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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她的眼角已經湧出了淚水，但維卡竭力忍著，不讓淚水流下來，只是更緊地抿緊嘴唇。

　　「我不明白你是怎麼啦，薩沙，」她稍頓了一下又說，「我有時覺得你八成是瘋子。你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別說蠢話了。」我厭煩地說。

　　剛起床就和維卡拌嘴是我不願意幹的，於是，我扭轉話題，談起一件根本無關緊要的事，隨後，我聲稱我打算今天在家呆一天，做些家務活兒。

　　「你最好去逛逛商店，」我好心地說，「我開洗衣機，同時，吸吸塵土。我想我們已經一個月沒打掃屋子了，土都埋到腦門上了。咖啡壺也該清洗了，澡盆和便桶也一樣。順便說說，如果你打算到柳巴爾斯基家喝酒的話，我建議你去一趟美髮店，你頭上的白髮太顯眼，該染一染了。順便也修修指甲。」

　　我說這一套當然是違心的，我只是不想出門而已。可這一點又不能告訴維卡……

　　她一甩門到商店去了。其實，我一大早就犯混，也該著這樣。家務活兒有半天就能幹完，我幹起家務來出乎意料地勤快。維卡是3點多回來的，我一眼就看出，她還是去了美髮店。手上，新塗的指甲油晶光閃閃，頭髮也比早晨黑了一點兒。她一句話也沒說，也沒提任何問題，默默把買來的食品擱進冰箱，回房間換衣服去了。與此同時，我在廚房裡擦抹餐具，並用一種曾大做廣告的進口滑石粉擦灶台。

　　過了一會兒，維卡往廚房裡瞧了一眼。她徹底換了裝，臉上塗脂抹粉，頭髮也梳理得整整齊齊。

　　「我走了，」她平靜地說，「你是就呆在家裡呢，還是要到什麼地方去走走？」

　　「我哪兒都不去，」我瞧著託盤光閃閃的表面說。那樣子像是想要從中讀出一些火燙出的字母，組成永恆而又不會過時的聰明睿智的語句似的，「我就在家呆著了。」

　　她的高跟鞋篤篤響著。她走到門口，只聽門閂卡嗒一響，篤篤的腳步聲在去往電梯間的瓷磚地上響著，完了。她走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松一口氣了，我可以幹點兒喜歡幹的事兒了。

　　可是，她這次讓步也讓得太容易了！就是一早說了那麼幾句話，再就什麼都沒說。我，老實說，原指望她會犯歇斯底里，會大叫大嚷，會哭哭啼啼，會祈求懇求，會威脅恐嚇——隨便什麼她都有可能，只是沒想到她會這麼輕易、一聲不吭地讓步。不，不管怎麼說，我妻子是聰明人。她對我很瞭解，瞭解得像一隻剝了殼的蛋。確切地說，她對我不是瞭解，而是感覺。對我腦子裡此刻在想什麼，她當然無從得知，因為她根本想不到我會知道她已經雇了殺手，可這個壞女人她知道，她能準確無誤地感覺到，什麼地方該用力；什麼地方固執己見毫無意義。就算她和那位鄉村堂·璜的關係處得不是很順利的話，她的天性也夠敏銳的了。天呐，我曾經是多麼愛她！

　　維卡剛一離開，我就手腳麻利地收拾完屋子，捧著一本書坐在了沙發上。我都沒有察覺自己是在什麼時候打起盹來的。等我醒來，一看表，已經是晚上8點鐘了。腦袋沉甸甸的，有點兒疼，我忽然想起，當我還是個小男孩時，媽媽常對我說：不能在天黑時睡覺，這對身體不好，看來媽媽說得對。我竭力抖掉睡意，踅進廚房，想煮一杯咖啡。在經過電視機時，我懶洋洋地捅了一下按鈕，想讓響亮的、電視裡的聲音幫助我儘快從昏睡中醒來。

　　「……國家杜馬議員尤麗婭·戈托夫齊茨被暗殺了，」電視機裡傳出信息節目播音員的聲音，「首都警察局再次許諾要在最短期限內破案。這是我台特約記者從莫斯科內務部發來的消息。」

　　我一手拿著裝咖啡豆的塑料袋兒，一手拿著磨豆機，往房裡瞅。熒屏上一位高級警官的將軍肩章在閃閃發光。

　　「罪行剛一敗露，我們就已組成了破案小組，我部及管區部門的警官，都參加了這個小組。」將軍說道，「我們有幾種猜測，都在同時調查中。戈托夫齊茨議員曾經搞過多年記者工作，而我們的猜測之一，恰恰在於，她的被殺有可能與她的新聞工作有關。」

　　「你們是否也在調查另一種可能，即戈托夫齊茨的被殺，與她的議員活動有關呢？」記者提問道。

　　「當然啦。我們正在各個方向上展開工作。」

　　「兇殺案已經發生一星期了，你的同事們在此期間想必已經做了許多工作了吧。能否請你談一談，是否有一種已被徹底否定了的方案呢？您今天能否肯定地告訴我們，哪種情況或許不是導致兇殺的原因呢？」

　　「能說出肯定話的，只有上帝先生，」高級警官不無挪揄地說，「而我充義量不過是將軍而已。只有把罪犯抓住，我們才能肯定地說。」

　　播音員又出現在熒屏上，我走回廚房。如果請一位警察上節目，問問有關議員被殺案的情況，那會怎樣呢？材料熱乎乎的，如果今天就能找到這麼個人，跟他在電話裡談一談，預先說好播出日期，在正式播出的前一兩天，先做個預告，那會給自己贏來很大一筆廣告費的。啊呀，要是維佳·安德烈耶夫還活著那就好了，他對付這類問題真是三下五除二，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該到哪兒、給誰打電話好。給那個女人嗎？她叫什麼來著，哦，娜斯佳。好像我連她的電話號碼都沒有。得，總得想點什麼辦法。說到底，就是沒有這份材料也對付得過去，反正節目不會永遠存在下去，而我也同樣如此，該來的就讓它來好了。

　　咖啡已經快溢出鍋口了，這時，電話鈴響了。又是一個沒想到，來電話的竟是那位多羅甘。我還以為在那次令他感到羞恥的直播以後，他會像躲避瘟疫一般躲著我的。

　　「亞歷山大·尤裡耶維奇，我有一筆生意要跟您談一談，」他操著宏亮的男低音說道，「我打算根據著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作品拍一個系列電影。您認得她嗎？」

　　「聽說過。」我簡短地答道。

　　「可您沒讀過？」

　　「沒，沒時間讀。我不是這類書籍的愛好者。」

　　「書很好，我敢向您保證。這不，我打算把她的作品改編成系列電影，想建議您邀請她上您的節目。」

　　「為什麼？」我裝作一個十足的傻瓜問道。

　　「什麼叫為什麼？我需要做廣告。我是個正常人，亞歷山大·尤裡耶維奇，情願把托米林娜的被邀直播看成是一個廣告。您明白我的話嗎？」

　　我當然明白。這有什麼不明白呢？昭然若揭呀，多羅甘付現金，而且，收錢的不是購買我們這套節目的頻道主管部門，而是「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員，錢將放進我們自己的、個人的、我們喜歡的、還帶著我們體溫的口袋裡去。可要知道我如今的處境又有何迷人之處呢？迷人之處就在於，我可以良心平靜地分發任何許諾，擬訂任何計劃，因為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對我有任何威脅。我，或許連明天也活不到。從前我很難拒絕人們的請求，擔心會損害我和人們的關係，總是想：如果我今天說「不」的話，明天我怎麼有臉跟人說話呢？他會生我氣的。而一旦如此這般的「明天」對我並不存在，那麼，拒絕人可就輕鬆簡單多了。

　　但從另一方面說，拒絕別人的願望不知怎麼又無影無蹤了。我可以許諾也可以答應，反正答應了也不一定非做不可，所以，對關係問題不必過分留意。我之所以沒去柳巴爾斯基家，只是因為不想去。我還無恥地，以相當粗魯的方式打發了另外幾個熟人，從前我和他們的關係一直在依據慣性保持著，就是說，是出於對那個所謂「明天」的臭名昭著的恐懼感。這幾個小夥子我就開始不喜歡他們了，他們只會令我惱火，不和他們交往只會令我高興，可我卻得忍耐。如今，謝天謝地，再不必忍耐了。

　　簡言之，我同意了多羅甘的提議，托米林娜就托米林娜吧，有什麼差別呢。分辨客戶一直都是奧克桑娜和維佳的事，我的工作是在應有的層次上與這些人進行討論。我可不善於找做節目的人，導演助理找來誰，我便把誰弄到直播節目中去，假如有人自己要上，那為什麼不可以呢？多羅甘說過的，他正在研究與托米林娜有關的問題，過幾天還會打電話給我。話說到這兒我們就放下了電話。

　　喝完咖啡，我看了一盤描寫美國殺手尼基塔的錄像，正想插入另一盤錄像帶，安安靜靜地看一會兒，維卡打來電話了。

　　「你不來找我一趟？」她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似的問道，「天已經晚了，我一個人回家害怕。你又不是不知道這裡的院子多麼暗。」

　　這倒是真的，柳巴爾斯基住的樓房，坐落在一個很大的居民區裡面。那裡很黑暗、很可怕，總是在不斷出事。而從那兒到地鐵口，得步行大約20分鐘。維卡並不是一個特別的人，因此我斷定，她准是想用這種笨拙的辦法引誘我到柳巴爾斯基家去。好像我真的忙得要死，只是剛才才歇下來——立刻就趕到朋友那兒去過節。那太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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