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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

　　「昂裡埃特？她也同其他人一樣，並不知道這個細節呀。」

　　「您能肯定嗎？」

　　「這位女士是什麼人？」瓦洛爾布先生問道。

　　「我在修道院時的朋友，因為嫁給一個工人，同家裡鬧翻了。她丈夫去世後，我將他們母子接來，安排了一套房間給他們住。」她又為難地補充說：「她也給我們幹點活。她手很巧。」

　　「她住在幾樓？」

　　「就在我們這一層，不遠……走廊當頭……我甚至想到……她廚房的窗子……」

　　「開向天井，是嗎？」

　　「是的，正好對著我們的窗子。」

　　這句話以後，出現了短暫的靜默。

　　接著，瓦洛爾布先生要求領他到昂裡埃特那裡看看。他們發現她正在做縫紉活。她的兒子拉烏爾，一個六七歲的孩子在她身邊看書。這套房子十分簡陋，只是一間沒有壁爐的房間和一個作廚房的小室。警察分局長見此情景，有些驚訝，問了她一些問題。她得知失竊的事情以後，大驚失色。昨晚是她親手侍候伯爵夫人穿的衣服，並把項鍊佩帶到夫人的脖頸上的。「上帝啊！」

　　她叫道，「我怎麼沒有聽人說起呢？」

　　「您沒有什麼想法？一點懷疑也沒有？

　　罪犯可能是經過您的房間動手的。」

　　她大笑起來，甚至沒有想像別人可能在懷疑她。「可我沒有離開過自己的房間呀！我從不出門，再說，您沒有看到嗎？」她打開了小室窗戶。

　　「瞧，到對面窗臺有三米遠。」

　　「誰告訴您我們假設是從這裡進去偷的？」

　　「可是……項鍊不是放在那間小房子裡嗎？」

　　「您怎麼知道的呢？」

　　「嗨！我從來就知道那東西夜裡就放在那裡……他們當我面談過……」

　　她的臉看上去還年輕，不過因為愁苦，已經變得憔悴了。但表情溫柔馴服。然而在沉默之中，她突然變得不安，好像面臨什麼危險。她拖過兒子摟在懷裡。孩子抓住她的手，溫柔地吻著。「我想，」當德·德勒先生和警察分局長兩人獨處之時，伯爵對分局長說，「我想您不會懷疑她吧？我可以為她擔保。這是個誠實女人。」

　　「噢！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見。」瓦洛爾布先生肯定道，「我最多認為她無意之中作了人家的同謀。但是，我承認，這種想法應該放棄，尤其是因為它無法解決我們所遇到的問題。」警察分局長在這次調查中沒有取得什麼進展。預審法官把此案接了過去，以後的日子由他來進一步調查。他盤問傭人，檢查插銷，對凹室的窗戶作了開關試驗，察看了天井的上上下下……全是白費氣力。插銷完好無損。窗戶無法從外面開關。人們又針對昂裡埃特專門展開調查，因為不管怎麼查，總是又懷疑到她身上。人們仔細考察了她的生活，發現三年來，她只出過四次門，都是去採購物品。實際上，她是給德·德勒夫人當貼身女僕和縫紉女工。伯爵夫人待她很嚴厲，所有傭人私下都為此作證。

　　「此外，」預審法官作了一星期調查認證後，得出了與警察分局長同樣的結論，說，「就算我們知道罪犯，我們也無法抓他，因為不知道他是怎樣作的案。我們在左右兩邊遇到兩個障礙：關得緊緊的門和窗戶。這是雙重秘密！此人是怎麼進去的呢？遠為困難的是，又是如何逃跑的呢？因為門窗都是關得好好的。」經過四個月的偵察，預審法官私下得出這樣一個看法：德·德勒夫婦急需錢用，變賣了王后項鍊。於是他把此案歸檔了事。這件珍貴首飾被盜給德勒—蘇比茲一家人一個沉重的打擊，以後很久，他們都留著被打擊的後遺症。家裡有這樣一件寶物，本身就是一種保證，現在，他們的信用得不到寶物的支持，那些債主便比以前更加逼人，那些借給他們錢的人的條件也比以前更加苛刻。他們不得不忍痛割肉，能變賣的變賣，能抵押的抵押。

　　總之，要不是得到遠親遺贈的兩大筆遺產，恐怕早就破產了。他們的自尊心也大受挫折，好像他們失去了四分之一的貴族血統。而奇怪的是，伯爵夫人竟把矛頭對準她那個當修道院寄宿生時的女友，把怨恨都發洩在她身上，公開指控她偷了項鍊，先是將她貶入傭人之列，不久又把她趕出家門。

　　生活一天天流逝，再沒有發生特別引人注目的事。伯爵夫婦到處旅遊。

　　這段時間裡，只有一件事應該提出來。昂裡埃特走後數月，伯爵夫人收到她寄來的一封信，大為驚訝。信文如下：

　　太太：

　　我不知道怎樣感謝您。因為這筆錢肯定是您寄給我的，不是嗎？只可能是您。除了您，誰也不知道我住在這個偏僻小村子裡。如果我說錯了，請您原諒。至少您應該接受我對您從前的好意的感謝……

　　她寫這些是什麼意思呢？其實，無論現在還是從前，伯爵夫人對她都很不厚道。那麼這種感謝又是什麼意思呢？

　　昂裡埃特被要求作出解釋。她回答說：她從郵局收到一封沒有掛號、也沒有保價的信，裡面裝有兩張一千法郎的鈔票。她把那信封拿出來看，信封上蓋的是巴黎郵戳，只寫有她的地址。顯然，字跡是偽造的。

　　這兩千法郎究竟來自何處？又是誰寄的呢？司法當局作了調查，但茫茫人海，從哪裡找得到線索呢？

　　一年以後，第二次寄來了兩千法郎。接著是第三次，第四次。六年中，年年如此，所不同的只是第五年和第六年，寄的款額多了一倍，使突然患病的昂裡埃特能作適當的治療。另外還有一點不同；郵局截住了其中一封信，藉口沒有保價不予投寄，所以後兩封信是按規定寄出的。第一封發自聖日耳曼區，用的是昂凱蒂的名義；第二封發自絮雷斯納，簽的是佩夏爾這個名字。

　　地址仍是假的。

　　六年以後，昂裡埃特去世了。謎仍然沒有解開。這些事件公眾都知道。

　　案子引起了輿論極大的關注。這串項鍊的命運是這樣奇特。在十八世紀末，它曾使全法蘭西震驚；一百二十年以後，它又一次激起公眾關心。但是，我要敘述的事卻是人所未知的，只有幾個有關的人和伯爵要求絕對保密的人除外。由於有朝一日，這些人士很可能守不住諾言，所以，我也毫不猶豫地揭開罩布，讓公眾知道謎底，同時也知道前天上午報上刊登的那封信是怎麼回事。那封不平常的信給這撲朔迷離的悲劇增加了幾分陰影和神秘的色彩。

　　那封信刊發之前五天，德·德勒—蘇比茲先生在自家府上舉行午宴，賓客中有他兩個侄女和一個表妹。男賓有議長埃薩維爾；議員博夏，伯爵在西西裡島認識的騎士弗洛裡亞尼和圈子裡的一位老夥伴——將軍德·魯齊埃爾侯爵。飯後，女士們喝咖啡，先生們被允許吸支煙，但不准離開客廳。大家在一起閒聊。有位姑娘好玩，拿起紙牌算命。然後大家談起了一些大案。德·魯齊埃爾先生從來不放過逗弄伯爵的機會，於是回憶起那串項鍊的奇案。而這正是德·德勒先生害怕提及的話題。

　　人人立即各抒己見，按自己的方式重新作一番預審。當然，各種假設互相矛盾，都說不通。

　　「先生，」伯爵夫人向弗洛裡亞尼騎士問道：「您有何高見？」

　　「呵！

　　我，我沒什麼看法，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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