但是馬策拉特每週只穿一次就滿足了，那是在星期日去體育館旁邊的五月草場參加集會的時候。參加這一集會，他是風雨無阻的，而且不肯帶雨傘。「任務是任務，喝酒是喝酒！」馬策拉特說。這句話很快就成了他的口頭禪。每星期天早晨，他準備好午餐烤肉，就離開我媽媽，使我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因為揚·布朗斯基利用這種新的政治局勢，抓住星期天這個好機會，一色平民服裝，來看我的被遺棄在家的媽媽，而這時，馬策拉特正站在隊伍裡。

　　三十六計走為上。我只好悄悄溜走。我不想打擾和觀察沙發榻上的這兩個人。因此，等我穿制服的父親一走，在穿平民服的揚——我當時已經認為，他可能是我的生身之父——踏進門之前，我便敲起鼓，離開家門，朝五月草場走去。

　　您會問，非去五月草場不可嗎？請您相信我的話，星期天港口碼頭歇工，我也不會拿定主意到森林裡去散步，而聖心教堂的內景當時對我還沒有吸引力。當然還有格雷夫先生的童子軍，但是，在童子軍集會上那種受壓抑的性愛和五月草場上那種喧鬧的場面這兩者之間，我寧願選擇後者，儘管您現在會把我說成是他們政治上的同路人。

　　在那裡講話的，不是格賴澤爾①就是區訓導主任勒布紮克。格賴澤爾從未特別引起過我的注意。他過於溫和，後來他的區長之職被一個巴伐利亞人取而代之，此人名叫福斯特爾②，大膽潑辣得多。照理應當由勒布紮克來取代福斯特爾。是啊，如果勒布紮克不是駝背，那個菲爾特③就很難在我們這個港口城市稱王稱霸。納粹黨看出勒布紮克的駝背裡蘊藏著高度的智慧，因此量材錄用，任他為區訓導主任。勒布紮克精通他所幹的那一行。福斯特爾只會用他那種令人作嘔的巴伐利亞腔大喊大叫「回歸帝國」，勒布紮克卻能詳加發揮。他會講各種但澤方言，談關於博勒曼和武爾蘇茨基④的笑話，懂得如何同席哈烏的碼頭工人，奧拉的市民，埃馬烏斯、席德利茨、比格爾維森和普勞斯特的市民講話。他身上的褐色制服使他的駝背顯得更加突出。逢到他對付過分認真的共產黨人和答覆幾個社會黨人有氣無力的潔同時，聽這個矮小子講話，在當時被認為是一種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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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阿圖爾·格賴澤爾（1897～1946），自1934年起為但澤市參議院議長。他曾與納粹簽訂條約，調整波蘭與但澤的關係，戰後被作為戰犯在波蘭處死。
　　②阿爾貝特·福斯特爾（1902～1948），1930年起為納粹党但澤區長。1939年9月1日，他宣佈關於但澤是自由市的條約無效、但澤併入德國以及他本人為唯一的行政長官。
　　③菲爾特，德國巴伐利亞州一城市。此處指福斯特爾。
　　④博勒曼和武爾蘇茨基，但澤笑話中的人物，分別象徵德國人和波蘭人。↓

　　勒布紮克很機智，會講俏皮話，這他可以從駝背裡信手拈來。他自稱駝背勒布紮克，群眾一聽就樂。勒布紮克說，他寧肯失去駝背，也不能讓共產黨上臺。顯而易見，他不會失去駝背，隆肉是不可動搖的。因此，駝背是正確的，納粹黨也是正確的——由此可以得出結論說，一種思想的理想的基礎就是隆肉。

　　無論格賴澤爾和勒布紮克還是後來的福斯特爾，都是站在演講臺上向大家講話的。這是小貝布拉先生倍加讚揚的那些演講台中的一個。因此，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把站在演講臺上、顯得很有天才的駝背勒布紮克當成了貝布拉派來的使者。他身穿褐色制服，站在演講臺上，捍衛貝布拉的事業，從根本上說，也等於捍衛我的事業。

　　演講台是幹什麼用的？建造演講台的時候，根本不考慮將來登臺的是誰，站在台前面的又是誰，但是不管怎麼說，它必須是對稱的。體育館旁五月草場上的演講台，也是以對稱為顯著特點的。且讓我們由上往下看：六面「於」字旗一字兒排開。下面是大旗、小旗、錦旗。台底下是一排党衛軍，黑制服、衝鋒帽，帽帶勒在下巴底下。接著是一排衝鋒隊，在唱歌和講演時，他們用手捏著腰帶扣。隨後坐著幾排一身制服的黨員同志。在小講壇後面，坐著的又是黨員同志，一副慈母面容的婦女同盟領袖，穿平民服的市參議院代表，來自德國的賓客，警察局長或他的副手。

　　演講台台基前，站著希特勒青年團①，確切地說，是本地少年隊的軍號隊和本地希特勒青年團的軍鼓隊，使前臺顯得青春煥發。在某幾次集會時，還有隊伍左右對稱的混聲合唱隊，或者喊口號，或者唱深受歡迎的《東風之歌》，據歌詞中說，旗幟招展，需借東風，至於其他風向，統統不及東風能使旗幟充分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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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希特勒上臺後，實行國家「一體化」，即納粹化，成立各種組織，如勞工陣線、婦女同盟、農民同盟等，此外還控制和毒化青少年。男孩子從六歲到十歲為「學齡團員」，滿十歲升入「少年隊」，十四歲正式參加「希特勒青年團」（按照與衝鋒隊相似的准軍事方式組織起來的團體）；女孩子十歲到十四歲加入「少女隊」，滿十四歲轉為「德國女青年團」團員。↓

　　吻過我額頭的貝布拉還說過：「奧斯卡，切莫站在演講台前。像我們這樣的人，應當站在演講臺上！」

　　我多半能在婦女同盟領袖中間找到一個座位。遺憾的是，這些太太在集會期間出於宣傳的目的，不停地撫摩我。由於軍鼓隊不要我的鼓，所以我不得加入到台基前定音鼓、小鼓和軍號的隊伍裡去。我想同區訓導主任勒布紮克搭訕，可惜沒成功。我完全把他搞錯了。他既非如我所希望的那樣是貝布拉的使者，對我身材真正的大小也一無所知，儘管他自己的隆肉大有見長的希望。

　　一次星期天集會時，我在演講臺上走到台前，對勒布紮克行了納粹黨的舉手禮，先是目光炯炯地望著他，隨後眨巴著眼睛低聲向他說：「貝布拉是我們的元首！」勒布紮克並沒有恍然大悟，而是像納粹党婦女同盟的領袖們一樣地撫摩我，末了，他讓人把奧斯卡從演講臺上領走，因為他得繼續演講。德國女青年團的兩個領導人把我夾在中間，在整個集會過程中，一直問我「爹娘」的情況。

　　因此，毫不足怪，我在一九三四年夏還沒有受到勒姆①政變影響之前，就已經開始對黨感到失望。我越是長久地從正面去觀察演講台，越是懷疑那種對稱——雖有勒布紮克的駝背，但未能充分將它襯托出來。我的批評首先針對那些鼓手和軍號手，這是不難理解的。一九三五年八月一個悶熱的星期天，我在集會時同演講台台基前的青年鼓手和軍號手進行了一番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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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勒姆（188～1934；舊譯羅姆），衝鋒隊參謀長。希特勒出任德國總理後，勒姆提出「第二次革命」的口號，企圖控制軍隊。希特勒於1934年6月30日對勒姆一派進行了血腥清洗，從而把德國陸軍拉到他那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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