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經稗疏·卷一

卷一

　　書經稗疏卷一

　　虞書
　　堯典

　　中星

　　唐一行以堯演紀之歲冬至日在虛一度，推北正虛九度為秋分昏中，南正星七度為春分昏中，東正房二度為夏至中星，西正昴七度為冬至中星。以理數求之，有不然者。今以一行所測度量之：冬至日在虛一度，而中星在昴七度，則春分日當在胃十一度，夏至在柳十四度，秋分在氐九度。而虛一度之去昴七度，胃十一度之去星七度，柳十四度之去房二度，氐九度之去虛九度，其遠近多寡之不齊，或差一度，或差二度，未有准也。若用郭守敬所測度數合之，則參差益甚。今大概而言：冬至日躔之次，與秋分昏中之星恒差一宿。雖二十八舍度數多寡之不同，而考之《月令》《月令》中星以節言，故曰：「仲冬昏東壁中」。曆家則以中氣言。　與此星鳥、星昴，則無有不然者。以秋分昏虛中求之，冬至之日，其躔於女必矣，故郭守敬推堯演紀日在女虛之交，以破從來躔虛之說，亦可於此征之也。日在女末而中星在昴，蓋一行測度，不如守敬之精。虛實八度九十五分，而一行割女之一度零五分以為十度。且西至大樑四十四度三分，則固以昴六度強為中，而不在昴七度，則亦兩端交縮，而日在女十一度，昏中昴六度，相去百度，亦與三仲之日躔昏中若合符契矣。若一行所雲，冬至昏中實在胃二度，夏至昏中實在尾十一度，而昴七度冬至昏在午東十入度，房二度夏至昏在午西十八度，則晷之長短使然。而《經》所雲者，以四序進退，不逾午正，非必以人間之昏旦為昏旦，此其說於理數皆合，不必如鄭氏「坐北面南向明出治」之說，取必於所面之午也。今為考正日躔昏中星度于左。

　　冬至日在女十一度，西正大樑昴六度為中，以晷短，故昏中胃二度臨午。春分日在胃十三度弱，昏中張二度合午。夏至日在柳十二度強，東正大火房二度為中；以晷長，故昏中尾十一度臨午。秋分日在氐十度弱，昏中虛八度強合午。郭測虛實八度九十五分，無九度。

　　四嶽

　　朱子言：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故通九官、十二牧為二十二人，《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嶽」，則百揆是朝廷九官之長，四嶽乃十二牧之長，堯「諮四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其說本于蘇氏《古史》，而蔡氏因之。

　　以實求之，四嶽實四人，而非一也。十二牧分治諸侯，而統於一人，則此一人者，豈不代持天子之權哉？帝王命官，法函三為一之義。而以一統三，則以四統十二。主於一人，則公天下之心亦於是而可見矣。

　　九族

　　漢孔氏以高祖洎玄孫之親為九族，蔡氏用之，林少穎以為如此止是一族，其說良然。且夫人即壽考，未有下見玄孫者。且以同出高祖三從之兄弟為高祖之族，則必以出於玄孫者為玄孫之族，愈亦遠矣。若以與高祖、玄孫為等輩者謂之九族，則當雲「世」，而不當言「族」。乃一家九輩，一時並存，亦世所少有。古所傳張公藝之事，亦謂九代不析產，非一時同在之謂。況史臣所紀，在堯未耄期之時，其不得有玄孫之裔亦明矣。故少穎以父四、母三、妻二言之，而朱子亦以為然。其說本于《白虎通》與杜預《左傳集解》。今考諸《爾雅》，有姑、王姑、曾祖王姑、高祖王姑、從祖姑、族祖姑，則是父族六也；母之考族妣族與從母，母族二也；妻則父母一族而已。其異于林說者，本族不與，至親不可與他族齒也。無姊妹之夫，女子子之夫，姊妹年與己近，女小於己，尚未有族也。外王母之母族與妻母之母族不與者，族愈疏也。較之《白虎通》所說，於理為長。

　　日月星辰

　　《經》言「日月星辰」，系辰於星之後，則辰者，日月五星次舍之統詞。其以治曆，則今《七政曆》所推日月及木火土金水所在之度是已。《國語》記武王伐紂之歲，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歲木　月日辰水星土者，言三辰也。鶉火張星柳天駟房析木箕尾柄建　天黿，皆辰也。而唐孔氏乃曰「舉其人之所見謂之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則是以二十八宿為星，而非五星，合朔之舍為辰，而非日躔月離五星出入伏留之次，其疏可知。乃蔡氏因其說而曰「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為十二次」，則尤為不審。夫日躔與合朔之不齊，明矣。十二次者，孔穎達所謂正月會亥，辰為娵訾；二月戌，降婁；三月酉，大樑；四月申，實沈；五月未，鶉首；六月午，鶉火；七月巳，鶉尾；八月辰，壽星；九月卯，大火；十月寅，析木；十一月醜，星紀；十二月子，玄枵也。今按此十二辰者，日躔之次，而非與月會之次也。蓋日，日行一度，則一月之日行三十度一千五百三十九分度之六百七十三分二秒，杪母六。　則所躔之次，沿一歲十二中，兼氣盈而後可分為十二也。若月行度數，曆家自有推月離之術，與日躔舛異。月，日行十三度有奇，其周天以二十七日有奇，而合朔以二十九日有奇。如堯時冬至日在女虛之交，非十一月之合朔亦在女末虛初也。以冬至日躔與十一月合朔勘之，如唐開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癸未冬至，日在鬥九度半，上推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七度，月之會日，當在尾十二度。又如隋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丙午冬至，其時日在鬥十二度，上溯本月合朔，已相去二十八度，則月之會日，當日躔尾十四度之時，而會於析木矣。倘以冬至後十二月合朔言之，如劉宋元嘉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乙巳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七日；陳太建十年十一月五日戊戌冬至，下去合朔二十五日。元嘉冬至日在鬥十四度末，太建冬至日在鬥十二度。太建十年十二月朔，日會月於女五度，元嘉十九年十二月朔，日月會于女初度，雖同在星紀，而相去已遠。又如至元十七年庚辰歲十一月二十日己未冬至，日躔箕十度，為析木之次。而十一月合朔之日己亥，日尚在鬥十五度，為星紀之次，則日躔與日月會次原不相侔。而己未冬至之日，去己亥合朔二十日其日夜半後六刻冬至　，月去鬥十五度二百六十七分度有奇，日在析木，月已在大樑矣。此固不可以十二次為日月相會之度，審矣。若雲日躔者在此十二次，而日月會者亦不離此十二次，是十二次為虛設之詞，何不竟言天而必曰辰邪？況夫五星次舍，亦可以十二次求之，豈必日月？然曆家終不以十二次步月與星者，則以十二次之設，原因一歲十二中，而設分周天為十二，以紀一中三十日六百七十三分有奇日行之度；而閏積成月，則一年而日月之會有十三次者，不可以十二限之，況五星之疾遲不恒者乎？蓋日有日之辰，月有月之辰，五星有五星之辰，而其相與為會者，又各有辰。十二次者，日躔之辰也，而非月與五星及其會合之辰也。抑孔氏所雲：「正月會亥，辰為娵訾」，則又據漢太初訖唐開元冬至日在鬥而言爾。若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十一月在玄枵，十二月在娵訾，正月在降婁。迨至元丁醜，郭守敬推得日在箕十度，以六十七年歲差卻一度求之，訖萬曆辛亥歲已差五度，計今冬至，太陽所躔已在箕四度，則十一月析木寅、十二月星紀醜、正月玄枵子，與堯時相去已二舍，而較孔穎達之時相去已一舍矣。然則穎達以李唐之日躔為陶唐之日躔，且以限將來之日躔，其亦未通矣。乃今之為六壬之說者，不知雨水日在子，猶以正月亥將推之，求其億中也，不亦難乎！

　　媯汭

　　蔡注引《爾雅》曰：「水北曰汭。」今按《爾雅》並無此文。蓋孔氏「涇屬渭汭」之《傳》有此言，而蔡氏誤識之也。《金史·地理志》蒲州有媯水、汭水。《漢郡國志》雲：「南流者媯，北流者汭。異源同歸，混流西注而入於河。」則是媯、汭固為二水也。又許慎說：「汭，水相入也。故言洛汭者，洛入河也；渭汭者，渭入河也。然則媯汭者，亦媯水入河之稱。乃水之以汭名者，若《周禮》「其川涇汭」，亦以氵幵源之汭水、與涇並流而入渭，則雨水相入之間，中複有一水附入焉，則謂之汭。此亦媯水入河之介，別有一水從中附入而為汭也。蔡氏抑雲：「媯水出河東曆山，入海。」不知媯汭去海且數千里，由河達海，而非竟入於海。蔡氏生長東南，目所未見，更不留心參考，其魯莽乃有如此者！又此「厘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于文似複。《堯典》文極嚴簡，不當作此贅句。孔《傳》謂舜能「以義禮下二女之心」，解殊迂謬。考之《後漢郡國志》，河東大陽吳山上有虞城，皇甫謐《世紀》曰：「舜嬪于虞，虞城是也。」大陽在今平陸縣，直涑水之東南，而媯汭水自蒲州入河，在涑水之西北，相去蓋三百餘裡。舜之室二女也，在平陸，而堯之降二女也，于蒲州。蓋降者，猶「昌意降于若水」之降。堯以媯汭二水之地，為二女食邑，使即封於彼，而其歸而為嬪，則在舜所複封先代虞幕之舊邑，平陸之虞城也。則所言「降于」「嬪於」，詞意各別，不嫌贅矣。

　　舜典

　　四門大麓

　　孔傳雲：「諸侯來者，舜賓迎之。」朱子亦以為使為行人之職。而蔡氏乃謂：「兼四嶽之官」，蓋疑行人職卑，非百揆所宜下兼。今按古今官制之隆殺，因時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禮記》所雲：「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則與大宰、司徒、司馬、司空並列，而周則下大夫之職。殷周相踵，其異已然，況唐虞乎！考舜所命之九官，當時之所重。而大司樂在周則中大夫，司服、司兵在周則中士，虞在周為中士，衡則下士，乃以命夔、垂、伯、益者，如彼其鄭重。然則官之貴于虞而賤于周者，豈但行人？且周之大行人為中大夫，漢之謁者為九卿，而國初至列之雜職，其員至百餘人，逮後屢升，不過從七品。以古況今，貴賤自殊。蓋古者天子于諸侯敦舅父之誼，則往而禮賓者，所使必貴。覲禮使大行人勞、卿戒、大宗伯擯，固不如後世郡縣建而天子尊，可抑行人而卑之也。是「賓四門」者，固無嫌其為大行人矣。倘以為四嶽，則堯廷固有其人，「師錫帝堯」者是也。未聞曠職，胡為使舜兼之？而舜攝政之初，日覲四嶽，又豈更有一人也邪？此蔡說之不可從者也。

　　若大麓之納，古今積疑。以理求之，孔傳所謂「大録萬幾之政」者是已。其以為主祭者，不知所主何祭？小祭祀之事，本有司之職。「納」者，非所職而納之謂，小祀不得言納。若大祭祀，則惟天地之祭，不於廟中。按《禮》：郊祀社稷，在喪猶越紼而行事。天子歲一見帝，固不容攝。其有攝者，則後世一切苟簡之為。堯未耄，舜未攝，即欲試舜，其奈何褻天地而趨苟簡乎！以人事言之，則試舜為重，以事天較之，則試舜為輕矣。且麓者，山足也。圜丘方澤，壇皆在郊。郊者，坰之外也。「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山既非下，足抑非高，安得即坡陀以為壇乎？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後世封禪之說，附會於此。封禪之說，雖出不經，然且陟泰山之巔，升中而告成，猶依附於本天親上之義。奈何聖人之于大禮，反面高山而祀於其足邪？若司馬遷、蘇轍以為「入山林，相視原隰」，則于時鯀方治水，不當命舜侵官。使然，則鯀罪亦有所分，而羽山之殛獨委之鯀，以冀天下之鹹服，難矣！又天下之大，洪水之濫，禹八年而始得其條理。舜三年之中，最後納麓，計其為期，不滿一歲，安得盡窮原隰之形勢？且洪水懷山，何有於麓？即雲水所不至，而麓處勢卑下，林木鬱弇，所視不能及遠，不登其巔，乃循其麓，曾何異於面牆？況乎遇烈風雷雨而懼者，聖人之所以敬天威也。若登高山，入深林，曾無懼于風雷者，血氣之勇、矯飾之士皆能為之。蔡氏醇謹之儒，或所未辬，而謂「非聰明誠壹、確乎不亂者不能」，則夏侯玄勝於孔子，而唐庚賢于王吉矣。司馬遷好言禨祥，而後世儒者又因六代閏主，假録尚書之名，文致其攘奪，因絀「大麓」而從山麓之說。不知堯且以天下與舜，而何有於大録？因懲篡奪者之逼上，並欲滅帝遷天下之跡，將後世有羅吉之鉗網，遂謂孔子之不為司寇，有八王之擅爭，遂謂周公之未輔成王，誅二叔？若遇風雷不迷，固不如孔傳「陰陽和，風雨時」之說為得正，而無事以椒邱訴之勇，張緒之達，擬大舜之德也。

　　類上帝、遍群神

　　類之為祭，在周為祈。太祝掌六祈，一曰類，《詩》雲「是類是祃」，《爾雅》曰「師祭」者，是已。又《小宗伯》「兆五帝於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眾以四類為「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康成以為日、月、星、辰，蓋以事類祈告，而非歲事之經祀也。周之郊祀，一曰禋祀，以祀昊天上帝。蔡邕《獨斷》雲：「《昊天有成命》，郊祀之所歌也，《桓》講武，類、祃之所歌也。《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此周禋類告祭之別也。今考之經傳，陶唐無郊祀之文，其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者，舜即位以後之事。攝政之初，自當一循堯制。故此於上帝言類，六宗言禋，然則周之禋非唐之禋，周之類亦非唐之類矣。「類於上帝」者，即陶唐郊祀之名，文質異制，名實異稱。五禮之沿革，蓋多有之，不但禋類為然也。虞之祭六宗者，周以祀上帝，則唐之祭上帝者，周以為師祭，亦不足疑。固不得泥類帝為巡狩之告祭也。類，似也，又聚也。古以類似為義，天神遠，而求之仿佛。周以類聚為義，萃群神而合祈也。緣《經》文言「肆」者，承上言七政既齊之後，歲時有恆，因以定一歲之祀典，則上帝、六宗、山川、群神，次第舉行，實非謂舜以攝政故告而祭之。下紀輯瑞、巡狩、封山、浚川、明五刑、放四罪，統此二十八載之政，而非一時之事。非一時之事，則類豈非歲事之常乎？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三者之異名，古今無易詞也。「遍於群神」而言神，其為天神可知。孔氏乃雲「邱陵墳衍，古之聖賢」，則亂示、鬼於神矣。群神者，風伯、雨師、司中、司命、司民、司祿、靈星、龍星之屬，從乎天之類者也。示與鬼之不可言神，非但其名而已。燎、瘞、沈、埋，腥熟之物各異焉，周大祝之所為辨六號也。今亂地示、人鬼於一壇，反絀天神不使與，孔氏之謬，而蔡氏從之，亦未顧名而思義矣。蘇氏《古史》乃以類、禋、望、遍合為一祭，神祇雜亂，地天交通，為風雨、見怪物之精靈，亦儼然與上帝《同》壇合享，亂而不經，莫此為甚。後世圜丘有列星從祀之壇，固不以地示、人鬼黷配上帝，識者猶譏其非禮，況于古之祀典，惟宗廟為有合食，而三辰四方群祀百物，各以其利見之時，壇於相稱之位。物昭其德，禮殺其文，自非水旱兵戎，急遽疾告，斷無越禮逾時之祭，而雖在六祈之造次者，猶必從其方位，各為營兆，安有如蘇氏之亂而無別者乎？飲客者不以其類，則既醉而爭，況聖人之以接天地鬼神者乎！「類于上帝」，周之禋祀也。「禋于六宗」，周之實柴也。「望于山川」，周之血祭沈埋也。「遍於群神」，周之炒燎也。壇異地，祭異時，一歲一遍，舜攝堯而定其典也。

　　巡守

　　巡守之不可一年而遍，勢之必然，雖有給辨，無所取也。朱子以末載「歸格于藝祖，用特」證其必然，遂以衡山為非今之衡山，而謂在嵩山之南。既惑于漢武易天柱為南嶽之邪說，而不思《禹貢》「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地脈井井，不可亂也。嵩山之南，是為唐鄧。冥厄以北，熊耳以東，一望平原，朱子欲指何者培螻以配泰、華邪？且即移南嶽而近之，乃由河東以至泰安，由泰安以至嵩縣，由華州以至易北，皆千里而遙。吉行五十裡，必三旬而後達。祁寒暑雨，登頓道路，天子即不恤己勞，亦何忍于勞人邪？往還之外，館于方嶽不過浹月，一方諸侯遝至，朝請唯日不給，況能詳討其所守而絀陟之乎？則亦急遽塗飾以塞責而已矣。《易》曰：「至日閉關，後不省方。」北嶽之守，獨非省方之謂與？此所謂「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也。其或然者，《周易》所雲，商周之禮，唐虞則不以冬至省方為嫌，而一歲遍至四嶽，則必其不爾。抑或五載之內，初年春東巡，次年夏南巡，又次年秋西巡，又次年冬北巡，而以其一年即冀州而治中國。其雲「歸格于藝祖，用特」者，舉一以該三，系於北巡之後，于文宜省，可以例推也。《王制》亦有一歲四巡之說，要出於漢儒，不足深信。

　　百姓、遏密

　　孔傳以百姓為百官，朱、蔡以為圻內之民。孔說是也。《論語》所雲「百姓足」，自春秋時語，不可通于往古。春秋之始，無駭、挾、柔、溺皆僅稱名，則大夫而有無姓者，非命官也，況於民乎！《堯典》以「百姓」「黎民」分言之，圻內之民，豈獨不謂之黎民？「周余黎民」，圻內之民也，足知百姓非民也。眾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其制始自黃帝。春秋之季，上下相僭，不賜而自為姓，或附姓於他族。附姓於他族者，《詩》所謂「謂他人父」是也。《儀禮》：「臣為君，諸侯為天子，斬衰；庶人為國君，齊衰三月。」唐虞喪禮，大略皆簡于周。棺槨祭葬，古質後文，喪服不宜徒重。且庶人者在官之稱，猶今律所謂無祿人也。春秋下士稱人，人固別於民矣。庶人則服齊衰，黎民則否，周制且然，況唐虞乎？諸侯軒縣，八音始備，大夫無備樂，士唯琴瑟，黎民不得有樂，非猶今之皂隸僕廝，凡婚葬而鼓吹競奏，民無八音，而亦何所遏密？遏密者，諸侯也。以此知周之諸侯服天子斬衰，而唐虞不爾。諸侯之喪天子，止樂而已，不似王朝百官之如喪考妣也。至於黎民，則虞周固皆無服。是以《孟子》言「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而不及民。蓋以義言之，卑不敢與至尊為禮；以情言之，生不服勤，不傳贄不見，疾不養，死不臨，則哀亦無從而生。倘以帝德廣被，民報以厚，則是人用其私情之厚薄，以違禮而事主，民即欲行之，舜亦得而裁之。臣不得以非所得而加之君，此之謂也。黎民而為天子服，蓋自秦始。秦強天下以不及情之哀，漢文知其失而不能為之等殺，概降為二十七日之喪，親若子，貴若臣，而一與民同，其已悖矣。矯枉過正，則得枉。唯虞周之典，親疏貴賤之間，一天秩也。

　　文祖

　　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按：舜始攝政，「受終於文祖」。「受終」雲者，受之於堯也，其不當於舜之私廟明矣。唐虞夏後之先，同出於黃帝。唐，玄囂之族也。虞夏，顓頊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軒轅為祖。推本所同出，則此雲「祖」者，蓋黃帝之廟也，故虞夏皆禘黃帝。而《祭法》所謂「祖顓頊」者，則商均、夏啟以後之事，觀《祭法》言「宗禹」可見。黃帝始正姓氏，定昏姻，玄囂、昌意各為一族。唐虞族別，故二女可嬪虞，而舜之「受終」也于黃帝。虞夏同為一族，故昏姻不通，而禹之受命也，不必于文祖，而僅于神宗。然則神宗者，其顓頊乎？若有虞之後，以堯為宗，則以虞氏衰微，待堯而興，鄭氏所謂「尚德」者是已。虞夏以黃帝為祖，而以顓頊為宗。宗者，即後世所謂大宗也。故舜娶堯女，不為無別，以其同出者在黃帝定姓氏之先，而受命之所格，追所同出，則以著「受終」之有本，斯以析群疑亡惑矣。

　　猾夏

　　猾無骨，展體見肉以誘虎，虎吞而不能齧，入虎腹中，自內噬，穴虎腹而出，俗謂之虎刺。《春秋·傳》「無助狡猾」，此之謂也。此言「蠻夷」者，如《詩》言「蠻荊」，《禹貢》「島夷」「萊夷」之屬，非能稱兵相向，但潛入腹裡為奸竊如猾爾。故可以士師五刑流放治之，不勞征戰。其有所犯而聽之不以明允，則有如近者楊應龍之事，禍亦從此而長，與盜賊之積小致大者蓋同，故舜于皋陶申戒焉。唐虞之世，未有荒遠之夷窺犯邊陲之事。蓋中國、夷狄消長不同時，以皋陶為兼主兵者，失之。舜所命主兵之官，不見於史。其後命禹徂征，則六師或統於百揆。而《南齊·職官儀》雲「虞、夏以棄居夏官司馬之職」，未審所出，要非合兵刑而一之也。

　　伯與

　　《世本》：「伯余始作衣。」此伯與疑即伯余，余、與音同。然衣裳之制，始于黃帝，則《世本》所言伯余，當亦軒轅時人。乃古者以字為氏，如厲王時有家父，桓王時又有家父，則此伯與或始作衣者之苗裔，以孫而蒙祖號。又古善射者，唐有後羿，夏亦有後羿。習其技者可同其名，縫紩之工俱得名為伯余邪？殳斨主兵器，伯與主服。工以器服為重，唐虞之所尚也，故《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抑車室耒耜，沿流已熟，不待為之置官，人知為之乎？

　　三十在位

　　舜曆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三十年，下即續以「五十載，陟方乃死。」史稱舜百有十歲，則堯崩之明年，舜即嗣為天子，未嘗俟三年之喪畢也。孔子稱「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塚宰」，為世及之嗣君而言。舜承堯位，自當有別。且雲「聽於塚宰」，則嗣子不言，塚宰代言。舜雖攝政，而居必有位，號必有官。既無二天子之理，又不應如王莽之稱「攝皇帝」，為不正之名實。然則升聞之日位百揆，而通居攝之時，位亦止於百揆也。故受終之後，未嘗以百揆命他人。而禹作司空，進位百揆，則在「格于文祖」之後。唐虞之有百揆，即周之塚宰。仲長統以塚宰為堯官，經傳既無所征，又與百揆職位相嫌，統言蓋妄。堯崩之時，舜實居塚宰之位，即元德顯功如禹者，僅位司空，舜雖欲服喪不言，亦無可代己之官也。即使自舜以外，別有塚宰之可聽，乃舜之於堯，臣也，塚宰之於堯，亦臣也，臣之服斬衰者均也，舜不言，而彼獨可以言乎？舜受堯禪，未嘗為堯後也。為堯後者，堯之子也。堯之子服子之服，則諒暗不言。舜服臣之服，非有諒暗及喪畢吉服之禮。且舜已攝，而又有攝舜者，亦危疑而靡定矣。故「月正元日，格于文祖」者，即堯崩之明年，而非三年喪畢之明年也。

　　逾年改元，始終之大義，蘇氏《古史》之致疑于孔氏者，斯為當矣。臣為君，子為父，斬衰則同，而諒暗則異。至若《孟子》「避堯子」之說，固古今之積疑，要不可使三年之內，天下曠然無君。臨川吳氏乃以三年之內舜未為天子，而史特以紀年屬之。比諸漢王入關之明年，史稱漢元，則曲為之說，而以擾攘擬清晏，其鑿甚矣。

　　皋陶謨

　　五服五章

　　蔡元度以公九章，侯伯七、子男五、孤三、卿大夫一，為五服，蔡氏用之。今按：公之服自袞冕以下，至卿大夫服玄冕而下者，周制也。王之服，則有大裘而冕。《益稷》篇有十二章。蓋日月星辰，自周以上登於衣裳，至周始畫於旂為大常，殊天子以大裘，而不殊之以十二章也。若唐虞，則三辰在衣，其登降之數必有不同者。孔氏謂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自周以上，諸侯之爵三，大夫、士為二，故有十二牧、胤侯、崇伯之稱。《周官》亦雲：「外有州牧侯伯。」是無公與子男而有牧也。卿之號始見於《商書》，則九官者亦大夫而已。百僚、百工，則士也。以「降殺以兩」之義度之，蓋牧九章、侯七、伯五、大夫三、士二，而天子之升以三者，取其益隆也。若以「牧于天子降殺以三」准之，則牧九、侯六、伯三、大夫二、士一，卑者數而尊者疏也。二說既無可定，要必居一於此。兩蔡以周例虞，不足為征。而孔氏以天子入五章之數，則命德討罪，皆言天子制下之事，《經》有明文，固不得屈帝服以與其列。

　　益稷

　　四載

　　樏，舊謂樏以鐵為之，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以理度之，蓋非也。乘者，坐立而乘之。謂履下施錐，蓋今屐類。不得謂之乘。且施半寸之錐於履下以登山，使為石山也，則其僕必矣；即使為土山也，錐深入而拔出亦難。且鐵不能施於革上，必間之以木，層累高銳，足不與地謀，而徒加重焉，躡此以登山，一步一蹉跌矣。謝安石登山以屐，彼固從容雅步，用遠泥滓，非如禹之有事於相導。而安石所登，又皆修治之蹊途，若木未槎，道未通，屐且不可入，況施之以錐也？愚久居山中，每雨濕，屐行則喘息，奔急屢至躓蹶。傳注家老死堂上，妄意履下施錐可以登涉，固其宜也。樏之為字，從木而不從金，則必以木為之。今其制不可考，大抵如諸葛木牛流馬之類，有機以轉運，前後互為首尾，施四輪而高庳各半，登則庳輪前而高輪後，降則庳輪後而高輪前。其上載人者，則亦輿而已。或以人，或以牛馬，皆可推挽。禹自乘之，而槎木開道、從行之役人不與焉。禹位司空，即躬親勞苦，亦不至與役人爭道汗流，從事於坡陀。若役者之入山，則莫便於草履。何為違其所甚便，使躡此癡重尖欹之履哉？《經》文雲「予乘四載」，亦足知僅禹乘之矣。顏師古、洪邁謂禹山行所乘，即今之山轎。然人車自桀始，恐非禹制。

　　鮮食

　　鮮，當作上聲讀，少也。與「艱食」義相為類。通漁獵所得，非有耕獲之艱難，而不能多獲，故曰鮮。稼穡所斂，或粒米狼戾而不致鮮乏，然必終歲勤動而後有秋，故曰艱。肉曰鮮，粒曰艱，皆有鄭重之意。古人命名不苟如是。若以為腥鮮之鮮，則以肉為粻者，必為臘為脯而後可繼，安得比日而烹鮮哉？

　　決九川

　　禹之治水，其事凡二。先儒多合而為一，故聚訟而無所折中。《堯典》所謂「洪水方割」者，大抵河水為害也。龍門未鑿，河之上流壅滯于冀、雍之域。九河未宣，河之下流彌漫於兗、豫之野。而兗、豫之患為尤甚。蓋河自出太行而東，南北兩崖平衍沙壤，水無定居，隨所奔注，輒成巨流。故禹既治壺口，分播九河，則水患息。孟子亦以疏九河，瀹濟漯為首功者，此之謂也。大河既平，中原底定，人得平土而居之，此則治滔天之洚水者，其一也。若禹所自言「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者，則洪水既平之後，因以治天下之水為農計也。故曰「烝民乃粒」，又曰「荒度土功」，《論語》亦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貢》所紀定田賦，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不復以民免昏墊為言，此則遍履九州，畫其疆場，作其溝澮，澇患可蠲，旱亦獲濟，故《詩》稱之曰：「維禹甸之。」此以開三代井田之基者，又其一也。所以然者，當禹之時，大河北流，未與淮通，而南條諸水，限以冥厄、潛、霍、楚塞諸山，則勢不得與江淮相接。至荊之南土，梁之西陲，較豫、兗之野，高下相去不知幾百里。使浩浩滔天，漫及荊、梁，則兗、豫、青、揚深且無涯，久不復有人矣。若雲大河、江、淮及諸小水同時各漲於其地，則必天下同時皆苦霪雨，而河源遠出絕域，彼中晴雨必無一揆之理。江、漢之漲，則因雪液。河水莫大于礬水，在春夏之交。漢水盛于夏，江水盛於秋，其他小水多盛於春，此漲彼落，不能九州而同，況九年而如一日也？雍、梁、荊之地，山高岸峻，水即壅泛，不足為民患，何必措力於隨盈隨涸之流，以自勞而勞民也哉？然則九川之決，畎澮之浚，平土也；龍門之鑿，九河之播，平水也。舜曰「汝平水土」，兩紀其功也。先後異時，高下異地，浚治異術。合而為一，則紊矣。

　　侯以明之

　　「明」之為言辨也。「侯以明之」，當大射之時，差次其等，擯頑讒，使不得與，以明辨其不肖而辱之。如孔子矍相之射是已。射以觀德者，所以納君子于軌物。侯以明惡者，所以顯小人之斥罰。倘如蔡氏所說，不先察其頑讒，而一取決於射，是略其已著之善惡，而征之於或然之得失。藉有養由之技，漢成之容，非比于禮樂之為難，遂謂其賢于羊叔子邪？「侯明」「撻記」，其義一也。「撻」以見及為辱，「侯」以不與為罰，皆先知其頑讒而以是懲之也。

　　搏拊琴瑟句以詠祖考來格句

　　自「戛擊鳴球」以下，至「庶尹允諧」，皆《韶》樂之譜也。「以詠」者，即以下三者為詠也。「祖考來格」，如《周頌》之詠「綏予孝子」也。「虞賓在位」，如《周頌》之詠「我客戾止」也。「群後德讓」，猶《周頌》之詠「式序在位」也。此皆升歌以配磬瑟之詩，其辭不傳，而大旨所詠，則不外此三者也。「鳥獸蹌蹌」，下管之所舞也。「鳳凰來儀」，《韶》第九成吹簫之所舞也。「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樂終擊磬之所舞也。樂以昭德而象功。舜之德，格祖考，禮虞賓，感群後，諧庶尹；功則平水土，若鳥獸而致鳳凰。故夔或以歌詠之，或以舞寫之，猶《大武》之歌《武》《賚》《桓》，而舞則北出滅商，疆南國，分周、召，複綴以崇也。「蹌蹌」，趨貌。鳥獸之害人者消，趨而避之也。「率」，順也。獸順其道，而戢其搏噬，順其步趨，有若舞也。「戛擊鳴球，搏附琴瑟，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搏石拊石」者，八音之奏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後德讓」者，詩歌之言也。「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者，九舞之容也。始乎人聲，間以八音，成以舞箾，《韶》樂之美善雖不易知，而大概盡於此矣。

　　先儒以格祖、禮賓、群讓、鳥蹌、獸舞、鳳儀、尹諧，為樂之應。夫祖考之格與否，既非人之所能知；虞賓則固已在位，不因樂感；廟中群後，各以其事為序，無所於爭，則亦無所於讓，不待聞樂而始加謙挹。若聖人盡鳥獸之性，亦惟使安于自然而已。以飛鳴攫拿之物，宜在郊野者，一旦翔舞於廟堂，是物違其性，亦為妖為怪，而不得為順矣。匏巴鼓瑟，遊魚出聽，師曠奏清角，玄鶴來集；南卓擊羯鼓，群羊躑躅。言出稗官，不根而亡實。即令有之，一技之士固能之，而何待舜夔？且使淫夫酣歌於室，而鴇鴿不翔，凶人狂哮於衢，而虎狼不至，何徒《韶》奏於庭，能動獸心而不爽邪？鳳凰感德而至，和之致祥，理有然者。乃謂其來在作樂之頃，則彼鳳凰者，非素止於百里之內，安能遄飛速集而不爽其期？即其疾飛捷至，有逾凡鳥，亦不得有飛耳長目，能聞聲見舞於千里之外，以遽然而整翮。不然，豈和氣所蒸，旋結一鳳鳥之形，如虹如電，而非有其真乎？孔子作《春秋》，而西狩獲麟，獲之於郊也，固不追隨於子之室，而睥睨簡冊之間，則鳳亦安能爰止於夔之側，而錯綜干羽之列邪？鄂樓黃鶴，普賢白象，牛頭銜花之鳥，介象盆水之魚，仙釋之幻談，知不足為聖誣矣。若庶尹之諧，自舜之德教使然，尤不在作樂之一日。使待作樂而乃諧也，將前乎此與後乎此之遂不諧與？德不足及庶尹而恃樂，其亦末矣。德盛而樂至，故曰：樂其所自成，非德待樂而始成也。後人因樂之音容，以知古人之心跡，故曰「聞其樂而知其德」，非樂之即為德也。故童子「視端行徐」之說，亦出流俗所傳，不足深信。童子之智，不應賢于魏文侯。古樂不能警文侯之臥，敬仲所傳之《韶》其能感童子之眸乎？《韶》之為《韶》，非仲尼、季劄有不能盡知者，豈盡當時之鳥獸而聖如仲尼、賢如季劄哉？漢儒好為瑞應之言，宋儒樂道天人之際，惟怪與神，子所不語，學者所不當語也。

　　虞賓

　　前禹已言丹朱殄世，則此虞賓，非朱可知。舊注未之考也。丹朱不道，堯處之於丹淵。今淅川縣。　而堯之別子，如《孟子》所言「九男」者，自紹唐封於平陽，以奉堯祀，范宣子所謂「自虞以上，為陶唐氏」是也。丹朱不但不有天下，並不得有其故國，而舜必無遷堯宗廟社稷于丹水之理。況舜之于朱，年齒亦應相上下，使朱且在位，而特繼嗣未生，安知其不晚年得子，禹何逆料其殄世而豫詛之乎？且「殄世」雲者，朱已身殂無子，而在位者其弟之為唐侯者也。亦猶商均受封于房，而夏之時又有虞思。至周徙唐於薊，徙虞于陳，而後唐為叔虞之國，虞為虞叔之國矣。若唐之在夏為禦龍氏，虞之在商封於遂者，又其支子，非虞賓、虞思之嫡裔，不可概而一之。

　　庸作歌颺言

　　「敕天之命」二句，「念哉」六句，擊之「作歌」之下，而下文又有「乃歌」「乃賡」之文，蓋前數語不用韻，如後世樂府有豔、有和、有唱。「股肱喜哉」云云，每三句一韻為一歌，則如樂府之有詞也。此歌蓋舜及陶所作，而夔以被之管弦，則亦《大韶》升歌之遺音，故系之「庶尹允諧」之後。功成樂作，而推本治原者，以此歌歎泳之，猶周樂之以《關睢》為亂也。孔傳雲：「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戒。」陳氏曰：「用夔言功成樂作之意而用之歌。」皆泥於庸字之義，而不知史家記事之體也。班固《樂志》，前序漢樂而後載樂府辭，蓋師此為之。

　　《書經稗疏》卷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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