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64)_康有為

六四

　　伏生藏《書》之說為偽竄，辨已見前。王充時百篇之說已行，充見《史記》有藏書之說，因即以為百篇耳。《尚書大傳》二十八篇外篇目與《書序》合者，雖有《九共》《帝告》《說命》《太誓》《嘉禾》《臩命》六篇，然又有《大戰》《揜誥》《多政》三篇出《書序》外者，知《大傳》此類不能引為《書序》之證。博士非不讀《大傳》，而「以二十八篇為備」，則《大傳》此等師說不以為孔子《書》又明矣。又武帝止立施、孟《易》、歐陽《書》、公羊《春秋》博士，宣帝複增立梁丘《易》、大小夏侯《書》、谷梁《春秋》，諸儒未有排之者。至劉歆欲立《古文》，不獨博士排之，龔勝、師丹、名臣大儒亦排之，以至新莽之世，公孫祿亦以「顛倒五經」罪之。知西漢博士本不持門戶之見，而劉歆《古文》之偽，確有以招人口實者矣。陳氏猶拾劉歆唾余，抑何愚而可笑也！

　　《藝文志尚書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按伏生《經》文二十八篇，增《太誓》三篇，止三十一卷，其一卷必百篇之《序》也。西漢經師不為《序》作訓故，歐陽《章句》仍止三十一卷矣。或曰：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亦二十九卷，歐陽何以不然？曰：漢初為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以《班志》核之，「六藝家」傳訓多寡，往往不與經符。如《詩經》有《序》，于《尚書》最為近。乃魯、齊、韓《詩》皆二十八卷，唯《魯說》、齊孫氏《傳》卷與經合，而《魯故》《齊孫氏故》《齊後氏故》、後氏《傳》《韓故》《韓內傳》《韓說》，卷皆與經異。《毛詩》二十九卷，而《毛詩故訓傳》，卷亦與經異。《齊詩》有《序》無《序》，無以明之；魯、韓、毛之《詩》皆有《序》，而《傳訓》卷數參差若是，於歐陽、夏侯之《書》乎何疑？今文有《序》，其證一矣。

　　《漢志》卷數誤文、脫文最多，顏師古已言之。其《歐陽經》三十二卷、《章句》三十一卷之數，並難引據。若謂二十八篇增《泰誓》三篇，故三十一，考今文《書》凡一篇分為數篇者，亦止以一篇計之。故漢石經《般庚》有三，據中篇末「建乃家」下，下篇首「般」字上空一格知之而自來數今文卷數者亦止以為一篇。然則《泰誓》三篇增入今文之《書》，亦當以一篇計之，豈有仍為三篇作三十一卷之理？若謂《泰誓》舊本三篇，不能並為一以失其舊，然如《般庚》之例，不過篇數為一，而篇章仍三，又何嘗失其舊？而必篇數亦析為三，以為是乖刺之例乎？必不然矣。

　　又陳氏據「西漢經師不為《序》作訓」以彌縫歐陽《經》《章句》卷數不合之故，然《漢志》載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章句》《解故》亦皆二十九卷，豈大、小夏侯獨為《序》作訓邪？大、小夏侯不為《序》作訓，則二十九卷中無《序》可知。大、小夏侯與歐陽同出一師，大、小夏侯無《序》而歐陽有《序》，有是理乎？陳氏亦自知其不可通，又附會以西漢傳訓卷數「不與經符」之說，其意以為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二十九卷，實釋二十八篇，非有一卷釋《序》，釋二十八篇而有二十九卷者，猶《魯說》等卷數與《經》不符之例。然《魯說》等乃卷數與《經》顯然不符者，大、小夏侯《章句》《解故》乃卷數與《經》顯然相符者。《漢志》所載《傳訓》卷數與《經》不符者固多，而符者正複不少，陳氏毫無證據，妄以符者為不符，可謂拙于舞文矣。

　　班固稱「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微子》《洪范》《金縢》多古文說。」固言如此，則遷書五篇之外蓋多取今文矣。《史記》載《尚書》逸篇，唯見《湯征》《湯誥》。《湯征》又在古文逸十六篇外，餘絕無聞，獨於《書序》臚舉十之八九。至於《序》作《原命》為「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序》作《般庚》為「五遷無定處，殷民諮胥皆怨」，又言「小辛立，殷道複衰，百姓思般庚」。

　　《序》作《高宗肜日》及《高宗之訓》為「武丁祭成湯事」，又言「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序》作《洪範》為「武王克殷後二年」，《序》作《冏命》為「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燛申戒太僕國之政」，序《文侯之命》為「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序》作《秦誓》為「穆公封殽屍後事」，又序《夏社》在《典寶》後，序《鹹有一德》在成湯時，以《太甲》為「太甲訓」，以「伊陟」為「太戊」，以「分器」為「分殷之器物」，以「康王之誥」為「康誥」，其它「女方」為「女房」，「大埛」為「泰卷」，「仲虺」為「中壨」「遷囂」為「遷隞」，「圯于耿」為「遷于邢」，「升鼎耳」為「登鼎耳」，「剓」為「饑」，「歸狩」為「行狩」，「異畝」為「異母」，「歸禾」為「饋禾」，「旅天子命」為「魯天子命」，「無逸」為「毋逸」，「肅慎」為「息慎」，「俾榮伯」為「賜榮伯」，「伯冏」為「伯燛」，「粊誓」為「獮誓」，「呂刑」為「甫刑」，說義文字往往與古文異，則顯然兼取之伏《書》也。

　　且《尚書》古文之《序》或同或否，師傳則然。如《韓詩》之《序》可考者，「《關睢》，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螮蝀》，刺奔女也」「《雞鳴》，讒人也」「《夫栘》，燕兄弟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與《毛詩序》互有同異。此今、古文《書序》異同之例也。今文有《序》，其證二矣。

　　《史記》與《書序》同者，乃《書序》剿《史記》，非《史記》采《書序》，辨見後。《書序》既剿《史記》，複作異同者，蓋故作參差以彌縫其剽竊之跡，猶偽孔《古文》既剿諸書，仍作異同耳，辨亦見後。且即以為《史記》采《書序》，其間聲音之少訛，訓詁之相代，文句之互有詳略，先後之少有差忒，乃《史記》引書之常例，觸處皆然，不可枚舉。然則其它諸書，豈亦有今古文之分乎？陳氏又引《詩》韓、毛異《序》，以為《書》今、古文異《序》之證。不知今文本無《序》，韓、毛自異，與《書》何關？且考《詩》四家異《序》，皆文字懸絕，未有如此之少少異同，即大義不同而辭語仍相放者。陳氏無聊之附會，尤不必也。

　　《論衡佚文篇》曰「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按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曰「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成帝時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征，以中書校之，非是。」夫霸所分合者，夏侯《經》二十九篇，其所采《書序》即出今文，非古文也。何言之？孔氏《古文》，天漢後獻，遂秘於中，外不得見；庸生孤傳，衰微特甚。霸但見今文有百篇之《序》而不見孔《書》，故竊之作《百兩篇》以欺世。如所采《書序》出古文，是霸見孔壁之本矣，甯不知孔氏《古文》天子自有中書可校，而敢更作之而遽獻之於朝哉？且霸見孔壁之本，則見其中逸《書》二十四篇，攗拾較易，乃不並取以為《百兩篇》，而轉取《左氏傳》，何哉？故知霸所取《書序》出今文也。今文有《序》，其證三矣。

　　王充生劉歆之後，故祖述《漢書·儒林傳》之說，以為張霸偽《書》實采《書序》。不知據張霸《書》有《百兩篇》，是即張霸不采《書序》，並霸時未有《書序》之明證。據葛洪《西京雜記》跋，班固《漢書》全本劉歆之舊，則《漢書·儒林傳》「張霸采《書序》《左傳》」「成帝求治古文，以中書校《百兩篇》」等說，尚足信邪！若霸時果巳有《書序》而采之，則經師傳本，百篇之目顯然，霸方偽《書》取信，安敢顯悖百篇之目造為《百兩篇》，悍然不顧以動天下之兵乎？緯書有百二篇之說。緯書偽起哀、平，在張霸後，蓋采霸說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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