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悲劇(202)_西奧多·德萊塞

二〇二

　　就在一陣陣連珠炮似的反對、辯論和裁定聲中，奧爾登在梅森引導之下，繼續談到：羅伯達接到格雷斯·瑪爾的信以後，如何決定去萊柯格斯，並寄住在牛頓夫婦家裡。她在格裡菲思公司找到了工作以後，家裡人就很少見到她了。一直到六月五日，她回到農場來小憩，並給自己添置了幾件衣服。

　　「她沒有說過什麼自己要出嫁嗎？」

　　「什麼都沒有說過。」

　　不過，她寫過一些長信——當時他並不知道是寫給誰的。還有，不知怎的她心裡一直悶悶不樂，身體也很不好。有兩次，他看見她在哭，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他知道她不願意讓人看見她在哭。她從萊柯格斯打來過幾次電話，最後一次是在七月四日或五日，是她動身的前一天——這他可記得一清二楚。

　　「她動身時帶了哪些東西？」

　　「她的手提包和她的那只小箱子。」

　　「現在要是把她帶的那只手提包拿來給您看，您還認得出嗎？」

　　「認得出，先生。」

　　「是不是這只手提包？」（地方檢察官梅森的一個助手拿來一隻手提包，放在一張小方桌上）

　　奧爾登看了一眼，用手背擦擦眼睛，一本正經地說：「是的，先生。」

　　接下來——由於梅森對這次審理的整個進程都著意安排得富有強烈的戲劇效果——一個助手送上來一隻小箱子——泰特斯·奧爾登和他的妻子、兒女們一見到它，全都號啕大哭。在泰特斯確認它是羅伯達的遺物以後，那只手提包和那只小箱子就先後被打開了。羅伯達添置的衣服、一些內衣內褲、鞋子、帽子、克萊德送給她的那套化妝用品、她父母、妹妹和哥哥弟弟的照片、一本舊的家庭烹調全書，還有一些匙、刀、叉，以及細鹽瓶、胡椒粉瓶等等（全是她祖母給她的，她一直珍藏著，準備婚後用）——一件件都被高高舉起，逐個確認清楚了。

　　這一切都是在貝爾納普提出反對，梅森保證能「同本案聯繫起來」的情況下進行的。殊不知梅森怎麼也聯繫不起來，因此，法庭明令將這些證據從開庭筆錄中「通通勾掉」了。不過，這一場面所產生的悽愴效果，卻深深地鐫刻在陪審團成員的心裡了。而且，貝爾納普對梅森的這些策略的批評，結果只是引起了這位紳士大聲怒吼：「我倒是很想知道，這兒到底是誰在主持公訴？」貝爾納普當即回答說：「依我看，是本縣法官的共和黨候選人吧？」這一下子就引起哄堂大笑。梅森簡直按捺不住，就大聲嚷叫：「法官閣下，我抗議！這是一種既違背道德，而又違法的意圖，想把跟本案與毫不相干的政治問題攙和在一起。它非常狡猾、惡毒，企圖使陪審團認為：好象我，作為本縣法官的共和黨候選人，就不可能大公無私地對本案提起公訴。我現在要求對方賠禮道歉，而且要求馬上賠禮道歉，不然我對本案就無法繼續進行下去。」

　　奧伯沃澤法官認為這是一起非常嚴重違背法庭禮儀的事件，便把貝爾納普和梅森都召來，聽了他們心平氣和、彬彬有禮地解釋了這句話的真正意思，最後裁定說：雙方都不得以任何方式再含沙射影地提到政治局勢，違者則以蔑視法庭論處。

　　雖然如此，貝爾納普和傑夫森還是相互慶賀，認為：這麼一來，他們對梅森的競選及其利用本案以便達到個人擢升目的這一推論，已在法庭和陪審團面前奏效了。

　　可是，接下來還是聽不完的證人作證！

　　現在，格雷斯·瑪爾走上了證人席，滔滔不絕地說她是怎樣以及在哪裡頭一次遇見羅伯達的——那時她是一個多麼純潔、清白、虔誠的姑娘。但是，打從她在克拉姆湖上結識克萊德以後，她又如何大大地變了樣。她開始變得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給新奇古怪的冒險編造各式各樣子虛烏有的托詞——不妨舉例來說，她晚上常常出去，深夜才回來；她說是星期六、星期日到某某地方去，其實她壓根兒沒有去——到最後，由於她格雷斯·瑪爾毫不客氣地對她提出了批評，她突然一走了之，連個地址都沒有留下。不過，說實話是有一個男人的，而這個男人就是克萊德·格裡菲思。因為，在去年九、十月間，有一天傍晚，她尾隨羅伯達到了她的住處，遠遠望見她跟克萊德在吉爾平家附近轉悠。他們佇立在樹底下，克萊德還緊緊摟住她哩。

　　隨後，在傑夫森的提示下，貝爾納普開始訊問格雷斯·瑪爾，向她提出一些非常刁滑的問題，試圖瞭解清楚：羅伯達到萊柯格斯以前是不是就象格雷斯·瑪爾所說的那麼虔誠、隨俗。可是，面容憔悴而又氣惱的格雷斯·瑪爾小姐，卻一個勁兒說，直到那天她在克拉姆湖上同克萊德邂逅時為止，就她所知，羅伯達一向是個誠實、純潔的人。

　　接下來是牛頓夫婦也就此事宣誓作了證。

　　隨後是吉爾平一家人。妻子、丈夫、女兒們，挨個兒對自己看到的，或是聽到過的事宣誓作證。吉爾平太太講到羅伯達遷居她家的大概日期，說她隨身帶著一隻小箱子和一隻手提包——就是跟泰特斯確認的小箱子、手提包一模一樣。遷入以後，羅伯達好象感到非常孤單。她，吉爾平太太，覺得這個姑娘怪可憐的，後來就向她出過點子，好讓她有機會出去應酬交際，但被羅伯達一概謝絕了。不過，後來，在十一月下旬（是的，她，吉爾平太太，從來不敢向這麼一位可愛而又端莊的姑娘提問過這件事），她和她的兩個女兒偶然發覺：在深夜十一點過後，羅伯達在她房間裡還招待過什麼人，至於此人到底是誰，吉爾平太太也就說不上來。在這節骨眼上，貝爾納普又通過反復訊問，竭力想引出一些招認或是一些印象來，讓人覺得好象羅伯達並不是正如所有見證人所說的那麼一種無懈可擊的清教徒——可他這一企圖並沒有成功。吉爾平太太和她的丈夫顯然很喜歡羅伯達，只是在梅森和貝爾納普先後的壓力之下，他們作證時才說到了克萊德深夜來找她的事。

　　接下來是他們的大女兒斯特拉作證說，去年十月下旬，或是十一月上旬，羅伯達遷入後不久，有一回她（斯特拉）看到她和一個男人——現在，斯特拉才認出此人原來就是克萊德——站在離屋不到一百英尺的地方，好象他們還在吵嘴。於是，斯特拉就停下來側耳諦聽。並不是他們的每一句話她都能聽清楚，但在梅森開導式訊問之下，她說，她記得羅伯達是一個勁兒不讓克萊德進入自己房間：「這樣讓人看了不好。」最後，他一轉身就走了，羅伯達還站在那兒，伸出雙臂，好象是在懇求他回來。

　　克萊德自始至終驚詫地瞪眼直瞅著。因為，在那些日子裡——事實上就是他和羅伯達的全部交往中——他一直自以為沒有被人發現過。而眼前這些證據，毫無疑問，證實了梅森一開頭所陳述的許多罪狀，那就是：他，克萊德，完全知道這事具有犯罪性質，卻蓄意誘使羅伯達去做她明明不願意做的事——這一類證詞，很容易使法官、陪審團，以及以農民為主的這個縣裡所有因循守舊的人對他產生了反感。貝爾納普瞭解到這一點，就想難倒斯特拉，讓她覺得自己也給搞胡塗了，怎麼她認出的那個人就是克萊德呢。可是，結果反而又捅出來一些新情況：十一月裡或是十二月初，就在上面那件事以後不久，她看見克萊德來時胳膊底下掖著一隻什麼盒子，敲了一下羅伯達的房門便進去了。當時，她一眼認出，此人就是那次在月夜跟羅伯達吵過嘴的年輕人。

　　接下來依次是惠甘和利格特。他們先後對克萊德和羅伯達到廠工作的日期，以及有關主管各部門的負責人不得跟女工交往的廠規作證。在他們看來，克萊德和羅伯達表面上的舉止言行都是無可非議的，好象他們誰都是目不斜視，或則是偷看過別的什麼人（利格特作證時就是這樣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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