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6_波謝洪尼耶遺風

一一六

　　地主們既沒有受過扎實的教育，又跟中心城市的思想和文化運動幾乎不沾邊兒，便沉溺在種種偏見中，不知道事物的實質。農業本是他們的命根子，但他們對它完全抱著墨守成規的態度，無意改進經營制度和耕作方法。陳規舊習既然具有法律效力，便可以隨心所欲，無休無止地壓榨莊稼漢的勞動。儘量多種糧食是有利可圖的事，儘管由於缺少肥料，收成低微，增產的穀物比種子多不了多少，然而畢竟有了餘糧可以賣錢。至於為了這點餘糧，莊稼漢的脊背要付出多大的代價，那是不必考慮的。

　　除了這個總方針，作為輔助手段，還有一些祈求晴雨的祈禱活動；但是因為上蒼的門路不為凡人開啟，所以最熱誠的祈禱也常常無濟於事。農業著作當時幾乎沒有，即便在《讀書叢刊》上按月刊登謝裡霍夫①的文章，也不過是根據泰耶爾②的原著編寫的一些空泛之論，對我們窮鄉僻壤毫無實際用處。在它們的「啟示」之下，居然有兩、三個人做起試驗來，但初試身手便出洋相，結果一無所獲。失敗的原因，自然首先應當歸咎於試驗者的全然無知，但一部分原因還在於他們沒有耐心和毅力，而沒有耐心和毅力又正是缺乏教育的典型特徵。他們以為，一經試驗便應當有立竿見影的良好效果，可是事與願違，於是，伴隨失敗而來的便是於事無補的滔滔不絕的辱駡，而原先引起試驗的興致也就立即煙消雲散，真是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①謝裡霍夫曾在、讀書叢刊，雜誌上發表一系列論述農業問題的文章，維護地主利益；因此地主們將他的文章視為指南。

　　②泰耶爾（1753—1828），德國農學家，以輪種、土壤耕作和施肥問題的著作聞名。他的《農業基礎》一書於一八三〇年譯成俄文出版。

　　後來，在農奴解放期間，也重演過類似的試驗。幾乎沒有一個地主不自命為農業的主人，結果白白地浪費了贖金貸款，丟下祖傳的老窠很快地逃走了。現在應該怎樣評價這件事，我說不好，但是單就地產、甚至是大量的地產不再集中於一個階層而分散於各色人等手中這一點，即足以說明，舊式領主分子並不是那麼堅強有力、那麼訓練有素，以致在土地問題這個關係他們生死存亡的問題上，他們也保不住自己的統治權。

　　國際政治問題是一無所知的。只有幾戶訂了《莫斯科新聞》的人家，還能在客人面前搬出幾條諸如某王妃產男或產女一名、某王子狩獵時墮馬摔傷一腿之類的無聊新聞。但是因為這些新聞來得很晚，所以講到這裡往往要加上一句：「現在他那條腿大概已經好了吧！」然後轉到別的同樣是遲到的新聞上去。他們花了稍多的時間談論當時西班牙的卡洛斯派和克裡斯廷娜派之間發生的血腥混戰①，但是，他們不知道它的起因何在，卻要瞎費功夫去胡猜它的意義。他們認為法蘭西是個傷風敗德的淵藪，並且斷言法國佬愛吃田雞②。他們管英國人叫商人和怪物，數落他們的趣聞軼事，比如，某一個英國人和人家打賭，說他可以整年不吃飯，單靠砂糖就能活命，等等。他們對德國人的態度比較寬厚，不過也總要找補一句作為修正：「俄國人認為好的東西，德國人准認為不好。」他們的全部國際政治知識僅限於這些簡單的流言和評語。

　　①卡洛斯派與克裡斯廷娜派之爭；是西班牙歷史上一場著名的爭奪王位的內訌（1833—1840）；一派是以斐迪南國王（1808—1833）之弟唐·卡洛斯為首的反動派，一派是以克裡斯廷娜王后為首的自由派。

　　②俄國人不吃田雞（青蛙），認為吃田雞的人是野蠻的；其實法國人也並不吃田雞。

　　講到俄羅斯，他們說這是個地大物博的強國，但是關於祖國這個觀念，即關於一種與自己的子子孫孫血肉相連、同呼吸、共生存的東西的觀念，他們就未必十分清楚。他們往往把愛國和執行政府乃至頂頭上司的命令混為一談。任何「非議」政府和上司的言論是被禁止的，甚至對於貪污受賄的行為，他們也不以為惡，反倒認為這是隱晦的事實，應當善加利用。一切爭執和糾紛都可以通過這條途徑求得解決，因此，如果沒有了它，天知道他們會不會為此而感到惋惜。至於別的越出了上司的命令和指示範圍的一切事物，他們一概漠然視之。日常生活，以及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種禮儀、傳說和豐富的詩意，不僅得不到關心，反而成了「有傷大雅的」粗俗的東西。他們甚至在農奴大眾當中拼命消滅生活中的這種跡象，因為他們認為這些跡象對於絕對眼從的制度是有害的，而絕對服從又是唯一承認地主的權威、符合地主利益的制度。在實行勞役制的田莊上，節日和平常日子沒有任何差別，在那些「模範」地主家裡，家奴們連唱歌的權利也受到取締。當然也有例外，但諸如家奴樂隊、家奴歌詠隊之類的活動不過是供人娛樂的玩藝兒而已。

　　我知道，人們可能對我說，歷史上不乏這樣的時期：祖國的觀念曾經爆發出極其輝煌的光芒，並且照到最荒僻的角落，使人的心怦怦直跳。我決不想否定這一點。人不管怎樣愚昧，終究不是草木，因此共同的不幸總能撥響他們在平凡生活中寂然無聲的心弦。我還碰到過一些人，他們對一八一二年的事件記憶猶新，他們曾經用自己的故事深深地打動過我年輕的心。那是一個偉大的考驗的年頭，只有全體俄羅斯人民的一致努力能拯救而且的確拯救了祖國的危亡。但是我這裡說的不是這一類輝煌的時刻，而是沒有理由需要激發感情的平日。在我看來，無論是在輝煌的年頭，還是在平常的日子裡，祖國的觀念同樣應該是她的兒女們與生俱來的固有的觀念，因為只有清晰地意識到她，人才有權自稱為公民。

　　一八一二年，這是一部人民的史詩，只要俄羅斯人民存在，它便將一代代傳下去，永世不朽。但是我是另一個與一八一二年相似的歷史時期（一八五三年——一八五六年的戰爭①）的目擊者，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說，在這四十年的空隙之間，愛國主義的感情，由於缺乏哺育和生活上的磨練，已經大為遜色。大家的腦子裡都還記得那代替打火石的染色木柄的隧發槍②、士兵軍靴的紙板靴底、縫士兵服裝的爛呢子、破爛的士兵皮襖，等等。最後，還記得起的是接替民團軍官的經過，以及和約簽訂後買賣士兵退役證的生意經。當然，人們可以反駁我說，所有這些可恥的勾當都是個別人幹的，無論是地主們（然而，他們是建立民團的首要的主持人），還是民眾，都和他們無關。我很樂意假定，幹這些事的最大的罪犯是某些個別人物，但是當他們幹這些壞事的時候，不是有許多人在場而沒有哼一聲嗎。笑聲四起，可是誰也不曾想一想，那些行屍走肉的傢伙在笑什麼……

　　①即克裡米亞戰爭。

　　②俄國士兵當時所用的槍，只能射三百步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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