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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

　　「好了，芭琳娜·彼得羅芙娜，謝謝您。您快回家去吧，家裡孩子沒人管，別惹出什麼事來。」老太太笑了起來，「這兩個孩子不會惹事的，我的孫子們倒是一刻也不能離人，離了人，他們准會把什麼東西打碎或者弄壞。而我的重孫已經被我教訓出來了。他們牢牢記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說『不行』，就是不行。他們不敢頂嘴。我在撫養孫子時明白了一條最主要的規則。」

　　「什麼規則？」塔姬雅娜饒有興趣地問道。她越來越喜歡這個老太太了。

　　「應該從小就教給孩子什麼是『可以』，什麼是『不行』，這是兩個神聖的字眼。如果我說可以玩，可以鬧，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兒跑哪兒。我什麼話也不會說。但是如果我說『不行』，就是說，對誰也不縱容，對誰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許不洗手吃飯，那麼所有的人都不允許，包括他們的父母、爺爺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內。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見大家都不允許，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後你的話他一句也不會聽的。」

　　告別了芭琳娜·彼得羅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鐵走去，邊走邊想著發生過的事。她一眼就認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鑰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試一試，跟她門上的鎖是否配套。那串鑰匙有特徵：帕施科娃家有兩個鐵門，都是用意大利產的防盜鎖鎖的。當鄰居叫警察來的時候，兩道門都是鎖著的，確切點說是沒有用鑰匙鎖死，只是關著。兇手不需要用鑰匙鎖門。但他們需要用鑰匙來開門。

　　不，不是這樣的……兇手想了個狡猾的辦法配了一副鑰匙，這樣就可以毫無阻礙地進入房裡對女主人行兇。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竊，沒料到伊涅薩在家，於是盜竊就發展成了行兇。可以這樣設想。在這種情況下罪犯還會想著把鑰匙掛在鑰匙串上嗎？不會的。真是愚蠢至極。

　　另一種情況就是，罪犯鑽進房內虐待女主人，走的時候順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鑰匙，剛出門就把它扔了。那他為什麼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種情況：罪犯沒有鑰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進去的。接下來，就和第二種情況一樣了：拿走了第二副鑰匙然後扔掉。但這究竟是為什麼？為什麼呢？

　　這副鑰匙是第二副，這一點毋庸置疑，因為在死者家中門邊的小櫃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樣的鑰匙穿在一個一模一樣的鑰匙環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鑰匙。小櫃子上還有伊涅薩的車和車庫的鑰匙。看來，她習慣丁把鑰匙放在那地方。

　　這副鑰匙究竟是怎麼被拿走的？是誰拿走了？為什麼又把它扔了呢？

　　§　16

　　不！不管怎麼說生活還是美好的！它既美好又出乎人的意料！尤其是當你知道，你不會幾分鐘後就死去的時候。我甚至對維卡都開始有了耐心。她似乎振作起來了，因為她明白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東西，又不會玷污她的名聲。不管怎麼說，她現在對我要友善得多，而且也不再每隔五分鐘就重複一遍令我發瘋的話了。

　　「以後你住哪兒？」她每天都要問一遍這個問題，似乎我第二天的回答就會和頭天晚上的不同似的。

　　「不必擔心我，我不會睡大街上的。」我每次都這樣答道。

　　「你要搬到她那兒去住嗎？」她又問道，意思是指我編出來的那個正等著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為了「她」才和她離婚的。

　　「說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決定把東西都留給我，不分財產？」

　　「是，是，是！我要重複多少遍你才能記住？」

　　「這樣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養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錢……」維卡若有所思地說。

　　這句話幾乎使我失去自製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進來呢！這就很光彩嗎？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麼區別？他不是也想搬到維卡的（順便說一句，是我的）房子裡住，開她的（應該說，是我的）車，花我這幾年掙的錢嗎？她倒是給自己定了一個什麼樣的道德標準？

　　不過我也只是心裡惱火，而且瞬間我的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還活著、並且近期內也不會死舊的「幸福之雨」澆滅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於想同一切告別。我從心裡感激維卡不問我什麼時候搬走，好讓她和她的那個「鄉下羅密歐」肆無忌憚地尋歡作樂。她表現出少有的溫和，沒有一句話、一個動作讓我覺得她急欲擺脫我獲得自由。我暫時還無處可去。盧托夫說，只有我辦妥了所有監護人的事務，離開電視臺之後，他們中心才會接收我。對維卡，我就搪塞說，我暫時有困難，我情人那兒有很多客人，暫時沒我住的地方。維卡聽了，覺得是理所當然的，悄悄地點點頭，也就不再追問。除此之外，她還依舊給我做飯，洗碗，像一個灰姑娘一樣溫順、隨和。估計可能是受良心的譴責，她有時表現出的強烈的情欲都令我發蒙。不管她，讓她難受去，我已經難受過了，現在輪到她了。

　　盧托夫迅速幫我辦理了母親的監護手續。其實，他的幫助也就是讓所有的事辦起來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處理。因為我母親沒有自理能力是顯而易見的事。不過，還是有一個機靈的女辦事員緊皺眉頭問我：「也就是說，您想賣掉您母親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殘疾人療養院去？」

　　「您聽誰說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還住她自己的房子，不過我要把這個房子的產權交給即將照顧我母親的人。」

　　我估計那女辦事員不相信我，不過我根本不為此而擔憂，她愛怎麼想就怎麼想。總之我又不會讓母親流落街頭。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縛住手腳，可以想住哪兒住哪兒，想去哪兒去哪兒，可以做我喜歡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鐘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瘋媽媽。

　　製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幾個節目的製片公司對我即將離去深表遺憾，現在正在物色一個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節目的人。老實說，對這個節目我是深惡痛絕。以前維佳·安德烈耶夫毫無道理地揮霍贊助商的錢的時候，我就覺得很不舒服。因為這筆錢數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維佳是個精明的小夥子，什麼事都能幹出來，甚至連敲詐這樣的事他都能幹出來。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這消息能使他從別人那兒弄來錢，他是什麼也不顧的。

　　最近，他經常糟蹋人，想在節目中製造醜聞，好把它賣個好價錢。想到這，連我都覺得噁心。特別是與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節目之後，我就更感不快，其實，這種不快之感並不是立即產生的，而是在我讀了報上關於節目的文章之後。因為在直播現場我們應當非常愉悅地繼續我們在結識時所談的話題、我激發她，她同我談話，根本沒考慮到那些沒看到開頭的觀眾或許會理解為別的意思。於是尖刻的女記者海伊娜就歪曲了托米林娜的話，純粹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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