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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

　　這樣，在就這一推測進行的調查中，屬￿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對「格蘭特」偵探所提交給女雇主戈托夫齊茨所提報告中列出的人員進行核查。假如這一推測屬實，那麼這些人當中一定有人發現了跟蹤並對此極為不快，可是，已經過了很長時間，娜斯佳桌上各種文件和證明的數量越來越多，可還是一點眉目也沒有，從與偵探所簽約一直到女雇主尤麗婭·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會見和接觸的人是極為有限的。他很少出門，在他與之有接觸的人名單裡，絕大多數是來找他這位心理分析醫生看病的。

　　鮑裡斯·米哈伊洛維奇·戈托夫齊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誰都不像兇手，可又對其中任何人都難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們都有自己無法解決的問題，有各自的怪異之處（誰沒有怪異？），有各自的愛與恨（同樣，誰又沒有愛與恨？），有各自的優點和缺點。其中每個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個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為罪犯。深入調查每一個人是毫無意義的，假如整個彼得羅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齊心協力調查這件惟一的謀殺案，那當然另當別論了，可像現在這樣……

　　戈爾傑耶夫上校對自己的下屬並無親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對誰比較容忍，也決不是因為與之特別親近，而是出於對生活的正確認識。在他就任處長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隸一樣被動盲從地工作是最沒效益的。如果一個人主觀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態度極其認真誠懇，他也永遠難以把事情做好，因為強制性會扼殺人的想像力和直覺的。而沒有了想像力和直覺，你就不是一個大師，而只是一個匠人。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維克多·阿列克賽耶維奇沒讓娜斯佳參加女議員戈托夫齊茨謀殺案偵破小組。既然反正不會有結果，何必折騰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覺性，而且，和以往一樣，這次他又估計對了。他認識娜斯佳已多年，長期以來他已經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幾乎總是能準確地預知她的行為。

　　「能不能讓我來悄悄調查一下私人偵探這一方案？」她問。

　　「可以，」戈爾傑耶夫點了點頭，「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遊擊習氣，它除了害處以外就只能製造一大堆誤會。你去和科羅特科夫說一說，讓他向格梅裡亞提個建議，由他來調查這一方案，而由你來具體實施。一般說別人的工作我是不會去摻和的，特別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訴我：你確實覺得這一方案值得調查，還是因為紮哈洛夫？」

　　娜斯佳臉紅了。科洛布克是從哪兒知道的？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況且就只那麼一次。在那以後她和季馬再也沒有相遇過。

　　「你臉紅什麼？」維克多·阿列克賽耶維奇驚奇地說，「你還想瞞我，是吧？調查法國佬那會兒，紮哈洛夫眼睛死盯著你，就連瞎子都能看得出來。瞧他看你那眼神兒，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別以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這種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來，我的嗅覺還是很靈敏的。我想，或許是他，非常樂於有機會與你再度相處，而既是這樣，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對這一方案的興趣，因為離開他你是無法對付這個難題的。是吧？你的老領導說得對不對？」

　　「不對。」娜斯佳堅決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說，也對。紮哈洛夫確實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認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對某一方案的興趣是根本不可能的。無論採用什麼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腳下堆滿昂貴的鮮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興趣，或是沒興趣，在這個問題上，哪怕多麼漂亮的王子也無濟幹事。」

　　「謔，我的天呐，咱們的女警察獨立性可真強啊！」處長噗嗤一聲笑了。「我看的確已經不再流鼻涕了，無論怎樣，開始會動腦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繼續努力吧。」戈爾傑耶夫說。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羅特科夫談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說什麼撒謊固然不漂亮，而把別人的功勞算到自己頭上就更不漂亮了。可萬一根據娜斯佳方案所進行的調查有了積極結果了呢？所有的表揚和獎勵會給誰？會給他，科羅特科夫，因為是他構想並提議對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進行調查，隨後又成功地組織實施了調查。

　　「你算了吧，尤裡克，」娜斯佳勸他，「我可沒有這種虛榮心。」

　　「可我有良心。」他還是固執己見。

　　可他到底還是作了讓步。

　　偵查員格梅裡亞對這一方案比懷疑更甚：「政治家被殺通常是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氣地對科羅特科夫說，「而女議員戈托夫齊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調查她在議會裡因為稅收問題而與人的衝突。至於那些私人偵探，你不妨在業餘時間搞些調查。都明白了吧？」

　　科羅特科夫並未因此失去信心，因為他和娜斯佳不一樣，對上司的語調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別人的不滿。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歲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誰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話說得不合適了。最重要的是，格梅裡亞已被告知，現在他可以採取任何行動，而不必擔心別人指責他擅自行動和遊擊習氣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還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個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點，如果走運的話甚至可以睡到十一點。她仍然鼓不起勇氣和阿列克賽談，沒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對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恥感不知怎麼竟漸漸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該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著，而列什卡則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這樣倒好。這樣倒更符合習慣。她有時甚至會產生一種膽怯的想法，想把所擁有的一切統統拋開，什麼也不改變，什麼也不必跟列沙說，既不道歉，更不解釋。如果到最後他還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話，那也好，事情本該如此。就其天性，她生來就不適合於家庭生活。而刑警局這種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與正常的家庭關係相對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樣，照例無法實現，星期六晚上十點半左右，紮托齊尼將軍打來了電話。

　　「戈托夫齊茨案怎麼樣了？」他問，「你有什麼可以向我彙報的嗎？」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個人印象。」

　　「而我也沒有太多的要求，」伊萬·阿列克賽耶維奇笑著說道，「其餘的一切沒有您我也瞭解得到。明天見。」

　　他既沒問，也沒求，他這是在下命令。「為什麼我要甘願忍受來自他的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問自己。可實際上，任何人，甚至就連心愛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魯隨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點鐘就起床，可紮托齊尼卻不然，對他來說，只需隨便說上一句——「明天見」——就夠了。她盡可以恨得直咬牙，盡可以嗔怪地請求他把見面時間不要定為七點，而是定為哪怕是九點也好（而，毫無疑問，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絕，因為紮托齊尼將軍的習慣並沒有改變），她盡可以詛咒世上的一切，但她還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後去伊茲麥洛夫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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