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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


  §第八章 捉鬼的人

  我得感謝國內稅務署把我們領向了舉行婚禮的教堂。

  我們——兩個函授大學生——在一起住了三年。為了堅持我們共同的夢想:「形成一種實質性的差別」,我們都到社會服務領域去工作:西蒙是清除違規——一個説明有著犯罪記錄、陷入麻煩的青少年的組織——的顧問;我則是另一個機會——一項針對懷孕的吸毒者的工程——的延伸工作者。我們掙得不多,但是在看到國內稅務署從我們每月支付的支票中扣除了那麼多的稅後,我們計算了一下如果提出聯合申報我們能夠節省多少錢:一年整整三百四十六美元!

  伴隨著這筆數目在我們貧窮的眼睛前晃來晃去,我們爭論著政府偏袒結婚者的做法是否正確。我們倆都同意稅收是政府強制性權力的一種陰險狡詐的形式,但是為什麼要給這個政府三百四十六美元去買更多的武器呢?我們可以用這筆錢去買新的身歷聲喇叭。我確鑿無疑地記得,是西蒙提議我們結婚的。「你認為怎樣?」他說,「我們該合併起來聯合申報嗎?」

  婚禮在金門公園的羅多登郎花園附近一個我們揣度是既自由自在又富於浪漫氣息的露天場地裡舉行。但是在那個6月的日子裡,卻有陣陣寒風吹進來漫天的白霧,拂甩著我們的衣服和頭髮,所以在結婚照片上,我們和我們的客人看上去都是衣冠不整的樣子。當眾生教堂的牧師正吟誦著婚禮的祝福詞時,一個公園的官員又來大聲宣佈說:「請原諒,各位,舉行這樣一個集會是需要獲得許可的。」於是我們匆匆忙忙地交換了婚姻誓詞,打包裝起婚禮野餐食品和禮物,把它們都拖回到我們在斯坦洋街擁擠的公寓裡。

  就像雪上加霜一樣,結婚禮物中沒有一件實用的東西,而那卻是我們非常非常需要用來置換我們那亂七八糟地湊起來的床單、毛巾和廚房用品的。大多數我們的朋友送的是各種各樣夫妻間的玩笑性禮物;我的前繼父——鮑伯——送了我們一隻水晶花瓶;西蒙的父母贈給我們一隻雕刻的銀質盤子。

  我家裡其餘的人則一個接一個的試圖在找到「某個特殊的東西」——我們未來的重孫將在作為遺產來繼承上勝過別人。我的母親送來的是一個男人和女人在擁抱的金屬雕塑創作,一件巴拉特·辛——她現在的男友——創作的藝術品;我的弟弟湯米提供的是一架老式的彈球機——他每次來訪都要玩一下;凱文給了我們一箱紅葡萄酒,要我們把它們給放上個五十年。但是在與朋友們過了幾次即興的週末聚會後,我們只有一個頗為不錯的空酒瓶收藏了。

  鄺的禮物事實上相當漂亮,也極其令人驚異。那是個中國黑黃檀木盒子,盒蓋是雕飾出來的。當我打開盒蓋時,那《我們是路》的音樂就以一種生硬而愚蠢的節奏響了起來。在放珠寶的空格裡放著的是一包茶葉。「讓美好的感覺長久地延續下去。」鄺解釋說,同時給了我一個會意的眼色。

  在我們婚姻的最初七年裡,西蒙和我在幾乎一切事情上都想盡辦法達成一致意見。而在隨後的七年裡,我們做的似乎恰好相反。我們不像他和艾爾薩那樣在諸如適當的過程、肯定的行為以及福利改造等重大問題上爭論,而是在瑣碎小事上辯論不休:如果你在倒入橄欖油之前把鍋子加熱,食物的味道會好點嗎?西蒙說會的,我否認。我們並沒有大吵大鬧,但是經常拌嘴,仿佛出自於習慣似的。而這使得我們相互間沒有好聲氣,更不用說愛情了。

  至於我們的希望,我們的夢想,我們的秘密欲望,我們無法再討論了。它們太模糊,太唬人,太重要了,所以就呆在我們身內,像個惡性腫瘤似地生長,成了一個自我吞噬的實體。

  回顧往事,我感到驚異的是我們的婚姻竟然持續了那麼長的時間。我不知道其他人——我們的朋友——婚姻的持續,是不是出自於習慣、或者冷漠、或者某種恐懼——回饋成希望,然後希望又釋放出恐懼——的奇怪結合。我從未覺得我們的婚姻要比任何別的什麼人更糟糕,就某些方面來說,我感到我們的婚姻還要比大多數人好些:在聚餐會上,我們是有模有樣的一對;我們保持良好的體形,過著不錯的性生活;而且我們還在一件很大的事情上是一致的:我們自己的事業——主要是為公益和醫學團體處理公眾關係。

  在過去的這些年裡,我們發展了一批穩定的顧客——國家腎移植基金會、腦瘤研究基金會、幾個醫院以及一個頗能生財的戶頭:一個堅持要用大量吸脂之前與之後的女人屁股照片來印製廣告的邋遢診所。西蒙和我在我們公寓的一個房間裡工作,我是攝影師、設計師、桌面排版工、粘貼藝術家;西蒙則是撰稿人、顧客接待經理、印刷連絡人、財務總管。在美學方面,我們各自都很尊重對方;在小冊子的佈局、字體大小以及標題上,我們則尋求達成共識。在這一行裡,我們是毫無愧色的專家。

  我們的朋友過去常說:「你們兩個可真幸運。」在很多年裡,我都想讓自己相信我們就像他們羡慕地認為的那樣幸運。我推想我們的那種爭吵僅僅是微不足道的惱怒之舉,就像皮膚下的小刺,汽車上的凹痕,一旦我們對此花點兒工夫,輕而易舉就能夠排除掉。

  然而,到現在已過去幾乎三年了。我的教父達德利——一個退休會計師,自從嬰兒時代後我還沒見過他——死後留給我一個小型基因拼接公司的股票,它們在他死時值不了多少錢,但是到遺囑執行人把這些股票轉到我名下時,這個基因公司上市了,股票則因拆細而增加了幾倍。由於去氧核糖核酸在商業上造成的奇跡,西蒙和我有了足夠的錢去買——甚至是在價格飛漲的三藩市——位於絕好地段的一幢漂亮房子。

  我們是想買,但後來我母親建議我與我的兄弟和鄺共用我的這份幸運。她指出,說到底,達德利是父親的朋友,而不是我曾特別親近的別的什麼人。她說得沒錯,但是我希望凱文、湯米以及鄺會說:「留著它吧,謝謝你想到了我們。」我的希望是過大了。最讓我感到吃驚的是鄺,她竟尖叫著跳起舞來,就像在幸運之輪節目中的競賽者。在我們分割了這塊繼承來的餡餅並且交了一大筆稅後,西蒙和我只足以在一處有問題的地段付現款買下一幢樸素的房子了。

  結果則是,我們費了一年多的時間在尋找一個家。西蒙建議買的是在塵霧纏繞的落日地區的一幢五十年代的整修過的房子,他認為我們在幾年後把它賣掉就能夠使我們的投資翻番。而在我心目中的則是位於很有前途的貝納爾高地的一幢頗顯陳舊失修的維多利亞時期的建築,一個可以改造成甜蜜之家的家的地方,而不是一種投資。「你是在說甜蜜之案的茅舍吧。」在看了一處房產後西蒙說道。

  在我們稱之為「未來的潛力」的這個方面我們的看法完全不同。當然了,這種潛力與我們有著極大的關係。我們倆都知道住在陋室狹居需要清新和豐富的愛情,這種愛情會使得愛人們除了幸福地在同樣狹窄的雙人床上依偎著取暖外,對一切都毫無所謂,可西蒙和我卻在很久以前就發展到了享用一張特大型床及有著雙重控制的電熱毯的境地。

  在夏日一個濃霧彌漫的星期天,我們在太平洋高地區域的邊緣一幢六單元的建築上發現了一塊歡迎來訪洽購一套合作公寓的牌子。說邊緣,我指的是它憑一些破破爛爛的組成部分依附於這個時髦的社區。這幢建築的後部坐落在西艾迪遜區域,朝那兒的門和窗都裝著防鋸的鋼柵欄。它距太平洋高地區域中最繁華熱鬧的街道有整整三個街段和兩個稅收等級,居住的都是些有能力養得起寵物狗、情婦和第二家庭的人家。

  在公共門廳中,西蒙撿來一張賣房傳單,上面盡是些用連字號連接起來的令人迷惑的陳述:「一套中等奢侈、雙重標準、下太平洋高地區域的合作公寓。」他大聲讀道,「位於一幢由聲名卓著的建築師阿奇博爾德·梅修建於一八九三年的顯赫而一度壯觀的維多利亞風格的大廈。」令人驚奇的是,這張傳單上還吹牛說有十個房間和一個停車位置,而全部的要價僅占我們預算的一小部分。可我們所看到的能提供使用的一切決沒有多於五個房間——如果把車房也算上,則是六個。

  我批了第五單元的門鈴,「這價錢就這個地段來說倒是不錯。」我評論道。

  「可它甚至都不是分套購置的公寓,」西蒙說,「與合作公寓的人住在一起,我聽說,你甚至連改變你燈泡的瓦數都不得不遵守那愚蠢之至的規定。」

  「看那個樓梯扶手,我懷疑它就是最初的木製品。那難道不妙嗎?」

  「那是假的,你從那比較精巧的捲曲可以分辨出來,它們太規則了。」

  由於西蒙對這個地方似乎絲毫也沒有興趣,我準備提議我們離開。但是隨後我們聽到樓梯上傳來迅速的腳步聲,一個男人叫喊道:「我馬上就來。」西蒙漫不經心地十指交叉握住我的手,我都已記不得上次他那樣做的日子了。不管他怎麼批評,他必定是喜歡上了這幢建築的可能性:無論如何它足以要我們去擁有一對幸福婚侶的外表、要我們有堅實的經濟收入並能在整個契據待完成期間充分穩定地持續下去。

  地產代理人原來就是那份賣房傳單的炮製者,是個穿著漂亮的禿頂年輕人,名叫萊斯特·羅蘭或者羅蘭·萊斯特。他有個令人惱火的習慣:經常「咳咳」地清喉嚨,從而給人一種他不是在撒謊就是在準備做令人難堪的仔悔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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