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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他從報童身邊走過,正要穿越第六大道去買咖啡,叫賣聲裡有一個字眼兒忽然變得有意義起來,仿佛在熱塵中有一個東西揚起,停駐在他腦中——

  艾勒里搜索硬幣,那硬幣摸起來冰冰涼涼的。

  「《紐約號外報》!」

  他站在那裡,任憑左右的行人把他撞來撞去。

  報上仍是那只眼熟的貓,但是他有了第八條尾巴,那條尾巴已經不是問號了。

  §第八章

  她的名字斯特拉·佩特魯奇。她跟家人住在湯普森街,離華盛頓廣場不到半裡路。她現年22歲,父母是意大利裔,天主教徒。

  斯特拉·佩特魯奇在麥迪遜大道和四十街交口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擔任速記打字員,已將近五年。

  她父親移民來美已經有45年了。他是福頓市場的鮮魚批發商。他老家在意大利的利沃諾;斯特拉的母親也來自同一個省份——托斯卡那省。

  斯特拉是七個孩子當中的老六。她的三個哥哥當中有一個是神父,其他兩個則和父親喬治·佩特魯奇一起經商。

  三個姐妹,最大的一個是卡莫來特教會的修女,一個嫁給一位進口意大利乳酪和橄欖油的商人,另一人在漢特學院讀書。除了當神父的老大外,佩特魯奇家其他的孩子都在紐約市出生。

  起初他們以為斯特拉只是大都會會館附近死傷的百姓之一,之前在清理時被遺漏了。但是,女孩子頭部的絲繩,是怪貓特有的標記,他們是在搬動她的頭而看見零落的黑髮散落到兩邊露出雪白的脖子時,才發現的。

  大約是在市長對媒體發佈傷亡數字時,幾個警察在距離大都會會館一條街半以外的地方發現了她的屍體。她躺在兩家商店中間一條小巷的水泥地上,離第八大道的人行道不遠。

  法醫處的人說,她是在午夜前不久被勒死的。

  屍體是由佩特魯奇神父和那個已婚的姐姐特麗莎·巴斯卡隆太太指認出來的。喬治·佩特魯奇夫婦聽到這樁慘劇的時候,兩人同時暈了過去。

  一個32歲、在西四街租房子,叫做霍華德·惠瑟克的男人,目前正在接受審訊。

  惠瑟克很高、很瘦,黑頭發,兩隻黑亮的眼睛長得很靠近,皮膚粗糙,哥特人式的顴骨。他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老很多。

  他的職業,據他自己說,是「不成功的詩人」。經過一番逼問之後,他才不情願的承認,他是在格林威治大道一家自助餐店工作,以「維持肉體和靈魂的共存」。

  惠瑟克說,他認識斯特拉·佩特魯奇16個月了。他們是去年春天一個深夜在自助餐店認識的。當時她正在跟別人約會,淩晨兩點左右一起到店裡來。她的男伴,「一個長得像人猿一樣來自布朗士區的傢伙,打著一條手繪的美人魚領帶」,嘲笑惠瑟克的中西部口音,惠瑟克從餐臺上拿起一隻烤蘋果,身體前傾,把蘋果塞進那張髒嘴裡去。「從那時起,斯特拉幾乎每天都來,我們就成了朋友。」

  他生氣地否認和那女孩子有染。被接二連三地問到這類問題時,他的情緒變得非常激烈,得要抑制他才行。

  「她是一個純潔、溫柔的女孩子,」他大吼,「跟她發生性關係,那是不可能的事!」

  惠瑟克不太願意談他的生長背景。他在內布拉斯加州的比阿特裡斯鎮出生,家裡種田,是蘇格蘭後裔,曾祖父是在1829年時隨一群人從肯塔基州過來的。他們家有一點兒波泥族印第安人的血統,也有一點波西米亞和丹麥的血統。

  「我是美國人裡僅占不到1%的那一型,」霍華德·惠瑟克說,「在小數點之後的,你知道吧?」在老家的時候,他說,他是「十二門徒」教會的教徒。

  他畢業于內布拉斯加大學。

  大戰開始時他應徵加入海軍,「結果被送到太平洋,被一架差點兒成功的日本神風戰鬥機送到海裡,我到現在有時還會耳鳴,這對我寫詩有很大的影響。」

  戰後,因為在比阿特裡斯鎮難以大展鴻圖,所以他就跑到紐約市來,「幫我出錢的哥哥,杜金,覺得我是內布拉斯加州蓋吉郡的天降詩人。」

  自兩年前來到紐約後,他唯一發表的作品是一首叫做《珊瑚中的玉米》的詩,1947年的春天刊登在格林威治村的社區報《村民報》上。惠瑟克拿出一張油膩的剪報以資證明。

  「現在我哥哥已經不再相信我是大詩人約翰·尼哈特再世了。但是,」他說,「格林威治村的詩人朋友給我很大的鼓舞,而且,當然嘍,斯特拉也很崇拜我。每天淩晨三點在自助餐店固定有一個讀詩時間。我的日子過得很儉樸,對我來說這樣就夠了。斯特拉·佩特魯奇的死在我心裡留下一個無法彌補的空白,她是個沒有一點兒壞心眼的可愛女子。」

  他憤怒地否認向她拿過錢。

  至於9月20日晚上的行蹤,惠瑟克說,星期四晚上輪到他休假,他和斯特拉在她上班的大樓外面見面,跟她一起去參加大都會會館的群眾集會。

  「關於怪貓,有一首詩的雛形已經在我腦中漸漸成形一段時間了,」他解釋說,「出席大會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斯特拉呢,當然嘍,她向來對我們每週四固定的約會都滿懷期待。」

  他們是走著過去的,途中曾經在第八大道的一家意大利麵館停留。

  「店主是斯特拉父親的一個表兄弟。我和費裡匡奇先生討論『市民行動團隊』的活動時,我們兩個都很意外,斯特拉對這個話題深感不安。依格那吉歐說,既然斯特拉這麼不舒服,我們就不應該去。我說我可以自己去,但是斯特拉說不行,她說終於有人要為這些命案做點事了,她也要在場。她說她每天晚上祈求聖母,保佑所有她認識的人平安無事。」

  他們好不容易才擠進大都會會館,在樓下靠前排的地方找到座位。

  「動亂開始的時候,斯特拉和我試圖緊握彼此的手,但是那群該死的瘋牛把我們沖散了。我最後看到她的時候,她正被一群發狂的民眾推著走,對著我不知道在尖叫些什麼,但是我聽不見。之後,我就再也沒看見活著的她了。」

  惠瑟克運氣很好,只有一個口袋被扯破並無端挨了幾拳。

  「我和幾個人擠在大都會會館對面的門庭裡,躲開混亂的群眾。等最亂的場面過去後,我開始尋找斯特拉。我在會館的傷亡群眾裡沒找著她,就開始沿著第八大道、兩邊的小街和百老匯大道到處找,我整晚都在找來找去。」

  惠瑟克被質問,為什麼沒有打電話去佩特魯奇家?斯特拉沒有回家,她的親人整晚沒睡,焦急地等她。他們不知道她和惠瑟克有來往。

  「理由就在這裡,他們根本不知道我。斯特拉說不讓他們知道比較好,她說他們是很嚴格的天主教徒,如果讓他們發現她和一個非天主教徒來往,只會搞得家裡天翻地覆。

  她說讓她的表叔知道倒沒有關係,因為他是一個反教皇分子,反正佩特魯奇家的人都已經不跟他來往了。

  早上7點30分時,惠瑟克又回到大都會會館找了一次,心想如果連這最後的努力也沒結果,不管什麼宗教顧忌,他都要打電話到斯特拉家。

  他在大都會會館才開口問了第一個問題,就被警察抓起來了。

  「整個晚上,那個巷口我經過了不下十幾次,」霍華德·惠瑟克說,「可是裡面黑漆漆的,我怎麼會知道斯特拉就躺在裡面?」

  惠瑟克被拘留,以便「作進一步的偵訊」。

  「沒有,」理查德·奎恩警官告訴記者,「我們完全沒有他的把柄,只不過是要查證他的說法還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謂的「一些其他的事情」,依新聞界的理解——而且還挺正確——指的不只是發生的暴亂,還包括斯特拉·佩特魯奇這個朋友的眼睛、神情和言語裡所透露的那種狂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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