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學偽經考(7)_康有為

七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穀、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化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昔西伯拘裡，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按：《漢書·司馬遷傳》載遷《報任安書》雲「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下雲「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十二諸侯年表》雲「表見《春秋》《國語》。」合此三條觀之，如丘明兼作二書，太史公乃舍其《春秋》而稱其《外傳》，豈理也哉？或疑作《國語》者為左丘，作《春秋傳》者為左丘明，分為二人，則《報任安書》明雲「及如左丘明無目」，則明明左丘明矣。二人之說蓋不足疑。《左傳》從《國語》分出，又何疑焉？

　　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為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篡其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史遷敘六藝之旨，兼及其所受六藝之學，著書之由，見書之故，少則講業齊、魯之都，長則續纂太史之職，天下遺文古事鹹集，不言孔氏有古文之逸經，則偽經之證殆不足辨也。

　　凡此數條，史遷所傳孔子六藝之源流至足信者。凡《詩》三百五篇。其「四始」之義，以《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其《詩》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傳之有魯、齊、韓三家，無所謂《毛詩》者。其《書》，上紀唐、虞之際，無《舜典》，但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其「八」字作「九」字，後人追改，辨見於下。以《魯共王世家》考之，無所謂「壁中《古文尚書》」者。其《禮》，唯有高堂生所傳十七篇，而無《逸禮》三十九篇、《周官》五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也。其《易》，則伏羲畫作卦，文王重六十四卦，孔子系之辭，無以為周公作，亦無《說卦》《序卦》《雜卦》三篇。亦無《十翼》之說。

　　傳授人自商瞿至田何，再傳至楊何，無所謂古文費氏也。其《春秋》，唯有《公羊》《谷梁》二家，無所謂《左氏傳》也。經師皆先秦之遺民，去聖不遠。經次與《經解》相合，證應無分。據以考孔子全經，具著於是。人共熟讀，無由竄亂。故能條章明秩，如日中天，誠經學之象魏，先聖之護法，學士之瑰寶。今據之以攻古學，若發蒙焉，知《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周官》《費氏易》《左氏春秋》，皆偽經也。於以洗二千年歆、莽之偽氛，複孔聖傳授之微言，皆賴於此。學者知其真者，乃能辨其偽者，悟於此義，思過半矣。《儒林傳》雖粹然完書，然雲「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又雲「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又雲「《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此三條是劉歆竄亂以惑人者。考六經之傳，有書本，有口說。博士所職，孔廟藏書，是傳本也。然吳佑寫書，汗青盈車，其子輒以薏苡之謗為諫，則當時寫本甚難，頗賴口說。

　　伏生於《尚書》是其專門，即有百篇，皆所熟誦。當時《春秋》賴口說流傳，《詩》則以其諷誦，皆至公羊壽、申公、轅固生、韓嬰乃著竹帛。以故《公》《穀》二傳，魯、齊、韓三家《詩》，文字互異，良由口說之故。且古人字僅三千，理難足用，必資通假，重義理而不重文字，多假同音為之，與今泰西文字相近。譬由翻繹，但取得音，不能定字。一「英吉利」也，而可作「英圭黎」；一「法蘭西」也，而可作「佛狼機」；一「西班牙」也，而可作「日思巴尼亞」。漢儒之尊，以其有專輒之權，得擅翻經之事。《詩》不過三百五篇，《書》不過二十八篇，為文甚簡，人人熟誦，誠不賴書本也。若專賴壁藏之簡而後二十九篇得存，則《詩》《春秋》未聞有壁藏之簡，何以三百五篇之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得全乎？

　　若謂《詩》有韻語，諷誦易存，《書》文聱牙，非簡不存，則《春秋》及二傳豈有韻語乎？故《隋志》之言曰「至漢，唯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曰「口傳」，曰「二十八篇」，曰「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其說出《論衡》，此必今學家之說，足以破壁藏流亡失數十篇之謬，並足破伏生得二十九篇之誤矣。今學以《尚書》二十八篇比二十八宿，以後得《泰誓》一篇比北斗，其說可據且伏生為秦博士，秦雖焚書，而博士所職不焚，則伏生之本無須藏壁而致亡也。知此，則壁藏亡失之說更不待攻，而二十八篇為孔子未經秦火之《書》愈明矣。雲「二十九篇」者，蓋《泰誓》後得，後人忘其本原，輕改《史記》「八」字為「九」字，必非史遷原文，並非歆竄原文。猶戴聖《禮記》本四十六篇，馬融增三篇為四十九篇，而《後漢書》曹褒、橋仁傳《禮記》皆四十九篇，蓋亦後人追改之辭也。

　　難者曰：若謂孔子傳《書》只二十八篇，則《史記》所引《書》篇名，《禮記》《左傳》《國語》《孟子》《管子》《墨子》《尚書大傳》所引《書》篇名非歟？釋之曰：《書》經孔子所論定者，凡二十八篇。餘則孔子所未定之《書》，猶《春秋》有已修之《春秋》、未修之《春秋》也，《詩》有刪定之《詩》、已刪之逸《詩》，本固不同。夫「血流漂杵」之虐，孟子不信《武成》，孔子豈肯存之乎？今所見逸詩三百餘條，雜引於《禮記》《左傳》、諸子，人人皆知其非三百五篇之《詩》，則《史記》及諸傳記所引之《書》，豈可闌入孔子所定二十八篇之列乎？不疑逸《詩》，而疑刪《書》，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且《湯誓》為今學，而墨子引之為「湯說」，凡三條，則百篇所無之名矣。如以「說」為文誤，不應三條皆誤；如以為異篇，何以《書序》無之？此類之疑尚多，不能悉數，其詳見《書序辨偽》。二十八篇中，如《堯典》《禹貢》《洪範》《無逸》等文，經緯人天，試問《史記》《湯誥、太誓》之文廁於其間，能相稱否？《漢志》之《周書》七十一篇、如《世俘解》之為《武成》等類，其或有孔子已刪之《書》存焉，而史遷取之歟？要之，孔子定本之《書》，伏生傳二十八篇，無數十篇之亡，亦無百篇之《序》，可斷斷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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