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57)_康有為

五七

　　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

　　向則伏生之學，歆則反是，《五行傳》具在，今可覆按。「乖戾」即由於此，作志者自不知耳。

　　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航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存，無複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

　　梅賾所獻之偽古文，國朝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攻難不遺。然偽古文實出王肅，唯肅之學乃能為之。肅既偽《書》，又偽《家語》以證之，與劉歆同一心法。武帝時立學官，梅賾不過再獻之，如陳元、韓歆請立《左氏》之類。此志謂東晉「梅賾始得」，「齊建武中列國學」，殆未為確也。獨晉世秘府既有古文，鄭注又複行世，逸篇尚見於齊、梁間，篇目同十六篇之舊，則真偽易見，何無人據《漢書·藝文志》十六篇之說以折之？亦可異事也。然古文亦為偽作，則王肅之書為偽中之偽。於今梅、閻、惠、江、王、孫數家之書彰彰大行，童學皆知，此不復及。

　　《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也。故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上古人淳俗朴，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為諂，目諫為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弦，以存勸戒。夏、殷已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後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跡，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周」字當是「商」字之誤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韓詩外傳》「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卷三《漢書·古今人表》以太師摯諸人次之第三等，在祖伊之後，虢中、虢叔之前，與微子、箕子、比干、膠鬲、微中、商容、師涓、梅伯、邢侯、鬼侯同列。師古注曰：「自師摯以下八人，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鄭玄以為周平王時人，非也。」

　　《史記·周本紀》「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疵」與「摯」、「強」與「陽」音近。《論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蓋《關雎》樂章作於師摯。《汝墳》稱「王室如毀」，《文王》稱「天命靡常」，洋洋盈耳之時，正靡靡溺音之日。西漢今文家說莫不同之。此雲「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蓋鄭學盛行，隋、唐人皆用其說，不足據也。然《史記·禮書》雲「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此謂弟子，非指疵、強諸人，注家之誤，蓋緣此也。

　　孔子刪《詩》，上采商，下取魯，凡三百篇。

　　《史記》《漢書》皆作「三百五篇」，此雲「三百篇」，或脫文。

　　至秦，獨以為諷誦不滅。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于浮丘伯，作詁訓，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漢初又有趙人毛萇善《詩》，自雲子夏所傳，作《訓詁傳》，是為「《毛詩》古學」，而未得立。後漢有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又為之訓，東海衛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眾、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唯《毛詩》鄭箋至今獨立。又有《業詩》，宋奉朝請業遵所注，立義多異，世所不行。

　　《毛詩序》辨見《經典釋文》。《毛詩》在後漢甚孤，自《鄭箋》大行，而三家遂亡矣。若業注者，其朱傳之先聲邪？

　　自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先王制其夫婦、父子、君臣、上下親疏之節。至於三代，損益不同。周衰，諸侯僭忒，惡其害己，多被焚削。自孔子時已不能具，至秦而頓滅。漢初，有高堂生傳十七篇，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自高堂生至宣帝時，後倉最明其業，乃為《曲台記》。倉授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有大戴、小戴、慶氏三家並立。後漢唯曹充傳慶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雖存並微，相傳不絕。漢末，鄭玄傳小戴之學，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為鄭氏學。其《喪服》一篇，子夏先傳之，諸儒多為注解，今又別行。

　　鄭氏本傳小戴今學，志雲「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作注」，則康成定本以古為主，其害則在雜揉今古也。然自此大小戴、慶氏之學亡矣。

　　而漢時有李氏得《周官》。

　　劉歆偽撰《周官》，托出河間，無雲李氏得之，此又魏、晉後增造之偽經說也。

　　《周官》，蓋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經，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唯《鄭注》立於國學，其餘並多散亡，又無師說。

　　右辨皆見前。唯此志獨稱「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是二戴相傳經師之學，皆無《月令》《明堂位》《樂記》可見。蓋《月令》《明堂位》偽作於劉歆，《樂記》亦歆所改竄者，《漢書·魏相傳》言「相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亦歆所竄入者。《禮記樂記》正義引《別錄》作「四十九篇」，《別錄》為歆所作，則四十九篇之名定於歆無疑。特密傳至馬融，注《小戴記》，始大顯。鄭康成受業於融，為之作注。千餘年來，《鄭注》立於學，學者自少習《鄭氏》，忘《月令》《明堂位》《樂記》之所出。賴此志述其源流，猶能見竄偽之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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