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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

　　「什麼規定？」

　　「我們大家都是一家人。在這個詞的極限意義上。您明白嗎，是極限意義上的。」

　　「我不明白，」我搖搖頭，「大家全都一塊兒睡覺，這是怎麼的？」

　　「那就太簡單，亞歷山大·尤裡耶維奇。大家全都相愛、相互信任、相互關心，任何人都不得對他人作惡。至於誰跟誰睡覺的事，則本著自願原則。但我們客戶相互之間並不締結婚約。這是一條法則。」

　　「為什麼？」我無法掩飾自己的驚訝，「如果兩人在你們中心相識並結了婚，這又有什麼不好呢？」

　　「您如來了我們這兒，您就會明白的。現在討論這個沒有意義。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在客戶之間履行結婚手續會使我們的經濟關係複雜化。而這是最重要也是最難辦的一件事。」

　　盧托夫不吭聲了，我緊張地期待著他的下文，我明白，他馬上就該說出最要緊的話了。難道危機中心的客戶應予遵守的某種規則，對我來說，居然會是不可接受的，以致使我不得不放棄想要活下來的最後一線希望嗎？不！無論盧托夫說什麼，我全都答應。這是我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抓住它我才能活命。其他道路都只能通向死亡或是貧窮，或是與母親一起生活這樣一種無時不在的噩夢。

　　「我們的客戶到我們這兒來，必須帶上他所有的家產。這家產將成為中心的財產。換句話說，它將屬￿所有人，因為中心就是靠這些資金養活客戶，發展和創辦企業、分公司，出版報紙等等。」

　　我的心一下子涼透了，財產。假如我和維卡分割這些財產就能活命的話，我就不會坐在這兒了。問題的全部癥結恰恰在於我不能剝奪妻子的任何東西，除了衣服和化妝品以外，無論在哪兒，哪怕是在中心裡，我也不能。

　　「要投靠你們，最少得帶多少財產？」我絕望地問道。

　　盧托夫輕鬆地笑了，從茶几上的瓶子裡給我倒了些礦泉水。

　　「最低限量是不存在的。有多少算多少。如果什麼也沒有，那就什麼也不帶好了。我們不拒絕任何人。我們不把自己的客戶分成富人和窮人，問題的實質，亞歷山大·尤裡耶維奇，並不在於誰給我們帶來多少，而在於當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時，他能賺多少。從您加入我們行列的那一刻起，按照全部公民法律關係應當從所有種類活動中賦與你的一切，都將成為公共財產。中心將為所有客戶提供豐富美味的食品，良好的住房條件，體面的、用於購買衣物及個人用品的現金。但所有人都分得同樣一份，而不是看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剩下的一切都用於發展。」

　　「您是不是說，掙錢少的人，是靠掙錢多的人養活的？」

　　我不相信自己的聽覺。這不是一種自產自銷的共產集體主義麼？剝奪和剝削那些善於經營的人，而養活那些什麼都不會做也不想做的人。我們這多災多難的國家不是已經經歷過這個了，不是已經根據自己的經驗證實，這不會引出任何好的結果來麼。我們為什麼還要重犯這樣的錯誤呢？

　　「我想說的是，那些掙錢多的人，要和那些掙錢少的人一塊兒分產。」盧托夫溫柔地糾正我說，「任何經濟正常的社會，生活都是建立在這一原則之上的。有錢公民向國庫交納高額稅金，而國庫就是從這些錢裡，向領退休金者和窮人分發社會救濟金的。這很正確，這是公正的。」

　　「可要知道這樣一來有錢人照樣有錢呀，」我反駁道，「他們即使是在交納稅金之後，也照住闊氣的大房子，乘貴重的汽車，而窮人即使得了救濟金也照樣貧窮，只是能使他們免於被餓死罷了。而您卻想把他們拉平。我不認為這樣做公平。」

　　「亞歷山大·尤裡耶維奇，你可曾想過這麼個問題，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需要心理學家和病態心理學家的幫助呢？我指的是這兒——即俄國。有一位偉大的智者說過，讓所有人在財產方面都平等是不可能的。可以在某一時刻把所有人擁有的一切全部剝奪，然後重新分給大家，人人平等。一年後又會怎麼樣？有人可使自己的財富增值，他們善於理智地使用它；而又有些人則把它揮霍掉了，吃光賣盡了。於是，完了，大家又不平等了。一個人將會以怎樣的精神忍受這種不平等，這取決於教養，而非取決於別的。由於我國在數十年當中好像並未有過什麼不平等，所以，任何人都不曾受過應有的調教。人們還不習慣於這種想法，即近鄰之間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別是正常的。

　　「正常在此所指的意思，不是「好」，而是指廣泛流行、十分自然。這令人很惱火，他們無法與這種現象共存，怨恨、嫉妒和仇恨，甚至普通的困惑——怎麼會這樣？——使他們發瘋。同在一所中學念書，我是優等生，而他是個二分分子；我上了大學，而他是個傻混混，打架鬥毆，小偷小摸，一度還因為強姦蹲過班房；我是一個老老實實的工程師，而他則又是酗酒又是泡妞，還和某個黑社會混在一起。如今呢，我是個失業者，而他呢，出門坐的是「梅塞德斯」，全身掛滿了蜂巢式電話。人們一旦感覺不到公正事物的邏輯性，便會失落。心理危機即來源於此。

　　「而來找我們的就是這些失意者，我們給他他鐘意也能做好的工作，以此來消除他的失意情緒。他不知道他實際上能掙多少，因為，按照我們的規定，工資不會發到每個人自己的手裡。我們的客戶就只在我們自己的企業上班，企業有嚴格的規定：所有現金全歸中心，客戶得不到有關工資——無論自己還是別人的——任何信息。我們為所有人提供一樣的生活水平，而由於誰都不知道實際上他掙多少，而他的近鄰又能掙多少，所以，人們之間不會有嫉妒、惱恨和仇恨。如果一個人無法應付實際現存的生活條件，無法適應他所在國家的經濟條件，那我們就給他創造別的條件。這樣一來，他就能擺脫危機，對付好自己的難題了。」

　　「以後呢？」我問，「一旦他擺脫危機，他會離開你們嗎？」

　　「當然，」盧托夫又笑了，「我們誰都不阻攔。」

　　「離開的人多嗎？」

　　「不，沒人願走。在中心存在的這麼多年當中，還沒有一個人聲稱要回到他曾在其中受苦受難、他在其中根本就不願再活下去的那個世界。或許您對這一切暫時還不理解，因為您從未在一種愛、和諧與善意的氣氛中生活過。日常生活中，愛我們的，充其量不過是兩三個人而已，我想說的是，那種真摯、誠懇而又忘我的愛。我們與所有其餘的人處於戰爭狀態，或是往好處說，處於咬牙相互忍耐的狀態。我們中心的一切皆與眾不同。當然啦，並非所有人都能對他人懷有善意，都能接受他人，但在我們中心，我們卻教會人們這樣做。在經驗豐富的心理學家指導下的小組和個人學習，我們這裡每天都要進行，而且，這是所有人的必修課。這是一種治療方法，沒有這種方法是辦不成什麼事的。」

　　我聽見外面的門吧嗒響了一聲，走廊裡傳來什麼人的腳步聲，於是，詢問地望了盧托夫一眼。他臉上的表情頓時變得嚴肅起來，他的禿頂、他的鷹鉤鼻，此刻使他酷似一隻兇猛的大鳥。

　　「請原諒，」他冷冷地說，「我離開一分鐘。」

　　他走出房間，把開著的門緊緊關上了。一個女人的說話聲傳進我的耳鼓，她在急速而激憤地說著什麼，其中還夾雜著盧托夫的聲音，可我聽不出他們在說什麼，但我也沒費事去聽。一分鐘延長到整整十五分鐘，可我幾乎未曾察覺，只是萬分緊張地思索著聽來的一切。帶上所有家產離開嗎？像是一個教派。我聽說有這麼一些教派就對其信徒有類似的要求。可從另一方面說，關於宗教和信仰盧托夫幾乎什麼也沒說，只不過，是在我們的上次會面時，即幾乎一個月以前，他這麼說過。

　　其次，有關教派創辦了自己的企業，並為其成員提供有益工作的事，我不知為何從未聽說過。對他們來說，攜產出走的全部意義是這些資金可以支持整個教派，而教派本身除祈禱和宣揚其學說以外，是什麼也不做的。可歸根結底，對我來說，這又有什麼不同呢？我應當想的僅僅只是否對我是否合適，我的結論是否對我合適。甚至不僅僅是合適。我不必為財產而擔任何風險，因為我將赤條條光著身子加入他們一夥，只帶十幾件襯衣和二件西服。但我卻可以得到一種我擅長也喜歡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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