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惟十有三年

惟十有三年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

　　武王克商之歲日月時，先儒紛訟不一。其以為己卯歲者，劉歆《三統曆》與邵子《皇極經世》也。其以為辛卯歲者，《竹書》與唐一行也。以為武王即位之三年者，孔安國也。以為十一年起兵而十二年克商者，《竹書》也。以為十二年起兵而十三年克商者，《泰誓》經文與《家語》《管子》也。孔氏通文王受命之歲而計之，其誣妄不經，宋儒辨之詳矣。

　　天子受天命，侯伯受王命，蓋曰「受命」。《中庸》曰「武王末受命」，受於天也。文王受命專征伐，受於紂也。詞同而事異，昧者因惑焉。其以為十二年伐商而十三年克之者，一行以為通成君之歲是也。文王薨於己卯，而克商以辛卯，歷年十三。嗣子定位于初喪，逾年改元，或為周制。而武王初立，猶用殷制也。至於以甲子紀之，則為辛卯而非己卯。一行據《國語》「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上推千歲，合符不爽。建亥之月戊子日在箕十度，晨初月在房四度，建子月朔日庚寅，日月會南斗一度，辰星夕見鬥二十度，惟辛卯歲為然。則一行之精密，非劉、邵之所能與矣。《三統曆》以文王薨之己卯為克商之年，差十二年。而邵子以克商之辛卯為昭王之三年，乃以商武丁三年當王季即位之十七年。己卯歲為克商之年，其差七十二年，月不在房，辰不在鬥，星不在天黿，以歲差六十七年一度准之，日尚在鬥杪，為星紀之初，而非析木之津也。則折中歸一，其為武王逾年改元之十二年辛卯歲，定矣。朱子以四月有丁未推之，謂諸家曆以此年二月有閏。不知所謂「此年」者，己卯乎？抑辛卯乎？如必辛卯而有閏，則非己卯亦審。閏之積差，未有相去七十三年，而同於建卯之後月無中氣者也。文王薨以己卯，生以癸卯。武王崩以丙申，生以甲子。文王二十二而生武王，世傳十三而舉武王者，妄也。陳氏謂二十四而生武王者，亦誤也。文王以己巳歲得太公以為師。其先囚於羑裡，太公未嘗歸周也。以武王生於甲子計之，年已六十有五，而後邑薑歸焉。既無莫年方娶之理，若以為繼室，則禮無二嫡，諸侯固不再娶，斯《禮記》夢齡之說，固不足信。武王實不以甲子生，而亦無九十三年之壽也。

　　至於克商月日之差，《汲塚書》雲：「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王步自于周，伐商。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又曰：「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以武王發周之日較之，《武成》亦異。今按《武成》所雲一月者，建子之月也。以前建亥之月晦前一日戊子，月晨在房四度，周師初起，又五日而武王始出，知其為建子之月也。建子之月朔日庚寅，四日癸巳，王乃躬蒞六師。其月二十九日戊午，渡河而北。建醜之月朔日庚申，五日甲子昧爽克商。建卯之月丁未祀于周廟，庚戌大告《武成》。甲子去丁未一百四日，建醜月五日去建卯月十九日止六十四日，而多四十日，則是年之閏，蓋在周正三月之後，而不在夏正二月之後也，與朱子所引曆家之言為殊。若如《汲塚書》之以丙辰為一月望後之一日，則雲甲子八日，二月五日不得為甲子，而與其曰「既死魄，越五日甲子」者，自相背戾矣。其曰「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以一行所推，建卯之月十六日甲辰望，十七日為旁生魄，六日而得庚戌為二十二日，則與《武成》合而不爽。今以一行之法，推《泰誓》《武成》之月日，則周師起於庚寅歲夏正十月之二十九日，或二十八日。　武王即戎于夏正十一月之四日，滅商于夏正十二月之五日，武王反豐以夏正二月之三日，祀廟於十九日，柴望於二十二日。而蔡氏以戊午為一月二十八日，甲子為二月四日，既用《三統曆》所推辛卯為建寅月朔，後《一行曆》一日，而謂建子之月為二月，則以商正紀事，而不知史成于有周受命之後，稱年而不稱祀，則其為周正無疑也。以周正紀事，四月為夏正之二月，則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亦以夏時冠周月。如《春秋》之所謂「春王正月」者，其實冬也。蓋癸巳為建子月之四日，則甲子必為建醜月之五日。而林氏謂「日行三十裡」，豐去孟津九百里，孟津縣至西安府八百四十裡。　凡三十日而自豐至孟津，程期吻合。使以夏正十一月四日自周於征，而次年二月五日乃至孟津，則在塗凡九十一日，師老糧匱於未見敵之地，太公不如是之拙。而況注已明言一月二十八日，則非夏正建卯之二月為已明，徒于春會孟津之下，力辨其為夏正之春，借注之矛，攻注之盾，而已足矣。《春秋》以夏時冠周月，朱子力辨胡氏之非，因疑春會于孟津之誤，不知孔子憲章文、武，作《春秋》以尊王，固必以周之所謂春而為春，則朱子之未達，而胡氏創制之說亦非矣。《詩》曰：「四月維夏，六月徂暑。」言「維夏」則本非夏，而維時謂之夏也。「徂暑」者，往而向暑也。使為夏正之四月，則固然其夏，而不待曰「維夏」，六月暑已極，而不當言「徂暑」也。是周之紀四序，固一以建子為春矣。若《豳風·七月》之詩，以夏正紀時物，則以公劉遷豳在夏之世，承公劉而用夏爾。周師之起，以武王成君之十二年建亥月。武王於征，在其明年一月之四日，故謂之十有三年。若以夏正紀月，而用逾年改元之法紀歲，則孟津之會在武王十一年之十一月，而牧野之役在十二月。《序》用漢人已改夏正之時月，從周制逾年改元之典禮，謂之十一年亦可。此《經》文與《序》《竹書》與《唐曆志》異說同揆，原不相悖也。而漢儒通算文王九年為武王之年，《經世》上涉武丁之己卯，《汲塚書》丙辰、丁巳之訛，則皆參差齟齬，其誤易見，不勞辨而自破矣。上推往古之日月，是非固為難辨，誠有如朱子之疑。乃幸而有七政行度之可推，見於《國語》，則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實辛卯歲夏正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考於曆而合，考於《經》而合，考於《國語》而合，斯可信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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