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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埃利婭怎麼想，您也不感興趣嗎？」

　　拉特舍夫張口結舌了，謝盧亞諾夫眼看著他的臉沉了下來。

　　「我不明白，為什麼要這麼問來問去，」馬拉特終於慢吞吞地說，「我和埃利婭來往過，但與婚姻登記處事件沒有任何關係。」

　　「這麼說，埃利婭對您和她的關係的看法，您也不感興趣了？」

　　「不感興趣。」

　　「這就怪了，她可對您想娶她深信不疑。」

　　「她憑什麼對此深信不疑，真是傻話！」

　　「憑您向她求過婚。順便再說一句，她當時也接受了。您莫非把這事給忘了？」

　　「喜歡炫耀的小姑娘想入非非的臆造值得一信嗎？」

　　「給她的戒指也是臆造出來的嗎？」

　　「什麼戒指？」

　　「你們一起在巴拉頓湖度假時，您親手送給她的戒指。難道是埃利婭有幻想症？」

　　「聽我說，您不要無中生有，節外生枝！沒錯，我們一起到巴拉頓湖她奶奶那兒去過，並且晚上都在一起，我也的確送過她戒指。可這又怎麼樣？我是個正常的人，受過良好的教育，要是一個姑娘和我睡在一起，我認為送她禮物是正常的。」

　　「那麼貴重的禮物？鑲有三顆鑽石的戒指？」

　　「您對『貴』與『賤』的看法有點兒坐井觀天了，」拉特舍夫又恢復了他那高傲的神氣，「以我的收入，賣這麼個戒指算不了什麼。」

　　「這麼說，埃利婭要嫁給別人，您一點兒也不感到痛心？」

　　「一點兒不。」

　　「好吧，」謝盧亞諾夫歎了口氣，「讓我記下和您度過星期六的那位女友的名字。」

　　「可以，請吧！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我們公司的女職員，在廣告部工作。」

　　白與黑，黑與白……

　　從童年起，我面前的世界就被縮小成這兩個概念。行還是不行。好還是不好。善還是惡。沒有中庸之道，沒有中間色調。不能模棱兩可，只能有一種答案：「是」或「不是」。從來就沒有「可能」。

　　那時我五歲……父母為什麼事大聲叫嚷著，我覺得他們是在吵架。父親叫媽媽為母狗，我馬上學會了一個陌生的詞，一個一念就上口的詞。

　　「母狗！媽媽——母狗！媽媽——母狗！」我高興得大叫起來，因為這個新詞很容易上口，很快就記住了。

　　爭吵立刻停止了，爸爸媽媽都把注意力轉到我身上。

　　「這個詞很粗野，」媽媽嚴肅地訓斥我，「不能這麼說，你表現可不好。」

　　「那爸爸也表現不好？」我據理反駁。

　　媽媽一時慌了神，答不上來了。這時，父親親自出馬來教育我了。他咳嗽了幾聲，清了清嗓子，擺出一副嚴肅的面孔來。

　　「貓崽子，」不知怎的，他不看著我，卻望著媽媽，「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

　　可我才只有五歲，「從來就沒法說清楚」的話，不可能令我滿意。我是個小孩子，我要明確肯定的說法。我生性膽小，絕對相信媽媽爸爸永遠和我在一起。我只想睡在那舒適的小床上，枕頭旁邊擺著那只長毛絨小兔，每天晚上聽著童話故事入睡，天天早晨喝的是蘋果汁，星期六去吃奶奶烤的大餡餅。我想確切知道，要是我每夭都刷牙、常說「謝謝」和「請……」並且很聽話，是否就能受到誇獎；我要是調皮淘氣或弄壞了什麼東西，是否一定會受到處罰。可要是聽到「情況不同」、「凡事都沒那麼簡單」、「從來就沒法說清楚」這樣的話，就能團表現好而受到處罰，因表現不好而受到誇獎嗎？我這五歲的小腦瓜無法解開這個謎團，於是我就發起脾氣來。

　　我八歲了……父母帶我去電影院，我和他們一起看著銀幕上的罪犯從監獄裡逃出來，捨命救了一個人。媽媽悄悄地擦著眼淚，可我卻不懂，她為什麼那麼傷心。

　　「媽媽，你怎麼了，可憐他？」我們從電影院走出來，已是傍晚時分，但春風暖洋洋的，飄著花香。

　　「當然啦，親愛的。」媽媽點點頭。

　　「可他是個罪犯，」我氣得嚷起來，「是從監獄裡逃出來的呀。幹嗎要可憐他？」

　　「孩子，」爸爸又是那個腔調，「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沒有絕對壞的人，也沒有絕對好的人。不錯，他是罪犯，可是他救活了那個小姑娘，這說明他還算是個好人。事情不會總是一成不變……」

　　可是這種說法，也不能令我滿意。我想要有一種固定不變的尺度，以免在大人的世界裡迷失方向。我想搞清楚，什麼樣的人是好人，什麼樣的人是壞人。

　　我想搞清楚，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幹什麼會得到獎賞，幹什麼會受到懲罰。我在尋找答案，一點一滴地收集著，向父母問過成千上萬個為什麼，但是他們一點也不明白我需要什麼，總是那麼含糊其辭、不清不楚地給我解釋說：「凡事都沒那麼簡單，情況不同……」

　　日積月累，我終於開始對世界有了獨立的見解，這不是父母教我的。我看書、看電影，什麼都看：百萬富翁與罪犯，偵查員與間諜，「紅軍」與「白軍」，於是我把世界分成了這兩種顏色。中間色調使我不安，模棱兩可的話語讓我感到害怕。我最討厭這些了。

　　11歲時，我被汽車撞了，因腦震盪住進了醫院。生來頭一回，晚上睡覺前媽媽沒吻我，早晨沒喝上家裡的果汁。我可是一直以為，過去怎麼樣，將來還會怎麼樣的。我總是纏著大夫問：「什麼時候放我回家？」要做的治療我都能忍受，我只想得到確切的回答：什麼時候回家。

　　「好孩子，」一位戴著眼鏡的大鬍子大夫對我說，「這取決子很多情況……」

　　接下去又是一些含含糊糊的話，和從父母口中聽到的那些一模一樣。我開始精神錯亂，歇斯底里，要求放我回家。大夫們經不住我的糾纏，終於讓我出了院，但仍要我嚴格臥床靜養，要母親向他們保證，一定精心照料我。

　　我高興極啦，終於又回到了家，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躺在自己的床上，和爸爸媽媽在一起，看自己喜歡看的書。我盼著儘快恢復健康，決心按大夫的吩咐去做：躺在屋裡，放下窗簾，儘量少下床活動，不看書，不看電視，一天吃六次藥。十一歲的我當然不可能整天躺在那裡靠想入非非度日。父母一上班，我就拽開窗簾，看起書來。到了下午，班上同學來了，我一躍而起，可沒過多久就是一陣頭暈，想吐。媽媽下班回來，關切地詢問我的感覺，我騙她說挺好，我不敢說出真相，因為我不想再去住院。

　　一天，我的謊言終於露了餡，媽媽在上班時間突然回來了，正碰上我俯身沖著馬桶痛苦萬分地嘔吐。媽媽要叫急救車，我卻大哭起來，求她別叫，直到失去了知覺。媽媽心疼我，只好請了假，在家裡照料我，並監督我按要求做。又過了一段時間，我的病果然好了起來。

　　又過了很長時間，我只有春秋兩季才犯腦震盪。一到11月和4月，我就覺得難受，頭痛得很厲害，情緒壞透了，動不動就發脾氣，毫無來由地發火。但這種情況一會兒就會過去。

　　防暴處的工作人員尼古拉·謝盧亞諾夫最討厭女人，並因此而討厭由女人作不在現場證明，特別是當作證的女人是犯罪涉嫌人的妻子或女友時。他把所有的女人都看成是愛撒謊的背叛者。妻子拋棄了他，奪走了兩個孩子，跟新結婚的丈夫跑到沃羅涅日市去了。打那以後，他就再也聽不進那些勸他改變這一看法的話了。離異使他痛苦了很久，見不到孩子更是雪上加霜。他記恨妻子給他造成的苦楚，於是便將滿腹怨恨發洩到工作中遇到的女人身上。

　　因此，當馬拉特·拉特舍夫推說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可以為他作證時，謝盧亞諾夫絲毫不相信，他斷定，年輕實業家的女友一定會按他的意願為隨便什麼事作證的，更何況拉特舍夫是個非常可疑的人物。

　　對不在現場證明信不過時，他有一套核查和揭穿的方法。但他的這種做法並不總能得到處長戈爾傑耶夫上校的贊同，而謝盧亞諾夫對領導經常不斷的責難置若罔聞。他是只看重結果的那種人，對過程中受到的種種非議，並不在乎。

　　為實現自己的打算，他需要一個技術高明的攝影師，於是他不假思索地打電話給安東·舍夫佐夫說：

　　「我指給你看一個姑娘，你設法給她拍幾張照片。然後我再給你幾張照片，你給我剪輯拼湊成蒙太奇。能辦到吧？」

　　「沒問題。」舍夫佐夫痛快地答應了。

　　他沒費周折就找到了「藍色多瑙河」公司的女職員奧莉加·葉梅利揚采娃，暗中「護送」她到家，拍了近十張照片，有在大街上的、有在無軌電車站的、有在商店裡的、有在林蔭道上的、有在樓門口的……姑娘長得很亮麗，就是不怎麼上相。舍夫佐夫那老練的眼睛一下就看出了這一點，他盡可能選用仰拍，好讓奧莉加在照片上顯得更具魅力。他覺得有一張拍得特別成功：奧莉加向一個攤販買香蕉，伸出手去接找回的零錢時，被安東抓拍了一張。她大概以為小販存心騙她，心裡默算著：香蕉的分量真的有小販說的那麼重，正好「夠上」一萬盧布？總之她當時臉上的表情十分緊張，甚至有點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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