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卷二

卷二

　　書經稗疏卷二

　　夏書

　　禹貢

　　既載壺口

　　先儒俱雲禹治水始自壺口。朱、蔡獨以為治水當先從低處下手，故先決九川之水使通於海，又浚畎澮之水使通於川，下流之水殺，則上流之水漸淺。以實求之，固不爾也。中國之形勢，從西北而下，山勢逶迤於東者散為數條。兩山之間，中為平野，川於是流。在北，則巨鹿以至於天津。在中，則滎陽以至於淮安。在南，則洞庭以至於吳會。其相間之際，各有岡脊，兩川之必不相通者，岡脊間之，非人之所能強也。洪水之患，河實為之，雖雲「懷山襄陵」，亦必不能北逾井陘，南漫楚塞。是他川之漲落，固無與於河流之淤通矣。今帝都淪汙，人民墊隘，乃欲遠疏他州畎澮之水，待其漸歸於海，而後治冀州之上流，此猶癰在頭而刺其足，不亦慎乎？

　　河之為洚水也，塞于呂梁，又障于龍門。其在上流，既漫入於汾、絳，為帝都之害；而其下流，又為太行諸山所厄，坌出水必且不循故道，蓄極橫溢濫，灌于大名、曹、濮以及汴、宋之郊，非但治他州之川，漠不相與，即令治河下流，亦無與于龍門之阻。且彌漫四散，河身不現，智如神禹，當亦無從下力。而人治于下，水瀦於上，蓄極必泄者遝至而日增。下淤漸去上潰，驟通，治水丁夫，即極數萬夫之力，而此數萬人者，分之則各以一身爾，長不滿七尺，力不任百鈞，就淤漲之下，橫加疏鑿，所鑿既泄，　湧傾下，不轉盼間而此數萬人者皆魚鱉矣。治之先自上者，以水治水也。先自下者，以人治水也。使以人治水，將所謂疏瀹者，如王安石之用濟川杷為兒戲乎？亦將以　鍤開高堅之地，勒水而強之上，如李昌言、賈魯之為乎？乃昌言之回河，不十年而複決；賈魯之挑黃陵岡，至洪武初而已絕，徒勞無益，棄地殃民，必非禹之所屑為而忍為者。且以人治水，由下及上，即有神術，能令水降而人不漂，乃下流之渠，浚治方淨，而龍門、壺口、呂梁以西停積之水，乍然得通，其泥淤、浮沙、朽木、頹石，乘漲俱下，迨及山東平衍之地，勢廣安流，淤梗不行，則晉、冀之木石沙壤盡注於大伾之東，向之所開者有限，今之所淤者無窮，盡棄前功，而兗、豫仍為澤國矣。惟先上而後下，辟呂梁，鑿龍門，使河之自保德、岢嵐溢入汾、晉者，漸得其道，循孟門以出河曲，因積水浩瀚之力，推淤梗而漰湃以東。待之良久，積水既盡，則淤者成岸，激者成川，高下之形，大略已定。其有阻滯者，亦可施其分合疏通之力矣。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漸東漸下，放於海而皆安流。故曰惡其鑿而行所無事也。龍門之西，地形之高於九河者，不知其幾百里。塞于千仞之下，安能使千仞之上氾濫橫流？而況荊、揚之川，分阻漢東之山，梁州之川，盡絕劍閣、終南之險，其不相與為通塞也，皎若列眉，朱、蔡不知禹之治洪水與浚川澮者，各為一役，乃欲措百萬生靈於建瓴累卵之下，以施迂闊徒勞之功，足知治水之智，自別有條理，非可坐籌之于幾席也。乃《經》雲「既載壺口」，大義炳然。猶立意見以破古人之成說，則非我之所敢知。

　　既修太原至於岳陽

　　蔡氏以此為治汾。乃汾水之所以待治者，河壅之也。河壅于孟門，則汾水無所宣，逆上北溢於太原。迨河既通，汾在河下，而濁河故淤留於汾岸，故因加修治之功，乃但自太原、岳陽而止。平陽以下，龍角、襄陵，群山所束，水落崖高，不待修也。冀州言修治而他州不言者，天子之都，一皆司空之所有事，若他州在侯封之內，大水既平，小有未修，一付之諸侯之自治，不待禹之遍治也。覃懷以東且在所略，況八州乎？于此亦可見禹之治水不先畎澮也。馬碧梧謂「餘州無事」，陳新安雲「以例餘州」，皆失之。

　　衡漳

　　孔氏曰：「漳水橫流入河。」蔡氏因之。今按：河水自孟津至大伾，向海東北流。而濁漳水自壺關出伏牛山，南向阜城，亦東北流。其入河也，夾流俱下而相湊，非橫入也。《水經》言：「濁漳水在冀州城西北，衡水入焉。」《信都記》雲：「衡水曆下博今深州　城北，而迤邐東北注，謂之九爭曲，水味苦鹹，俗稱苦河，亦謂之黃漳河。」則衡、漳蓋二水。言衡漳者，猶言媯汭、河洛，從其合流之地而紀之也。

　　衡漳、九河、恒衛、大陸、碣石

　　自周定王時，河徙砱礫，失禹故道，至漢奪漯水以南，自今利津縣入海，其一枝奪濟，南流入淮，而禹河故道，議者以無稽而爭訟。乃考之於《經》文，參之以地勢，則當禹之時，大河固奪漳水以流也，大河之東，自出河陰，入于沙衍之墟，土弱形夷，既無高岸以束之，其上流所遷，差以尋尺，則下流浸相懸遠。而所趨之地必就低下，他水之流，先有川焉，是自然一定之低下，必見奪而與俱流者也。故或北或南，俱奪他水之流以入於海。而水所不流，故為崖岸，則必其高焉者，勢不得舍其低下舊通之徑，橫激而上越陵阜，以複求低下於他所。故漢初奪漯而與俱行，其後奪濟而與俱行，又其後奪淮而與俱行，宋奪大清河而與俱行，元奪會通河而與俱行，今則全注徐州，南奪淮而與俱行。自非溪澗小水，必不冒之以過，他水自縱而河自橫也。禹河故道，既得漳水奪與俱行，必不能溢於漳北，明矣。凡大山大澤之勢，高下之形，以山水為准。去山近，則其高也迤邐漸下，以至於川。去水近，則其下也迤邐漸高，以至於山。必無有山焉崛起汙下而忽高之理。北條之山，沿大行而北而井陘，又北而恒山，又北而紫荊，又東北而居庸，東而天壽，又東而古北，又東而密雲、遵化，又東而山海關，則《經》所謂「恒山至於碣石」者也。而凡此諸山之趾，必無忽然遽下之理。則保定以東，放於薊州、永平之南境，皆山之趾，而高於大名、廣、順、深、冀、河間者也。漳水之流，東北經浚縣，故《經》雲「至於大伾」，又北過廣平縣，又東北過威縣，又東過南宮縣，又東北過冀州南，故《水經》雲：「北過堂縣、扶柳，東北過信都。」而蔡氏所引「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亦顯與漳合，故《經》雲「北過洚水」。而所謂大陸者，自當在景州、交河之境，固不當謂即巨鹿，亦不可謂在西山之麓也。濁漳水自清河、故城、景州，至交河而與清漳水合。自此而北，則天津、靜海之南，其為九河之故道無疑矣。

　　禹之導河，自洛汭北流，經懷、孟、陽武，東至浚，又東北至內黃、魏縣，得漳而奪與俱流。其合漳也，不於臨漳，既以彰德地形，因林慮之余高為之阻隔，則程氏以孟康所雲王莽河為禹河者，既不察於鄴城高下之勢。而既奪漳流以後，恒水自深州東來，與清漳合流而下，衛水自靈壽縣與滹沱合流而下，至於交河，二水又合乎濁漳而與河俱行，故《經》雲「恒、衛既從」，從者，河水在南，東北流，恒、衛在北，亦東北流，施道同行，至交河而隨之以下也。河奪漳流，與至交河，則去海近矣。去海已近，地形必極乎下，故于此而東北播為九河，以達於海，此自然之勢也。

　　天津之南，鹽山、無棣、沾化、利津，九河之委流也。東光則有胡蘇，滄州則有徒駭，樂陵則有鬲津，海豐則有馬頰，漸次分疏，而非如指掌之平列。故許商雲：「自南以北，相去二百里。」李垂雲：「在平原而北。」趙稱雲：「自冀抵滄、棣，始播為九河。」蓋其去天津密邇，河益大，地益平，非漳流之能勝，故因上流既治之後，推洗坌下，任其支分，而洪水略定，沙渚漸出，高者岸而下者河。已成九道，則下者闊之，高者培之，行所無事，而河已安流入海矣。

　　古跡俱存，眾論固定。程氏無端矯立之說，而朱、蔡因之，以為九河在碣石入海，則當自交河而北，舍近下之徑，逆挽而又北之，不然，則當自冀州而掘高堅之土，挽河而懸載之於保定，絕嘔夷、桑乾、直沽、灤水、潢水，過樂亭，榆關，而以達于碣石。吾不知河之越此嘔夷、桑乾、沽、灤、潢之五大水者，何以不隨五水東下，而能淩空飛度以北也？且所經之地，皆濱海鹵舄之土，禹何能遏之而使不通？如其築海岸數百里之地，斸山麓數百仞之瀆，塞五水入海之道，盡挽而北之，則河之為害，遠之惟恐不速，乃業已近海，而又勒之以殃五百里之人民，即至愚者不為，而況神禹！矧築海岸，塞大水，掘山麓，即役使鬼工，演幻術，而亦萬無可成之理也哉！諸儒不察，乃信新莽佞臣王橫之言，以盡反古今之成論，非予之所知也，且橫之言曰：「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漸沒九河之地。」今據北海曲岸之形勢，自蒲台而東至於長蘆，北抵直沽，則岸曲向東，曆馬城、樂亭、至山海關，而益以東矣。山海之東，北連寧、錦，陸地數千里，去海逾遠。使九河而在碣石，必東南風吹簸登、萊以北之海水，溢於西北，而後九河以沒。今雲東北風海水西南溢，則碣石之水且隨風南去，而沙汀以出，其受溢而漸沒者，必天津以南之海岸可知已。是橫固無以證九河之在碣石。其從而附會者，酈道元之過也。況乎當橫之時，韓牧已知九河之有跡而未嘗沒乎？若《經》所雲「夾右碣石入於河」者，以紀島夷之貢道所經過之地，文從其略，言島夷自北而來，夾碣石以渡大洋，達于天津，而後入於河也。碣石去河雖遠，要可約略紀之。如揚州言「沿江、海，達淮、泗」，江、淮入海異道，不妨捷言之也。且所雲島夷者，遼水之東海、蓋、金、複之地，欲至於天津，故徑碣石。假令河水在永平之境，則徑當從弓弦山渡洋為近，不必更繞碣石之左矣。《經》雲「至於碣石」，本以紀山，而非以紀河也明甚。山自有山之條理，水則以下為趨。惟壺口、雷首、底柱，山夾河行，出山以後，河自南而山自北。河南而東，至天津之南。山北而東，至永平之北。河雲「入於海」者，流之合也。山雲「入於海」者，支之盡也。安得概以為一哉！

　　《經》言「導水」，不言「載水」。《孟子》言「水由地中行」，不言「水由側山行」。故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今乃雲「載之高地」，又雲「穿西山之趾」，則明異《經》文，而大背乎《孟子》之說。為此言者，不過見江南田野有壅水而載之山趾，以為堰灌田，而妄意河之亦可如此。不知禹將全堰大河之水，使過冀之北土，其亦如塞堰者收灌溉之利乎？且堰能分溪流，而不能回全溪以他往，況大河之莽莽者哉！西山之趾，其高過於魏、博、滄、瀛者，不知其幾許。如必欲挽河使北，不知當掘最高之地深至幾百仞，而後河流可通，計非八年之所能竟。且為此言者，使行冀北永平之地，求其故渠，將何所指以為是？豈禹運神力以開之，後複有神力以堙之者邪？且使禹不揣而掘山以載水使北矣，乃其在大伾之野，水有自然之低下之道其怒，即可保其穿山以後之束於岸而不潰。而當初北之地，雖橫築數十丈之堤，亦不足以當下流不快，上流日增之勢，崩潰漂流，千里魚鱉，慘哉！其背天常，　彝倫而圮族于無窮，曾謂禹之不仁不智，乃至此乎？

　　《經》紀九河，在兗而不在冀，而與「雷夏既澤」之文相連。若碣石，則固系之冀矣。是河之入海，終始于兗，禹之不移兗害于冀也，亦以徒移害冀而終不能分兗之災也。如雲禹因河畫州，天津、靜海、順天、永平之南境，皆為兗土，則又何以紀兗之貢道但及濟、漯，而不紀灤、潢、直沽、桑乾、嘔夷之五水也？以此考之，言禹載河於高地者，無一而可。乃宋人之為此言者，則有故矣。熙、豐間，王安石倡為回河之邪說，呂大防踵其誤以敝宋，而始終力主順河自流之議者，惟蘇氏兄弟也。洛、閩諸賢遷蜀黨之怒，暗中安石之毒而不察，乃欲誣禹以障水回川，逆天殃民之事，其所據為指證，若王橫、酈道元之言，皆安石之所屍祝者也。使然，則吳安持之功不在禹下矣。藉令諸君子能公心宅物，不以人廢言，而一存蘇氏之說，則豈有此蔽哉？若南渡諸儒，畫江以居，而不識兗、冀之事，又其偏信之病所自深也。

　　灉沮會同

　　蔡注以汴為灉，睢為沮。按《經》紀此二水於兗州。而汴水出滎陽縣河南開封府　大同山，過中牟、祥符，故《水經》雲「出陰溝於浚儀北」。東過甯陵，與睢水合。又東過亳州蒙城縣，故《水經》雲「東至梁郡蒙縣為睢水」。又東至懷遠縣荊山口入淮，其與《水經》言「至彭城入泗」小異，則以為黃河所奪，挾之南下，淤其入泗之口也。睢水出睢州東北，經歸德府東過宿州，故《水經》雲：「出梁郡鄢縣。又東過睢陽縣。又東過故相縣。當蕭縣南入於泗。」睢之或合於汴，或合於泗，古今小異。然其所自出，一在滎陽，一在睢州，則豫州之域；其合也于蒙城，其入也，于蕭縣，則徐州之域；不于兗土而會同也。沂在泗北，泗在睢北，睢在汴北，徐州之境北盡東平、巨野，東直費縣、海州。安得兗土南侵徐、鳳乎？則灉非汴、沮非睢可知。此紀灉、沮上連雷夏，下接桑土。雷夏既在濮州，桑土者，鄭玄《詩譜》說為衛之東境，自濮以南則為曹、魯之地，而桑土屬衛，必在濮北，《後漢書》注引《博物志》雲「桑土在濮陽」者是也。則灉、沮之會亦近是。《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晁氏以沮有濋音，謂沮即濋。但言灉自河出，則凡河之枝流皆可謂灉，猶自江為沱，而成都之繁昌、荊州之枝江皆有沱水也。漢以後，河日南徙，故枝流亦在南。而汴謂之灉，禹之故道河在北，則灉亦在北也。禹河自大伾而北，奪漳渠以去，去濟絕遠。兗之貢道乃雲「浮於濟、漯，達於河」，則河之經流雖相去邈絕，而其枝流尚有會同之處。蓋兗土卑下，斜出成川，旁午不一，非如峽岸之流，彼此無相合之勢也。然則此灉水者，蓋在大名、廣平之交，河水旁出，南溢達於東郡濮陽之境，而沮者，則濟水于曹州之北旁出，北流以與灉會於濮，以俱下而流於濟南。其會同之處，固兗之西土也。濟以達沮，沮以達灉，灉以達河，故曰「灉、沮會同」，言河、濟之于此會同也。王氏炎曰「沮出濮陽，灉出曹州」，蓋為近之。然濮在北，曹在南，河在北，濟在南，則沮當在曹州而會灉於濮東。濮去禹河既遠，不得有旁流之河。倘以為灉、沮非河、濟之旁出者，則兗西為沙壤，無有水源，其不能別成一渠于曹、濮，而必因於河、濟，亦明矣。若今無此二水者，以河、濟遷則灉、沮竭，可以今之地理求，難以今之川澤求也。汴、睢雲乎哉？經紀兗州之水，獨詳于曹、濮之間者，以此土北鄰浚、魏，南距睢、歸，河流其北，濟繞其南，二瀆交控，無高山廣阜以限之，故易為灌漫而治水之功倍也。功倍則辭詳矣。

　　草木

　　谷之產，因於地之宜。地之宜，驗於草木之生。故《經》於辨土之後，紀其草木之別，所以物土宜而審播種也。南北異地，九土異質，風氣異感，故草木異族，而百穀亦異產矣。

　　由、條、漸、包、夭、喬者，草木因土性之故別，非由治水而始然也。當洪水氾濫之時，草木暢茂，榛蕪穢塞，土荒獸逼，故益焚山澤，務芟除，而不務蕰崇之。林氏乃謂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豈知草木之性遂，適以害嘉穀、塞途徑、深沮洳、釀嵐蠱、蕃禽獸，以與人爭命乎！古之建國者，以拔木通道為事。《詩》所謂「拔柞械」、《春秋》所謂「啟山林」是已。如以草木蕪盛為平成之績，則今猺之有峒，苗之有箐，其將平成於中土哉？則《經》紀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績可知已。由，亭茂也，草之莖生者也。漸，進長也，進而漸長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夭，少長也，草之台生者也。條，長也，細而長也。木之孤幹獨擢者也。包，叢也，木之科叢盤生者也。喬，高大也，木之枝幹兼偉者也。三州所產，族類之不同如此。猶土有白黑，墳壤之異也。土不因水已治而改其質，草木亦不因水之治而異其狀也。所以惟兗、徐、揚三州紀草木者，此三州平衍之區，無高山大穀，草木鮮生，可以區別，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澤，其地不齊，一州之間，各自殊別，不可定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得之矣。

　　大野

　　蔡注引《地志》「在山陽巨野縣北」，又雲：「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中都，今汶上縣。巨野之北，正值汶上之南，非有異也。大野于宋為梁山泊，匯南旺湖而為一。及永樂中，開運河，始畫而為二。南旺之東又有蜀山湖，亦謂之南旺東湖。凡此三湖，彌漫三百六十裡，皆大野之所瀦也。大野之水，其源本於汶，而不因於濟。濟水自由張秋過壽張，掠湖而東北以注於濟南。大野之水則南下魚台而注于徐、邳。《山海經》雲：「濟水絕巨鹿澤。」郭注雲：「今在高平。」絕者，絕而過之之謂，非言濟水畢注於此。若《水經》所雲：「濟水至乘氏縣南分為二，南為菏，北為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北流入巨野澤」，蓋當後魏時，濟水之枝流偶注焉。而桑欽所雲「菏水」者，下又雲「東過湖陸縣今魚台　入於泗」，則亦與汶俱流，至魚台而南，未嘗絕而無所往也。天下無絕而無所往之水，蔡氏以菏為巨野，既徇末失本，而又以為濟水所絕，則尤不審於《山海經》「絕」字之義。若何承天雲「北連清、濟」，則連濟而非原於濟，承天初未有失，而濟水掠大野之北，徐地盡於大野之南岸，徐終不得有濟也。蔡氏生於東南，當山東淪陷之後，一惑於道元之說，雖以當時顯著之梁山泊且不之察，而況其他乎！

　　蠙珠

　　蠙，《說文》正作玭。宋弘雲「淮水出玭珠」，即此。古之珠，皆以玉為之。後世南粵既通中國，合浦之珠始登服飾，而謂之真珠。「真」雲者，言其不假琢而圓也。若以蚌甲為珠，則物賤而色黯，古謂之「蜃」，以飾器物，所在有之，不必淮夷。按《說文》，玭即瑀也。琢美石以為珠，赤者曰琚，白者曰瑀。《大戴禮》所謂「玭珠以納其間」，蓋佩玉之一也。佩以象德而有玭珠，豈佩蚌甲而可以象德乎？蠙珠之貢，蓋以供佩。玭之為蠙者，借用也。若蠙字正音蒲邊切，虱也。唐張蠙夢名虱，登第而改名蠙以應之，則蠙固非蚌，蔡氏之疏，兩失之矣。

　　浮於淮泗

　　汳汴通　水至蒙為灉水。東入於泗者，漢河南徙之道也。泗入淮，故淮合泗。汶入泗，故泗合汶。汶在巨野，合濟之支流。濟合灉。灉源於河，則經所謂「浮於淮、泗，達於河」之道也。蔡氏兩引許慎《說文》，未決所從。當以後說為定。蓋禹河故道，自洛汭、孟津，北過懷慶，合衛河而入浚、魏。初未自河陰南下，經滎陽、祥符之境，則汴水、陰溝水皆無從得受河以成流。當禹之時無汴水。漢河南徙而濮州無灉，時異水遷，不可強同已。

　　三江

　　《經》於此言「三江」，後導漢雲「北江」，導江雲「中江」。傳注家合二為一，故徒滋繁訟。以實求之，彼雲「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自上游而言，潯陽以西之江也。此雲「三江」者，自下游而言，蕪湖以下之水也。知然者，以《經》雲「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猶徐州所雲「大野既瀦，東原底平」。大野瀦而東原平，大野者，東原之浸。三江入而震澤定，三江者，震澤之源與支流也。蘇子瞻惟不知此，乃欲以味辨之，其亦細矣。

　　江水自蕪湖而東，其下採石，過應天、儀真、鎮江，至通州入海者，所謂揚子江，大江之經流也。乃海潮之上，直至小孤山，則小孤東北，水勢已平漫，特江南有雁山、九華諸山麓以束之，江北有石鏡、巢山諸山麓以束之，則岸高而不能旁瀉。至牛渚之南，敬亭一帶，山勢已盡，採石北阻，不能盡納大江之流，而蕪湖東南地勢汙下，可容旁溢，故分水別注。

　　自高淳、溧陽抵於宜興之南，所在瀦積，為丹陽、固城、長蕩諸湖，而注於太湖。其一則分自貴池、逕甯國縣，由廣德、長興而注於太湖。《水經》所謂「東至石城縣南，分為二。南江又東南徑宣城之臨城縣，今青陽。　又東與桐水合，廣德之桐池。　又東徑甯國縣南，又東北為長瀆，東則松江出焉」者是已。是震澤，三江之首也。今其水之徑溧陽者，中江之名固存也。而既入太湖以後，其經流上承中江徑直之勢，自鯰魚口經蘇州太倉入海者，一江也。今婁江。　其自吳縣長橋東北，合龐山湖，過松江、上海之北入海者，一江也。今松江。　自大姚分支，過青浦之漵山湖，東至嘉定縣界，合上海之黃浦，經嘉定、江灣，自上海之南入海者，一江也。今東江。　凡此三江，皆太湖之委也。委流順，則從出之澤亦平。故三江入海，而震澤以定也。《史記正義》及《吳地記》之說，皆確有可據。要其上流則皆自蕪湖東南分大江之支流者也。朱子以薛士龍之言為信，與蔡氏所引唐仲初之說，要為不誣。故《水經》亦雲：「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其與後所紀之北江、中江，相去千余裡，強而合之，則愈迷亂而不知所從矣。若大江自採石東下之經流，《經》不紀者，自然之瀆，未之加治也。

　　九江孔殷

　　殷之為言，中也，盛也。物中則盛，故殷亦為盛也。「九江孔殷」者，言九江之流甚盛也。所以然者，以「江、漢朝宗，九江孔盛」文義相連，漢合于江，江行以緩，故九江為之盛也。

　　漢九江郡治在壽州，其地則今鳳陽和州是已。至隋，始以尋陽為九江。而《漢地理志》雲：「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為大江」者，則尋陽之小水也。漢尋陽縣在江北，今之望江、宿松也。若今九江府之德化縣，在漢為柴桑縣，然則《漢志》之九江，蓋皖水之源，其出有九。雲「尋陽南」者，縣在懷甯之南，望江之北，皖自其南而入江也。若《尋陽記》所稱烏、蚌諸江，則洲渚之分，誠有如蔡氏所駁者。而晁公武乃雲：「一江而稱九江，猶太湖一湖而稱五湖，昭余祁一澤而稱九澤。」殊不知昭余祁者，九澤之一，或不審而名之曰九。湖之有五，則長蕩湖、射貴湖、上湖、滆湖，與太湖而五，本非一也。湖本有五，澤別有八，而九江安得一也？乃朱、蔡以洞庭為九江，尤有疑者。《經》雲「過九江，至於東陵」，東陵者，巴陵也。九江在巴陵之西，而為江水之所經過。若洞庭則在巴陵之南，江水未嘗過之也。《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亦巴陵也。洞庭在巴陵之南，固不在其西北，亦明矣。《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初不言九江在巴陵瀟湘之間。又《經》雲：「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經文雖簡，而衡山之於九江，九江之于敷淺原，雖限以大江，其山勢必有相因者。洞庭之浦，東西相去四百餘裡，山形闊絕，不相連接。《經》蓋言衡山自長沙嶽麓而下，順洞庭西岸，沿石門、慈利，濱江東北行，至荊江口，逾江而為蒲圻、興國諸山，過德化以訖於廬阜。則過九江者，非過洞庭亦明矣。唐詩「落日九江秋」，注雲：「江自荊南而合於漢沔間者有九：一曰川江，即大江；二曰清江，源出施州衛之西，至長陽入于江；三曰魯洑江；四曰潛江，出自漢水而會于江；五曰沱江，夏水也；六曰漳江，出南漳，合于江；七曰沮江，出房縣；八曰直江，公安之油水也；九曰漢江。」蓋此九水，自長陽而東，漸合于江，至漢口而後江、漢水合。則漢陽以南，城陵磯以西，皆為九江合流之地，江勢大盛，故曰「孔殷」也。而此上下三百里間，正在巴陵之西北，故《水經》雲：「在下雋西北。」乃九江之首，起于長陽，故《經》雲：「過九江至於東陵。」而湖北諸山，隨江西下，放于江、漢之間，然後逾江而過武昌之南，嶽州之北，於「導山」之文，亦無不合契者，斯以為《禹貢》九江之定論也。皖口、柴桑、洞庭之釋，要於《經》文無取。

　　沱潛既道

　　「濰、淄其道」，濰水、淄水至壽光而合入於海也。道之為言通也。「沱、潛既道」，沱、潛合一而江、漢通也。沱者，今之夏水。楚莊王滅陳，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居之于此水之側，故曰夏。夏水首出於江，在江陵縣東南，東過華容今監利　，至雲杜縣今潛江　入於沔。蓋潛水分漢于潛江之南，而沱水自監利北注之。江、漢之支流，早已相通於漢口之上，特其岸狹渠小，故江、漢之經流必至於漢口而始大合，但有水可道，則漕貢之舟取其徑直平夷，可以捷至漢水，而避自荊、岳達鄂，浮江溯漢七八百里迂險之沖，故下雲「浮于江、沱、潛、漢」，此之謂也。

　　雲夢

　　江北為雲，江南為夢。蓋平原大澤，地勢相連，而江水分畫其中也。其地在江南者為松滋、石首、公安、安鄉，在江北者為監利以西至於江陵之東，跨江瀕湖，南盡於澧而北盡於漢也。《漢地志》華容有雲夢澤，華容至梁始徙縣於南平郡之南安，則今縣是。而故華容今為監利。故《水經》亦雲：「雲夢澤在華容縣東。」而郭璞《爾雅注》以為巴邱湖者，今俗謂之西湖，其濱在江南之夢，而雲在其北也。《子虛賦》所雲「方八九百里」，雖為侈言，要盡漢南、湖北，亦幾幾近之矣。蔡氏所雲「華容、枝江」者良是，而又雲「江夏、安陸」，則跨江而東，逾漢而北，勢已遼絕。且江夏有黃鵠、鳳凰諸山峙立江岸，安陸居章山陪尾之麓，為原為阜，亦不得謂之為澤。德安之有雲夢縣，則西魏侵地漢上，欲誇其境土之遠，而以江介澤藪之名被之於漢北。南北分爭，僑置郡縣，名實相謬，沿而不改，若此類者眾矣。

　　杶幹

　　蔡氏謂「杶木可為弓幹」，而以杶幹為一木，不知杶即椿也。其木脆而易折，不中弓幹之用。人家田園所植，芽為人采，多不易長。深山所有者，或大至十餘圍，色赤而理堅，可鋸為材用。性辟虱蚤，故今人以作床榻。莖葉固如蔡氏所雲「似樗」者，貢之以為什器爾。此木惟荊土多有。閩、廣人不食其芽，動見砍伐，固宜蔡氏之不識。而又當宋末武備弛廢之時，抑不知弓幹之不可以椿為。杶自杶，幹自幹。孔氏以幹為柘，當之柘而雲幹者，猶《詩》言「伐檀」而雲「伐輪」也。

　　伊

　　《山海經》言：「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注：「熊耳在上洛縣南。」《漢地志》：「盧氏有熊耳山，伊水出。」蔡氏以郭說辨《地志》之非，不知弘農、商洛之間有三熊耳山。一在陝州之南，盧氏之北，達磨之所葬。蔡氏疑盧氏止有此熊耳，因謂伊水不出其下，固是。在商州之南，武關之西，與郭璞所雲「在上洛縣南」者相亂。蔡氏遂以為伊水出此，而疑其與盧氏相遠，因以辟《地志》之非者也。南召之西，內鄉之北，洛水之南，有熊耳山，與東關鸞堂毛葫盧之地相接，《水經》所雲：「洛水東徑熊耳山北」者，此則伊水所出，其地亦隸于盧氏，而斜系商州之東南，則郭璞所雲，與《漢地志》本一而非二也。《水經》雲「伊水出南陽縣西蔓渠山。」今謂之悶頓嶺，地隸盧氏。從此而東，過陸渾今嵩縣　、新城、伊闕俱伊陽　以入於洛。蓋《山海經》《漢地志》所言熊耳者，統紀其地。而《水經》之蔓渠，今之悶頓，則直溯其源也。要以伊水所自出在武關之東，而不在其西，系之商洛，則失其實矣。

　　滎波

　　滎、波言瀦，必有聚水。蓋濟溢南流，至於滎陽之東，以地勢平下而聚，則所謂滎澤是已。至漢已堙為平地，而不復有澤。波自洛出者，《水經》所謂「洛水徑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北出散關南，又東，枝瀆左出」者也。跡其下流，居宜陽之左，則必在洛汭之西而與河會，去滎絕遠。乃《經》合滎言瀦，又系于伊、洛、瀍、澗入河之後，其在洛東可知。固當以《山海經》之波水為正，蓋洛東小水合於滎澤者也。

　　菏澤

　　導者，因勢而下導之也。水之東流，水之勢也。地之西高而東下，地之勢也。蔡氏以曹州之荷水為此菏澤，則水本在東，逆西上而被孟瀦，豈理也哉！菏澤者渦水也。許慎曰：「渦水受扶溝、浪　渠、東入淮。」《水經》雲：「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浪　渠，東南至沛為渦水。又東至下邳、淮陵縣入於淮。」蓋此菏澤由陽武東徑祥符之銅瓦箱，東南過蘭陽北，又東過儀封南，又東過睢州北，又東至虞城，被孟瀦而過之，又東過夏邑，東南過豐縣，東至沛州飛雲橋，乃得「渦」名，東由徐達邳而入於淮。今其下流謂之渦，其上流謂之陰溝，亦雲浪　，而《經》則即浪而予以菏澤之名爾。出於豫，經於豫，而入于徐。若曹州之菏東北會汶，與孟瀦闊絕，且源出於徐，不宜紀於豫也。《漢志》：「睢水受浪　渠，東至取慮，音秋閭。入於泗。」則菏澤在漢蓋與睢合，或自徐州小浮橋注于呂梁矣。雖古今遷徙于沙壤者流委不一，然孟瀦為下流，菏為上流。源發於豫，不發于徐，則《經》文之不可易者。其為銅瓦箱所分之河渠，無疑矣。黃河南徙，則此菏澤為其經流也。蒗　渠之「菏」從草下河，曹州之「荷」，從草下何，《經》文自別。

　　嶓

　　東西二漢水，其下流皆名曰漢。其所出之山皆曰蟠塚。相承淆訛，合而為一者。緣《經》言「嶓塚導漾」，與《水經》以西漢水為漾、東漢水為沔，而雲漾出蟠塚、沔出沮縣東狼穀，遂使古今失據，合二漢水二嶓塚而一之也。

　　杜佑《通典》雲：「蟠塚有二：一在天水，一在漢中。在天水者，西漢水之所出。在漢中者，東漢水之所出也。」以地考之，無有如佑之切者。《漢地志》：「漢陽郡西縣故屬隴西，有蟠塚山，西漢水。」此杜佑所謂「一在天水」者也。若《經》所雲「嶓塚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至大別入江」者，杜佑所謂「一在漢中」者也。蓋西縣天水今併入秦州，在南條山脊之北，于《禹貢》屬雍而不屬梁，則此「既藝」之蟠，其在天水之「嶓」可知。而天水嶓塚所出之西漢水，自秦州嶓塚之南，流經鳳縣大散關，南過略陽之西，又南過階州之東，又南過昭化、劍州、廣元、閬中，又東南過南充、鄰水，又南至江津之北入于江。其始出也雖近于東漢，而其過漢中，既限以青泥、雞頭之阻，其入川北，又隔以金牛、衰斜之險，則終不得合。迨其下流，早已合岷江于重慶之西，不隨東漢為滄浪，過三澨、至大別而後入江也。則《經》之言漾，非西漢之源，而《經》之言嶓，非秦州之嶓明矣。若東漢水之下流，既一一與《經》為合，而所出之嶓即此「既藝」之嶓，在梁而不在雍。其以東漢為沔、西漢為漾者，《水經》之失也。孔氏曰：「泉始出山為漾水，東流為沔水，至漢中東流為漢水。」如淳曰：「北人謂漢曰沔。」漾、沔、漢，蓋東漢一水而三名，西漢不得謂漾也。

　　此之嶓塚，在今寧羌州之北，兩當縣之南，宋王仁裕放猿之地。兩當在漢為武都，故《華陽國志》曰「東漢水出武都縣」，固梁州之北境也。漢水始出為漾，南過寧羌，又南過略陽之東，始與沔合。沔水一曰河池水。略陽，漢沮縣也。故《華陽國志》曰：「沮縣，河池水所出東狼穀也。」桑欽之紀沔水，與《國志》同，特不知沔非東漢之源，東漢自出於寧羌之嶓塚，在略陽之北謂之漾，至略陽合沔水乃謂之沔，至沔縣而東過漢中府，始名曰漢。《經》雲「嶓塚導漾，東流為漢」者，此也。其不言沔者，沔入漢，而非漢之源也。桑欽不達于漾為東漢源，沔合於漾，而以漾名加之於西漢。酈道元乃昏於二漢之源流各別，乃雲：「東西兩川，俱出嶓塚，同為漢水。」桑欽知有秦州之嶓塚，而不知有《禹貢》所藝梁州、寧羌之嶓塚。酈道元遂合二嶓塚而為一，乃不知西漢之自雍南入梁而達于江，今謂之嘉陵江。東漢自梁之北境，東沿雍、梁之界入荊，而後達于江，今固謂之漢江也。蔡氏既知西漢水徑葭萌入江矣。又惑于酈說，強二漢以同歸，合兩嶓而為一，而曰「嶓塚一山跨於兩縣」，不知秦州之去寧羌，相去三百餘裡，中隔西和、成縣兩邑二百余裡之原隰，又有空同、天井、仇池、朱圉諸山之間隔，兩縣不相為接壤，而亦安得為「跨」乎？秦州之嶓塚，北連汧、隴，其為雍地無疑。寧羌之蟠塚，在漢中之西，與巴、蜀共為益州，共為華陽，則亦共為梁州也。

　　沱潛

　　水自江出者皆為沱。蔡氏以郫縣、汶江皆有沱，而不知沱之大者在新繁也。蓋江水始發，未為峽束，隨平壤而四溢，沱不一矣。《水經》雲「沱在湔口之東，都安之上」。湔口在石泉縣。都安，今之灌縣。沱之在郫西者也。《華陽國志》雲：「大江自湔堰至犍為有五津：始曰白華津，二曰裡津，三曰江首津，四曰涉頭津，五曰江南津。」五津之地，上溯石泉，下汔井研，皆江、沱之道，旋出旋入，而共合於嘉定也。舊雲水自漢出為潛，按《經》所紀漢，皆東漢也。東漢之潛，自在荊土。今此系之梁州，則此潛者，非自漢出，而即西漢之別名。西漢不見於《經》，蓋在古謂之潛，而不謂之漢，《地志》所雲「巴郡宕渠縣西南，潛水入江」者是已。宕渠西南，今鄰水縣，嘉陵江之入江也於此。酈道元「潛水入大穴」之語，細碎而不經，蓋不足信。唯西漢之即潛，故下雲「逾於潛」者，言溯潛而上，至於略陽、鳳縣之間，西漢水與東漢水相去已近，而二水不相為通，則陸運至略陽之東，而後複浮於漢，亦可證《經》之不混二漢為一水矣。道元亦知西漢之即潛而非漾，故又曰「自西漢溯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曆岡北，迤邐接漢、沔」，則以明潛、漾之源委各別，不相通矣。而為說紛紜，自相矛盾，蓋雜采他說以成書，得失並存而不知所裁。蔡氏惑其所失，而不考其所得，徒知沔、渭之間絕水百餘裡，乃不知東漢、西漢之間絕水亦百餘裡，乃以疑《經》「逾於沔」之文，不亦疏與。

　　和夷

　　和水出天全六番招討地。天全六番，宋之和州也。和水下流注于青衣水。晁氏徑以為清衣江者，誤。晁氏又曰：「夷水出魚複，至夷道入江。」此乃施州衛所出之清江，至長陽縣入江者，與和川相去東西三千餘裡。和在梁而夷在荊，不得連類並紀，如「覃懷」「原隰」之文而屬之「蔡、蒙旅平」之後。和夷者，和川之夷，猶言島夷、萊夷。曾氏所雲「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是已。天全六番至西魏始入版圖，禹因平蔡、蒙而及之，以循水之源而為治江水之資也。

　　西傾

　　西傾在洮州衛之南，與松潘接壤。「因桓是來」者，因于桓水而來貢也。桓水，今謂之羌水，自文縣千戶所繞南山、太白而入於西漢。《水經》以桓水入於南海者，誤。羌水西南，正當坤維之脊，地勢極高，而又有西番之亦思八思今河，董卜韓胡之乞裡馬出河，皆東流合于江。桓水安能緣之以南邪？西傾不屬雍而屬梁者，雖在岷、洮之西，而實與太白、劍門南北相值也。

　　渭汭

　　蔡氏雲：「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即《詩》之芮鞠。」今按《詩》言「芮鞠之即」紀公劉遷邠之事，芮自在邠，去隴州之弦蒲藪幾四百里。公劉之國，其疆域不至汧西，則芮者乃邠州之小水，今所謂宜錄川是已。若弦蒲藪所出之水，乃汧水也。汧自寶雞入渭，而不與涇屬。使以汧為汭，而汧不連涇，徑達於謂，則當雲「涇汭屬渭」，不得言「涇屬渭汭」也。汭在邠，而涇過邠東，汭水因東流注之，故曰「涇屬汭」。宣言「涇屬汭、渭」，乃先渭而後汭者，則以汭小而渭大爾。

　　漆沮

　　雍州有二漆水。其一出永壽縣，東過同官北，至耀州，東合於沮。沮水出中部縣，南過宜君，今子午水，東南至耀州，合于北洛水。此二水，皆非徑入於河，而由北洛。北洛合二水直入於河，而不由渭以達河，蔡注雲「入渭」者，誤。乃《經》文雲「既從」「攸同」，則皆主渭而言，而非以河言。然則此漆者，蓋扶風、杜陽之漆水。而沮水無考，則或麟游、　水之類，古今異名也。晁氏之言，深為有據。乃程氏以《經》序渭水節次不合疑之，不知由涇而汭，由汭而漆、沮，由漆、沮而澧，自北迤南，以紀入渭之諸水，節次未有亂焉，何得屈由洛達河之漆、沮，強所本不然者而誣之入渭乎？《吉日》之詩曰「漆、沮之從」，蓋亦謂此。朱子以北洛當之，周王不應度涇而北，從禽於三百里之外也。

　　原隰、豬野、三危、黑水

　　蔡注因《詩》以原隰為邠州之隰原，據《地志》以豬野為涼州之休屠澤，今按邠之去涼幾三千里，而中又間之以涇、渭，限之以黃河，不得言「至於豬野」也。《經》所紀者，因近漸遠，勢必相鄰，若覃懷之於衡漳是已。上志鳥鼠，下紀邠地，則既越隴阪之阻，逆回而東者千里，又遽北折而西，及於涼土，迂回遼闊，序次乖張。《禹貢》一篇，無此義例。則原隰、豬野，皆在鳥鼠之西南無疑已。「鳥鼠」以上紀洮東，「原隰」以下紀洮西，則此豬野，蓋洮州衛之青海也。西寧亦有青海，俗呼之訛爾。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原隰所在而有，非有適名。冷地峪以西，臨洮以南，濱河以至於青海，其地平下，皆原隰也。

　　三危山，《漢書》注，以為在沙州燉煌縣，以地按之，蓋亦失實。《後漢書》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薑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嶽，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經》之析支也。漢河關縣屬金城郡，今蘭州。　後改屬隴西郡，今鞏昌。　今之河州衛是已。《地志》雲：「積石山在河關西南，河水所出。」三危在河關之西，當與積石相近。以地度之，則其在河州之南，洮州之西，疊溪之北，濱于大河之東，而非在涼州，亦審矣。《水經》雲「在敦煌縣南」，遠紀之也，實則有湟南湟北，河東河西之別，而相去幾千里矣。意河西四郡，當禹之時未入中國，而雍、梁二州極西之地，止于積石，非能遠至瓜、沙之境，故「導山」之文，始於　而卒於岷，北不逾湟水，而南不至越雋也。

　　黑水為梁、雍二州之界，而梁州斷無跨河以北之理。雲「導黑水至於三危」，則三危亦梁之西北而雍之西南，皆足征其為岷、洮之境也。舊志謂黑水在肅州者，其亦誤耳。《山海經》之言黑水者屢矣。見於《西山經》者曰：「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于無達。郭雲出山東北隅。　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杆。郭雲出西北隅。　」所謂昆侖邱者，去渤澤四百里也。泑澤亦青海。見於《海內經》者曰：「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後稷葬焉。」又曰：「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生昌意，降若水，生韓流。」黑水既為後稷墓田，必不能遠在嘉峪之西，而與若水相邇，則固在西南，而不在西北也。《王制》言：「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河者，同、韓之間，去流沙止千里而遙。黑水又在其東，則必非酒泉之黑水愈明。是以孔穎達亦以居延之流沙去中國太遠，而辨《地志》之非。則黑水之更在流沙之東者，從可知矣。蔡氏不能為之折中，隨其篇冊，既登《水經》出張掖南至敦煌之說，又雜采《地志》出犍為、南廣今敘州。　之文，或疑樊綽之指為麗江，而終取夫程氏西洱河之言以為定。不知在張掖肅州　則既不得為梁境，在犍為則去三危絕遠，不能越峨眉、岷、嶓而挽之北行，且瀘、敘不應為雍土，若麗江、洱河，其差彌遠，又不待言矣。出南廣者，瀘水也。麗江者，出騰沖衛徼外茶山長官司，至雲南巨津州為金沙江者也。西洱河者，出鶴慶府為樣備江，至大理府為滇海者也。瀘水入江，而不入南海。麗水、洱水雖由交趾達南海，而皆在梁州極南之境，去三苗所居之三危，山川修阻，幾五千里。樊、程拘於「入南海」之文，而蔡氏生於宋季，雲南不入版圖，因以忖度滇北之連乎西羌，而不知其舛之甚矣！以實求之，黑水當在西傾、積石之間，或朋拶河、出河之類，又或其即為湟水，古今異名，遂無可考。其雲「入於南海」者，因文字之訛，以入于「南河」為「南海」。河在積石之外，行於番夷，當中國之坤位，故曰「南河」。守文以核地，不如按地以定《經》。要以黑水既至於三危，則川、陝西陲近自岷山、瓦屋、大相、小相，遠則大雪山，而極于於闐、天竺，崇高連亙，斷無可至於南海之理。此《經》文之必當傳疑，而不可強為遷就者也。以黑水在肅州，則洮河、積石、臨洮、鞏昌、甘、涼、西寧，俱應為梁州之地，而雍之西界，應在亦集乃，亦集乃，海名。　是雍不當有弱水、三危。以西河為黑水，則全川皆雍州之地，而大理以南始為梁州。凡此皆悖謬之尤，隨文立詁而不相通也。奚可哉！以《後漢書》定三危之所在，而原隰、豬野，弱水、黑水、昆侖、析支，皆相櫛比，不致滋古今之大惑矣。

　　昆侖

　　昆侖一山，古今積為誇遠之說，倡始於漢之術士，而成于王嘉之誕說。蔡氏破群迷而曰「在臨羌」者，定論也。臨羌于漢屬金城郡，在今金縣之西，河州之東，與積石密邇。《山海經》所雲「昆侖之邱，河水出焉」者，據其入中國之始。直謂之出，則以內夏外夷，而不必窮其源也。《經》以昆侖與析支、渠搜而並敘，亦知其為附徼西戎之地矣。桑欽惑於邪說，乃雲「去嵩高五萬里」。使其在五萬里之外，安能與西戎同其就緒哉？司馬遷不知近有昆侖在雍州之境，顧遠征之張騫，而曰「烏睹所謂昆侖」，好奇之過，曾不察夫《禹貢》之本文，為罔而已。《山海經》之言昆侖者曰「邱」，非有崇高莫並之山也。必求其地，則臨洮之胭脂嶺，蘭州之皋蘭山，河州之普贊山，洮州之雪山，皆足以當之。古今異名，無從定耳。後人不察，乃指肅州玉門以西北狄之山為昆侖。胡元侈其境土之大，又以阿以伯站之赤耳麻卜莫刺山為昆侖，而昆侖之實愈晦。據《禹貢》之本文，守蔡氏之定說，以折妖妄之論，其尚求昆侖於河、洮之間哉！

　　渠搜

　　蔡氏據《水經》謂渠搜地近朔方，不知朔方之渠搜在河湟、豐州之東，受降之南，於中國為北，于種類為狄。而下雲「西戎即敘」，則與析支同為西戎，其非朔方之渠搜明矣。夷狄以部落顯，不以地著，遷徙而仍其故號。或此戎當商、周之世徙于朔方，秦、漢有其地，因築為城。抑或當秦之時，斥地河、湟，徙渠搜於北河之南，俱未可知。要當虞、夏之世，渠搜固在昆侖、析支之間也。析支西去河關千里，蓋今邈川貴德之壤。渠搜非北近宗哥，則南瀕朋拶，世移事易，名實互貿，我知其為西戎而已，其他闕疑可也。

　　導山

　　導山之說，王、鄭以三條、四列分之。蔡氏辨其非，是也。而蔡氏南北二條複分為二，則亦與王、鄭之說相去無幾。蓋以我測《經》，不若以《經》釋《經》之為當。《經》雲「九川滌源」者，一弱水，二黑水，三河，四漾，五江，六沇，七淮，八渭，九洛也。弱水，黑水，皆雍川也。河亙雍、豫、冀而瀕於兗。漾出梁，瀕雍而入荊。江出梁，過荊而入揚。淮出豫，過徐而入揚。渭在雍。洛在豫。非九州之各自為川。而青本無川，亦不能張皇小水以與大川亢衡。《禹貢》紀治水，因所滌以為川，不似《周禮》《職方》因已定之土，各立川浸，強小大而比之同。則「九山刊旅」亦非一州之各有一山，審矣。青、徐、揚、兗，下流平衍之區，一行所謂「四戰之國」也。必欲於無山之州，立岡阜之雄者以敵崇高之嶠，官天府地者之所不為也。

　　夫導者，有事之辭。水流而禹行之，雲導可也。山峙而不行，奚雲導哉？然則導者，為之道也。洪水被野，草木暢茂，下者沮洳豬停，軌跡不通，禹乃循山之麓，因其高燥，刊木治道，以通行旅。「刊」「旅」之雲，正導之謂矣。青、兗、徐、揚，或本無山，即有山而亦為孤巒，不能取道。雍、冀、豫、梁、荊，則山相連屬，附其麓而可屆乎遠。乃以崖壑崟欹，草木荒塞，振古而為荒術，禹乃刊除平夷，始成大道，由西迄東，其道凡九也。岍、岐、嶓塚言道，而他不言者，其故未有道，則禹導之，其故有道，因而修之者，不言導也，非自禹而導之也。

　　九山者：一，岍為首，而屬岐、荊。二，壺口為首，而屬雷首、太嶽。三，底柱為首，而屬析城、王屋、太行。四，恒山為首，而屬碣石。五，西傾為首，而屬朱圉、鳥鼠、大華。六，熊耳為首，而屬外方、桐柏、陪尾。七，嶓塚為首，而屬荊山。八，內方為首，而屬大別。九，岷山為首，而屬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九山之餘也。近者詳之，遠者略之。恒山去碣石千餘裡，岷山至衡三千餘裡。中無所紀，略也。九江之東，紀以敷淺原，而匡廬東南不之紀者，非《禹貢》之幅員也。恒山西北飛狐、句注、五台、賀蘭不之紀者，北塞而非旅道也。徐、揚之潛、霍，青之大峴、福山、成山，《經》之不及。兗之岱山，僅見於州壤，而不著於導山者，孤嶂不可為道也。梁之峨眉，荊之二酉、五嶺不之紀者，南塞而非旅道也。若謂九山各於其州為旅祭告成之明祀，則當如《職方》所紀，隨州分志，不應別紀三條、四列，而反遺九山之宜載見者矣。九山之次第，自西北而東南。均乎南北，則先西。均乎西，則先北。「導岍及岐，至於荊山。岍在隴州，視壺口底柱恒山則西，視西傾則北，自岍而西北，禹跡不至，地本狄戎，因此足見瓜、沙、甘、肅之弱水、黑水、三危、昆侖、豬野非禹甸，而後人蒙之以名也。導岍自隴阪，東至於岐，又東而至於富平之荊山，皆在渭北，雖間以涇水，而雲陽之山與醴泉相接，故岍、岐、荊雖三山，而為渭北之道，一也。逾於河而山窮矣。導　之次，宜紀西傾，而及壺口者，因逾河之道，壺口與荊南北相值，即以順而東也。始壺口河岸，自吉州、九原、玉壁而南，以至於雷首，雖間以汾水，而兩岸相接，形勢均高，則折而東北，沿羊角、三堯以至霍太山，其東北為太原平衍之區，水嘗灌之矣。故壺口、雷首、太嶽三山為河東之道，一也。由此而南，畫之以安邑、平陸舄鹵之地，山勢既絕，中條初起，則底柱為河北諸山之首。由底柱循河岸而東北，至垣曲為析城，至陽城而王屋，至澤州而太行、軹關、天井，道以通焉。由此以東，至於彰、衛而山絕。故底柱、析城、王屋、太行四山而為河北之道，一也。於是而與岍，岐南北相值之山窮矣。魏、博、邢、趙、放乎山東平衍之區，水落則道出，而無所事於刊通矣。於是而北，則燕、趙迤北達于榆關者，以恒山為首。以東西計，宜後於西傾。以南北計，則先於西傾。且因太行之所絕，迤東而順及之也。恒山以西，出倒馬關，緣繁峙而抵乎岢嵐、偏關以逾河，而放於延綏，非禹甸也。恒山而東北曆飛狐、居庸、天壽、密雲，逾灤以東盡于碣石，為舜幽州之境。繞塞以達島夷，凡千餘裡而山相屬，其為幽、燕之道，一也。「入於海」者，盡詞也。逾隴而西，秦、徽、階、文之間，重山疊嶂相仍，而西窮雍、梁之疆域所止，則西傾為之首，其西則戎也。從西傾而東，秦州則朱圉，北而臨洮則鳥鼠，順渭水之南，雞頭、空同、大散、斜谷、太白、甘泉、終南、子午，達臨潼而出乎華嶽，山麓相屬。又東放乎崤函而山勢盡。故西傾、朱圉、鳥鼠以達太華，叢山之以名著者四，而為關西、渭南之道，一也。出關而東，河、洛為水國，而抑為平壤，惟洛表為荊、豫之脊，則以熊耳為首。熊耳者，盧氏之熊耳，非永甯之熊耳。　熊耳以東，自陸渾以達偃師，雖間以伊水，而伊闕之山與偃師相接，循之以東，得嵩山為外方。嵩山之南，自女幾沿汝水又南至寶豐，岡勢未斷，迤平氏而抵乎桐柏。若桐柏之東，裕州之野，汝寧之郊，皆平壤而山絕矣，不復東行，而為之南通楚塞，過平靖、應山以終乎德安之陪尾。泗水亦有陪尾，非此陪尾。　其南則江漢之澤國也。由此而東，穆陵、黃、土、潛、霍、司空，南盡于江，禹蓋未之道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起豫抵荊，而為洛南楚塞之道，一也。西傾之東，梁北之山，嶓塚為首，以東西計，岷先於嶓。以南北計，嶓先於岷也。嶓塚東下為漢南，沿褒斜而東，自漢中放乎西鄉、興安、平利、白河，東達於均，或麓或穀，山道以通，循武當而盡乎南漳之荊山，故嶓、荊千餘裡，而為漢南、蜀北之道，一也。其為山勢，至南漳而盡。東出襄陽，則又為平壤矣。內方之山，北界以襄、宜，不屬荊山，南界以荊門、長阪，不屬岷陽。故江北之山，以內方為首。內方、大別，相去無幾，而得名一山者，江、漢下濕，賴此道以通荊土，故為漢南、江北之道，一也。「岷山之陽」雲者，猶言岷陽也。山南曰陽。岷山按劍門以東下，其南麓自成都過重慶、廣安、萬州而抵夔州。乃歸、巴、巫山之險不可逾，則避峽中之厄，自夔渡江，南過石柱，又南至銅仁，出辰、沅，東下寶慶以達於衡山，而為自梁入荊南之道焉。其間雖紆回數千里，而山勢相接，有通穀巨壑以達之，其為川、湖之道，一也。重慶而南，放乎滇、黔，則固為禹甸之所不至，以此益知以麗江、洱海為黑水之非矣。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因衡山而紀荊州東北入揚之山道。以衡山之餘，西繞湘西，連屬不絕，故不得別紀一山以為首。而自衡山東北至長沙，則地勢卑下，漸為澤國。故為依山開道，自湘鄉而北至於常、澧，循洞庭之西岸，渡江至荊州，沿江而過雲夢之北，複渡江以抵通山、大冶，而盡于柴桑。九江之過，雖無高山崇阜，而于江、漢之中為脊，則江、湘之水即泛，固可通也。乃自辰、沅徑可達常、澧，不必南至衡山，則經本互文。自衡可循山至澧，而自辰亦可出澧而過九江，故為岐路之詞，言自岷陽而東南可至衡，而東可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也。乃其統為岷陽可通之道，則二而一也。若夫兗、青、徐、揚，地本卑濕，在治水之先，則於四載唯舟行；在水治之後，則平野而可容方軌。道不循山，無所事於刊除，雖有陵阜，不勞紀載矣。道山之說，必此為正。若夫三條、二條之說，則青鳥不經之論。禹非楊救貧、賴布衣之流，為人審龍以相宅阡葬，亦何用遠捕沙水，若此之勤哉？何似即下文之九山，順本文「至於」之次序，為分九旅旅猶館驛也。　之得邪？

　　敷淺原

　　鄱陽縣在彭蠡之東，隔以太湖，山不相屬。晁氏謂敷淺原在彼，其說固非。乃蔡氏以廬山當之，亦未為得。高平曰原。匡廬矗起壁立，不得謂之原也。《水經》雲：「敷淺原在曆陵縣西南。」漢之曆陵，今之德安。廬山在九江之東，德安在九江之西，敷淺原更在德安之西，則武甯、寧州之境矣。蓋湖廣武、岳之東北，興國、大冶、九宮、鐘台諸山，迤東而至於九江之西南，山勢已盡，而垂乎德安之博陽。九江德安縣有博陽山。　又東則章水之瀕，複為澤國。其東北之為匡廬者，亦孤嶂瀕湖而無所往也。蔡氏以廬阜最高，所當紀志，不知《經》之所詳，非水所待治，則陸道所經，若非水陸之沖，則冀之五台，揚之黃山、白嶽，雍之褒斜，梁之峨眉、巫峽，荊之武當，徐之天柱，俱不見於篇，一匡廬雲乎哉！朱子謂「人過而非山過。道所不過，禹不之導」，則塊然匡廬，亦何足以登於《經》？

　　弱水合黎

　　甘州鎮夷所有合黎山，舊雲禹導弱水至此。《漢》《隋》《地志》皆雲弱水出刪丹縣。今按：刪丹在甘州東百二十裡。合黎在甘州之西，「至於合黎」，合黎山下有水，即謂之合黎河。《一統志》乃謂合黎之水為黑水，而以瓜州之且樂水為合黎河，其謬甚矣。「餘波入於流沙」者，《水經》「流沙在張掖居延縣東北」，亦甘州也。弱水之經流，導之至鎮夷所而止。鎮夷而西，地屬番夷，禹所不至，亦不問其何所歸矣。餘波則自刪丹分支，導之至甘州而止。要以導弱水入夷地，絕其東流，毋滋河勢。其下流所委，則一聽之，不疲弊中國以治夷狄之水也。甘州雖在涼州之西，而於河、湟為近。禹因治黑水之便，渡湟治之。若西而酒泉、敦煌，地屬西番，北而莊浪、寧夏，地屬北狄，皆四載之未至。《隋志》謂「流沙在敦煌」，杜佑雲「在沙州西八十裡」，蓋誤以沙州之鳴沙山為流沙，其為荒遠，不足信也。

　　同為逆河

　　「同」之為言皆也。「同為逆河」，言九河之皆為逆河也。凡水之行，以上流高而下流下，上流淺而下流深，上流狹而下流廣為順，反是為逆，水之入海，其從來雖陡速，而近海必平。且潮落則順下，潮生則逆上。其隨潮而逆上也，上流狹淺，則近海之地必且湧溢而漫流。故禹疏九河，於潮所可至之地，深闊其上流，以受潮之逆上，故曰「逆河」，所以救海濱之地岸，不為海蝕也。而九河之尾皆逆，非合而為一可知已。既播為九，以殺水勢，複從而一之，一不足以納九，則河以歸墟不快，又氾濫旁溢以為害。且九河之地，南北相去三四百里，強九成一，則迂曲而必潰圮，欲並三四百里之地瀦為一河，功既浩大而難施，且徒以召海水之入，而棄壤土於河，其於河之疏塞則固無益。即使盡壑冀、兗以為海，亦不足飽海之貪，而適以逆河之路，是平天成地者，適以裂地而滔天也。故《經》言「同」，而不言「會」，其亦九河皆為逆河而非一，亦審矣。雲「為」者，人為之也。

　　東為北江入於海

　　鄭樵以「東為北江入於海」為衍文，朱、蔡據以為是。今按江、漢之東下者，與《禹貢》正無少差。特《經》文錯綜，不易讀曉，故穿鑿者引水味以強分之，而泥著者不知通《經》文之變而誣為失也。《經》言：「東匯澤為彭蠡。」又雲：「會於匯。」則匯者，他水之聚而非謂漢之瀦也。「匯澤」雲者，所以紀章江也。章江上流瀕乎百粵，禹跡所不至，故不見於《經》，而就其下流入江之次紀之，曰「匯澤于彭蠡」，又曰「會於匯」，言章江之會江、漢也。乃本文之連江、漢而為詞者，章江之不能自為彭蠡，猶瀟湘之不能自為洞庭也。江水東出之勢，扼瀟湘而為洞庭。江、漢東下之流，至小孤為潮水所阻，屯壅以扼章江，而匯為彭蠡。則為彭蠡者章水，而使之為彭蠡者江、漢也。朱子曰：「彭蠡非有所仰于江、漢，而泉流之積，日遏月高，勢已不復容江、漢之入。」是未詳「會於匯」之文，初非謂漢之入為彭蠡，而抑不知小孤之潮，逐江、漢而卻行，即時溢入彭蠡，亦勢之所必有也。《經》雲「南入于江」，則漢於此已為江所並，而匯澤之實，不復獨歸之漢矣。朱子曰：「漢果匯于彭蠡，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是又未詳於《經》之本文，上言「入江」，下言「北江」，而不復系漢之旨也。《經》言「南人于江」，則紀漢之事已畢。而漢自入江以後，江不得獨有其流，故自大別以東入海之水可名為江，亦可名為漢。則武昌以下，通州以上，水所經過，不妨見於「導漾」之下，故於漢有「入海」之文，于江又有「會於匯」之紀。互舉而並存焉，以著江、漢之兩大也，彭蠡之匯，可屬「導江」之下，亦何不可屬「導漢」之下？系漢則失江，系江則失漢。而漢在下流，故兩存而詳於所近出者，非謂僅一漢水入為彭蠡而複出為北江，而江不與也。其言「東為北江」者，南人通謂水為江，此又以著北江、中江之稱，以明「地從主人」之義，言漢在略陽之北謂之漾，略陽以東謂之漢，均州以東謂之滄浪，漢口以東謂之北江，一水而四名也。《山海經》雲：「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南江者，青衣江也。故《山海經》又雲：「高山在成都西。」北江者，漢也。曼山或即嶓塚。大江者，中江也。溯其所出，則嶓在岷北，及其東下，則漢口在前江口之北，故漢曰北江。青衣江出於黎雅，其與江合在敘州，于江為南江。南江合中江於敘，及其東下，已並為一。而南江源小，不足亢江，故《經》但言中江，而不及南。江、漢合流以後，荊人之稱之者，不復目言江、漢，而以漢為北江，江為中江。《經》於其下流，悉其異名，以著土人之稱謂有然者。「為」之為言，謂也。猶言「為漢」「為滄浪」「為濟」「為滎」之雲，初不謂江、漢之各自成川於會匯之後也。其言「入於海」者，江入海，而漢與之俱入也。渭、洛紀入河，而不重言入海，河不與渭、洛敵也。漾、沇既入江入河，而重言入海，漢、濟與江、河敵也。江與漢敵，故江、漢各立「入海」之文，而漢微遜于江，其東下又江先而漢後，故于漢水又著「入江」之目。使不先言「入江」，則失江、漢合流之實。不各言「入海」，則大別以東，揚子之水，漢實居半，義不得全屬之江也。《經》文為起錯舉之例，兩言而並著之。猶濟之業已入河，其溢為滎者，河、濟合溢也，乃不欲使濟為河掩，且屈河之支流以從濟況江、漢之絜大爭雄，並紀南國者乎！特彼則河有經流，故獨系滎於濟之下，而於河不再見。此則江全合漢，故必再著於「會匯」「入海」之文。《經》之體物立義，其精如此。讀者草次不察，欲擅大別以東之水全歸之江，而誣《經》為衍文，然則《春秋》之會盟同地，而再言葵邱、首止，《詩》之「七月流火」，而一篇三及者，其又何以通之也邪？

　　澧、九江、東陵

　　澧，謂洞庭之末流也。九江者，起清江至漢江，要其終於漢口而言之也。「過」者，言江水之經過，而因與之合也。東陵者，武昌以東，瑞昌以西，江之東岸諸山也。所以然者，蔡氏謂澧為山澤，既舍著明之水，別求無名之澤。胡、晁以九江為洞庭，不知江水實未嘗經過洞庭，又有目者所共睹。若東陵之為巴陵，既無所考，且江亦何嘗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迤北也。《禹貢》之文，詳內而略外，詳近而略遠。彭蠡源于章江，不言章江而言匯。洞庭實兼九水，西莫西于沅，南莫南於湘，不言洞庭、沅、湘而言澧，則以虔、吉為百粵之地，而當湖口者，我止知其為匯也。洞庭之納九水，微者既不足紀，沅、湘出於黔、粵、苗、猺之地，而澧最居九水之末，則亦止知洞庭之為澧也。故王逸《離騷注》雲：「洞庭謂之澧口。」猶河之所出，張騫所不能窮，而《禹貢》則斷以積石為始，內中國故詳，外夷狄故略，此聖人以義裁物之精意也。匯言彭蠡，而澧不言洞庭者，彭蠡湖瀕於江，故湖水入江，水勢平緩，泛江而下，過彭蠡，故彭蠡有與于江。洞庭自君山以北，不復為湖，高下殊勢，故巴陵之水迅流以達于荊江口者四十餘裡。泛江順下，不見洞庭，故割洞庭而無與于江也。《水經》雲：「江水至長沙下雋縣，澧水、沅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蓋水落洪出之後實有然者，而無所謂洞庭矣。洞庭者，夏秋則有，冬春則無，抑不如彭蠡之常為湖也。《水經》且不于江而著洞庭，況《經》之簡核以立言者乎？朱子身遊其地，乃不知江水之未過洞庭，屈從胡、晁之說，況蔡氏之遙為忖度，固守專家之學者哉！

　　沇濟

　　沇水出今澤州之陽城縣析城山，下有神池，伏流地下，至懷慶府濟源縣複出為濟，《水經》以為出垣縣者，析城在漢隸於垣，今垣曲。　而後割入于陽城也。若其東至溫縣以後，則為河水所亂，古今差異，而不可刻舟以求劍矣。漢築石門，而濟隨河合流，不入滎瀆。王莽時大旱，濟源枯絕，而不復有濟。迨後複通流而為河所奪，則河之經流與濟莫辨，雖滎澤再通，要不能析之為濟矣。當宋之季，黃河南徙，濟水徑流，方回所雲「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宋、金之代則然。若今黃河之流雖南，而自溫至汴，與濟並流者數百里。禹河在北，南溢而為滎。今河徙南，北出而為儀封、曹城之小黃河。濟為河水所挾以後，自張秋北去，經武定、濱州、利津，為今大清河以入海。今河南徙而勢弱，則循禹故道，自華不注之北，徑青州、博興，為小清河以入海。要之，濟小而河大，相去懸絕，為河所亂，則或南或北，亦不可複識其為濟矣。《經》雲「入於河」者，已明著濟水之不能自達於海矣。其雲「東溢為滎」，則以河東來，而濟南出，適際其沖，與溢為滎澤相與比近，則河固溢而濟亦溢，雖不可執滎為濟之下流，亦不可徑指為河之支流，故上冠以「入於河」，而下繼以「溢為滎」。是河、濟合溢，可以系之河，而亦可以系之濟也。其不以系之河者，河大以經流為正，濟小則溢流可存。可以系之濟，固不必系之河矣。朱、蔡以蘇子瞻「江、漢辨味」之說為童騃，而徒于濟水之性求辨於勁疾，旁證於趵突，引驗於阿膠，則猶夫蘇之騃也。程大昌謂溢出者非濟，而欲絕濟於滎。蔡氏乃欲謂溢出者非河，而絕滎于河，程不知上固連濟，蔡亦不知下已言入河也。蓋自廣武以東訖乎海，北至東昌，南至徐、壽，地既平衍，當洪荒之世，水初定位，即播為數渠。南起金末項城之河，北而正統間亳州之河，又北而梁靖口之河，又北而虞城之河，又北而曹州之小黃河，即滎。　又北而定陶之河，皆河所分。濟亦時隨之俱往。間或河移于溫，而濟水特達，要亦未能始終而與河離。

　　《孟子》曰：「疏九河，瀹濟、漯。」九河為河下流之分支，濟、漯為河上流分受之大渠。自非全河注滎，則滎雖兼受河、濟，而岸狹水小，則河之濁者以漸就安流而向於清。今徐州、懷遠以下，河之入淮者，亦不似汴、宋以西之混雜泥滓，亦猶江、漢之初出，乘漲混濁，至揚州、石頭而泓然一碧也。故不必泥水之清者以為濟矣。若阿膠之性勁重，則或驢鞟使然。而青州非濟所經，所合白丸子，用彼中之水，亦與阿膠同功。要以地濕下而水鹹則質重，不因濟也。使濟有疏痰之力，則何不於濟源造膠，乘沇伏流之初出者，其效為尤大乎？此方技之卮言，不可熒聽者也。漯受河，則濟亦受河。滎受河，則亦受濟。兩水既合，誰與辨之？泥沙隨瀑流而徙，且解散而四出，況其俱為水而同流邪？夫油輕而水重，水輕而泔重，此較然者。今以一甕之油，一石之泔，投之溪流，不逾尋丈而已散亂，濟獨何能紀其類以自遠於河哉？況濟既勁下，則必趨其尤下者，乃舍大河經流之瀆，而旁溢於支流，則必濟水輕緩，為河所浮，若溪流之有芥羽，則集於洄也。若趨下，而清者之必不旁溢，亦審矣。畫滎為濟，非戲論與？《經》於此，一以志沇，一以志河之支流，故別其名曰滎，而不曰濟。《禹貢》志約而義精，類如此。因以知禹河雖北，未嘗不南。從古無納黃河於一瀆之理，則載河於山之說，益信其妄。若四瀆之雲，則以河分為二，在北合漳為河，在南入滎為濟。通計中國之大川凡四，禮家謂之四竇，猶四竅也。劉熙曰：「瀆，獨也。」亦纖陋之見。

　　九澤

　　大陸一，雷夏二，大野三，彭蠡四，震澤五，雲夢六，菏澤七，孟豬八，豬野九。凡此九澤，見於《經》文者，具為縷悉。揚、豫庳下平衍之地，本有二澤，不得故黜其一。青瀕海地狹，源短流疾，梁處叢山亙峽之中，皆不容有澤，無容強而使有。與九川、九山不以州分者同。孔、蔡泥上九州之文，別著山澤。信《傳》固不如信《經》也。

　　五服

　　《禹貢》之書，成於舜之中年。蓋禹受命治水在舜殛鯀之後。八年之後，而兗州之作又十有三載矣。蔡氏以堯都冀州為五服之中者也。然舜都于蒲，其正北直大同，而正西直河州，臨洮府屬。　亦無二千五百里之遠。若南抵衡山之陽，則且四千里矣。大同以北，沙漠之野，黃茅白葦，朔風飛雪，蒙古固有其地而不能耕，而洮、湟之外，河西四郡，其山川不見於《經》文，則非禹之所甸可知。蓋中國之幅員，本非截然而四方，絕長補短，移彼就此，東西南北，原不相若，則五服之亦以大略言爾。且以王畿言之，而太康畋於洛表，則南贏而北縮，是甸服固有出於五百里之外者，亦可以納米為之通例也。又先儒疑五千之服狹于周、漢，蔡氏又謂荒服之外別有區畫，不知漢之以裡計者道路，《禹貢》之以裡計者土田。方五千里之田，方千里者二十五。以提封之井地計之，為畝者二百二十五億萬畝，較之《王制》八十一億萬畝為多三之二。或夏後氏之田一夫五十畝，方裡之田四百五十畝，猶當一百一十二億五千萬畝，抵二百四十步之畝四十六億八千七百五十萬畝，而多於開元田數者尚三之一。又或古今步尺之長短有差，要以今六當古十，猶得二十八億一千二百五十萬畝，而多於開元十四億萬畝有奇者尚倍之，方疑禹甸之太遙，非唐全盛之所及。若漢之方田止於七億萬畝有奇者，又勿論已。或古之治道明而民情願朴，漢唐則法圮民奸而多所隱射，要以世遠而無從核實，乃禹甸之非狹而荒服之外無區畫，則不足疑也。

　　甘誓

　　三正

　　三正者，子、醜、寅三統之正，而非但以歲首之建也。古者作曆，必立曆元，以為五星聯珠、日月合璧之辰，而因推其數以定將來。自宋以上皆然，至郭守敬而後罷。以甲子歲仲冬甲子朔夜半冬至為元者，日月五星皆會於室，是謂天正。以甲寅歲孟春甲寅朔平旦冬至為元者，日月五星皆會於虛，是謂人正。後世蓋兩用之。惟地正後不復用，故亦無從而考。以二正推之，則當以劉歆《三統》之說自合於地統。地化自醜，畢於辰，而用甲辰歲孟春丙寅、前月季冬乙丑、甲辰朔雞唱冬至為元，日月五星皆會於鬥，為地正之元也。三元異建而曆亦大同者，則亦人生之會上逮地辟，地辟之會上逮天開，歲差所積，日月五星之合，曆一會而差一辰，揆之一元之全，則固合也。

　　顓頊之後，堯舜以前，帝嚳之曆，蓋以甲子為元，天統也。堯以甲辰為元，地統也。三正異元，而授受有其合符。故古之帝王雖用一正，而不廢二正，猶《春秋》以夏時冠周月，用子正而二三月皆稱王也。舜承堯統，「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修明堯法，而甲辰之曆未改，故曰「紹堯無為」。禹受終而易堯舜之曆，用甲寅為元，以上同顓頊，為法以近而密，故孔子稱「行夏之時」。禹之為功，平天成地。平天莫大於三正，成地莫大於五行。有扈氏之擅命不恭，生今反古，疑禹之革唐虞之正朔，不如舜之承堯，故不用夏政，威侮而怠棄之，以藉口而生亂，當禹之時，懾不敢動。禹崩啟立，稱兵以與天子大戰，固小人乘喪草竊之恒。其或如孔穎達所謂繼父不服者，亦非臆度。由其不用夏後五行、三正之法，則以與子為稱亂之名，亦其勢也。蔡注於此大屬未詳。

　　攻左攻右

　　蔡氏曰：「攻，治也。」今按：車左之射，車右之刺，皆蒞之平日，其治不治非待方戰而始飭之。攻，擊也。左之攻左、右之攻右，古戰陣之法也。兩車相當，我之左值敵之右，我之右值敵之左。相值而相攻，於勢雖近，而執弓者左手握弓靶，左足必視所射者而斜向之，右手驅弦，必曲而之外。使以左射右，則左足既為左箱所蹙，右手向後而為車後蔽所迫矣。右之執矛，左手近鋒，右手近錞。近錞之手，力所從發，必曲而向外，若正刺則向後而無力。近鋒之手，必直而向前，若正刺則曲向內而不審。且擊兵在手，七在外，一在握，二在內，順之以向敵，則錞必礙胸，抑或轉錞使左，而右手之力為虛設矣。故兩車相值，勢必錯攻，而不正相值也。使敵車在左，其右為箱之所隱，則可射者惟左；敵車在右，其左為箱之所隱，則可刺者惟右。彼隱而不能攻我，我亦攻其所相為攻者而已。古之行陣，因其自然，而使得盡攻之用，既畫為一定之法，特當車馳馬突之際，則有不盡於攻者，然猶使之必此為法，蓋不令倉猝或亂，致失己之長而輕攻以取敗。若在追奔逐北之際，有必勝之勢，可以因利乘便，而亦終不聽其違法刺射，以濫殺而無已。斯左必攻左，右必攻右，古人立法之情，非後世恃勇野戰之所及。猶禦必馬之正，不得邀利取徑，則敗不致于僨車，而勝不致於貪殺也。《春秋傳》所記兩將相敵，皆左射左而不射右，亦古法之僅存者也。

　　胤征

　　仲康肇位

　　肇，建始也。羿距太康，夏祀欲絕。仲康就大河之南，複正天位，中興之業，同于創始，夏民驚喜。若非所得，且不承國於先君，故不可雲「即位」，而雲『肇位」，史氏之例也。建始曰肇，以紀夏復興之始。下雲「胤後承王命徂征」，初不承「肇位」之文，則命胤侯掌六師者，在肇位之初，而承命徂征，則他年之事。蔡氏信虞廣刂之說，以為仲康之元年，與《皇極經世》同，其實非也。《竹書紀年》一編，固多附會不經，而其紀甲子也，則精密而不可易。《皇極經世》以仲康元年為壬戌歲，上距堯元年甲辰一百九十九年，下距宣王元年甲戌一千三百三十三年。今以劉炫、一行、郭守敬曆法參考之，仲康五年癸巳九月朔庚辰，日食于房二度，則知仲康元年歲在己醜，上距堯元年丙子一百九十四年，下距周宣元年甲戌《經世》與《竹書》至此始合。　一千一百二十六年。而曆法所推，正得九月朔日食于房。是則《竹書》以堯元年為丙子，仲康元年為己醜，而記五年癸巳九月朔日食。仲康始命胤侯徂征義、和，其有征而非妄矣。《竹書》出於晉太康之世，非曆家之言，而與劉炫、一行、郭守敬之法合符。則《皇極經世》以堯元年為甲辰、仲康元年為壬戌推之，無「日食于房」之事，其誤審矣。蓋堯用地正，以甲辰為曆元。甲辰者，堯所推上古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元，而非堯之元年也。注疏之精於曆者，莫如劉炫。曆之征今而信古者，莫如一行與守敬，三家合符以證《竹書》之確，賢于蔡之宗邵、邵之宗虞，其已遠矣。謂堯以甲辰為元者，猶《顓頊曆》之以甲寅為元，周曆之以甲子為元也。而顓頊元年歲在乙卯，而非甲寅，且以顓頊元年乙卯，如《竹書》所紀，曆一百四十一年正得丙子，又曆一百九十四年正得己醜，又四年而正得癸巳，於法當以九月朔日食，則其編年之有所本也明矣。虞、邵之說，漫無征據，徒延其年歲以合于宣王元年之甲戌，遂使堯之元年丙子降二百一十三年，而為夏後相之二年，。仲康之元年己醜降二百有八年，而為夏王不降之二十九年；又四年而得癸巳，則為不降之三十三年，不知不降之二十九年己醜，日不以季秋食于房，則蔡氏之說為非。而《皇極經世》所紀仲康元年之壬戌，上差二百有八年，乃《竹書》堯未即位以前十四年之歲。自壬戌以至丙寅五年之九月，日亦不食于房二度，則以「辰弗集于房」，征胤征在仲康五年癸巳，以癸巳九月朔庚戌，日食限在房二度，征「辰弗集于房」之文，《竹書》之與《經》合，而可為《經》釋也。觀乎武王克商之歲在辛卯，《竹書》所紀與《國語》吻合，而一行、守敬之術亦相協無異，惟《皇極經世》以為己卯者，則與《國語》不合，知三代以上之編年紀事，惟《竹書》之為可信已。又孔氏謂仲康為羿所立，蔡氏從之，其說亦非。使然，則仲康得國于仇賊之手，亦安足紀！且羿豈肯以兵權授之胤後邪？劉炫謂仲康為五子之一，蹊於洛汭，太康不返而仲康立，其說是也。

　　《書經稗疏》卷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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