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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

　　§ 5

　　芬吉把冰袋敷在腳上，然後用紗布包裹起來，吉多一會兒就要送她去醫院檢查。伯瑞·洛治威走過去和莫尼卡搭話，我本想在他離開之前進行一次採訪，但這時那個從「滾石」來的名叫傑克·紐克斯特的人朝我走了過來。

　　「我想在這段時間寸步不離地跟著你一起工作，不知你是否同意？」

　　「只要你別跟著我回家，我就同意。」我說，「你知道我們正在拍什麼嗎？」

　　「蘭娜·霍華德告訴我一些情況，剛才吉多又跟我詳細講了一下。」

　　他是一個中等身材的中年人，看起來沒什麼惡意，臉上鬍子拉碴，衣服似乎已經幾天沒換了，腳上穿一雙牛仔靴——是路易斯牌的，曾經很流行。他上身穿了一件藍色工作衫，袖子挽到胳膊肘，身後還背著個破爛的背包。當蘭娜告訴我他準備來這兒時，我第一個想法就是：他一定很招人煩；第二個想法是：把他推給吉多。但是現在芬吉受了傷，我得考慮重新安排這個人了。今天下午，我需要完成芬吉記錄「在案」的好幾件事情，也就是說，我必須單槍匹馬去做好些自己從沒做過的事。而且更為麻煩的是，我還要到好幾個繁雜的娛樂場所去，而吉多又是一個很討女人歡心的人，所以，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會帶吉多去的。

　　考慮到傑克·紐克斯特可以陪我一起去，於是，我拉開吉多的吉普車車門，並邀請傑克和我一起坐到後座上。吉多開車把我們送到我停車的雜貨鋪門前，然後帶著芬吉向醫院駛去。

　　從吉多的車上下來時，我心情挺不錯。吉多在車上不停地抱怨布蘭迪沒安排好電力供應，以致錯過了最佳拍攝時問。「拍攝黑白片時，一定要抓住時機，光線是至關重要的。」他說。

　　芬吉好像並不介意他說什麼，對她來講，吉多的話似乎總是正確的。

　　我請傑克上了我的車，他邊系安全帶邊說：「芬吉的腳好像痛得不厲害。」

　　「她去醫院檢查就用不著參加接下來的那個煩人的採訪了，採訪對象是一個名叫薩爾·伊波裡托的小老闆，他開了一家名叫『熱舞』的俱樂部。」我邊說邊發動了汽車，「你會喜歡那兒的。」

　　「『熱舞』俱樂部？」傑克有些茫然地問。

　　我學著那家俱樂部廣告牌上的話說：「這兒有好多一流的漂亮姑娘，她們全都是國色天香。」

　　傑克笑了：「恐怕這些廣告詞只對一部分人起作用。」

　　「可能是吧。」我看到綠燈亮了，便開車駛過路口，「在我們採訪前還有一些時間，你想四處逛逛嗎？」

　　「隨你的便，我跟著你好了。」他把一盒空白磁帶插入錄音機。

　　我把車拐入曼徹斯特大街，對傑克介紹說：「如果從這個雜貨店開始以半英里為半徑統一圈的話，就能路過第七十七街警局和發現弗蘭迪屍體，也就是共和軍被消滅的那間房子，以及弗蘭迪最喜歡去的酒吧。我希望我的影片能把這四個地方聯繫起來，這種拍攝技巧並不容易，如果想把這樣的節目搬上熒屏，簡直跟發現弗蘭迪的死因一樣難。我打算用直升飛機來試拍，看看航拍能否達到這種效果。」

　　「你在這兒說了算，是嗎？」傑克笑著問。

　　「當我工作時如此。」

　　「我們現在去哪兒？」

　　我說：「我想看看共和軍搬到郊區前藉以藏身的那所房子。」

　　傑克拍了拍襯衣口袋說：「抽支煙可以嗎？」

　　「最好別抽，這個城市的空氣已經夠差了。」

　　傑克什麼也沒說，把手從口袋上放下來，看著窗外。

　　我從曼徹斯特大街街角駛過四個街區，來到八十四大街，在西833號門前停下車子。

　　在共和軍搬到這裡並被消滅在另一間房子後，也就是聯邦調查局派人包圍並襲擊他們之後不久，八十四大街的這所房子就換了主人。屋子原來的木板外被塗上了白水泥，所以現在這間屋子看起來就像一個被凍壞的檸檬蛋糕——沒有一個拐角是垂直的，矮小的門廊也破爛不堪，好像天一熱，它就會化掉一樣。

　　我把車門玻璃搖下來，說：「這就是共和軍用來藏身的地方，弗蘭迪也是在這兒被殺的。」

　　他仔細觀察著這間屋子，然後問道：「是共和軍殺了弗蘭迪嗎？你認為這種可能性大嗎？」

　　「有這種可能。」我說，「從我一開始調查這件事起，共和軍和弗蘭迪的死因之間的聯繫就讓我感興趣，這很有可能是他們幹的，這種可能性比其他的——比如情殺、仇殺或他妻子為了保險金而殺他等原因更讓人相信。對我來講，共和軍是一個比較熟悉的話題。據我所知，芭蒂·海斯特也是在1974年1月被他們綁架的。」

　　「我對警察被殺的事沒什麼興趣。」傑克聳了聳肩，毫不在意地說，「我一般只關心比較重大的事情。」

　　「不是我讓你到這兒來的，傑克，是你來找我的，你的車在哪兒？如果你能馬上下去的話，我不勝感激。需要我給你的上司寫個便條嗎？跟他說明是藝術觀點不同才讓你回去的，免得你挨上司的罵。」

　　「哦，不，」他趕忙道歉，「對不起，我剛才說錯了，我很願意聽聽這個故事。」

　　傑克打開他的背包，拿出一架尼康相機，說：「我想拍幾張這房子的照片，我們還有時間嗎？」

　　「有。」他們會因照片而付給他更多的錢嗎？我這樣想，同時告訴他，「我們還有5到10分鐘時間，拍吧！」

　　我們下了車，傑克從不同角度進行拍攝。我靠在車上，很想進去看看屋子裡到底是什麼樣子。雖然我根本不可能進這屋子裡拍攝我的劇本，但是我可以重新製造出這樣一個場面：芭蒂·海斯特和另外兩個生存者——威廉姆和艾米莉·海瑞斯一起走出那黃色的屋子，然後告訴我那天晚上羅伊·弗蘭迪都遇到了哪些事情。

　　我開始覺得整個拍攝過程對我來說太個人化了，甚至有些失去了客觀性。

　　1974年，芭蒂·海斯特還是一名加利福尼亞大學的學生，我的父親巴克利是那所大學的一名教師。那時，我經常在校園裡的一片小樹林裡玩，那片樹林是以芭蒂的曾祖母——弗比·艾伯森·海斯特的名字命名的。威廉娜·羅德菲是她的女兒，也是這所大學的奠基人。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海斯特家，但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聽說過芭蒂，直到那次她毫無防備地被共和軍綁架。

　　那些所謂的共和軍成員只不過是幾個中產階級的孩子，他們的頭兒是個十足的騙子，名叫多納德·德夫裡茲，在一次工人造反活動後，他稱自己為「辛基」。他教新成員們如何宣誓，如何用槍，還帶領他們從事叛亂活動。

　　雖然那些共和軍成員都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家庭情況都不錯——他們的父母都是醫生、教師、富商、經理或工程師之類的，但是他們卻都一事無成，最後還被壞人所利用。他們當中大多數人都缺少家人的關心，得不到家庭溫暖，甚至沒人教他們做人的道理。

　　比如說南茜·琳·帕瑞，她家境原本不錯，但她自己卻不爭氣——先是嫁給一個沒什麼成就的音樂家，後來兩人一起染上了毒癮。為了弄到買毒品的錢，她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還學會了小偷小摸。後來共和軍幫她戒除了毒癮，但是卻把她引上了另一條犯罪的道路。上高中時，南茜曾當過啦啦隊的隊長，此後，她又成了共和軍的領導成員之一。

　　據說南茜在加入共和軍後總是十分興奮。在殺害奧克蘭公立學校的校長馬庫斯·福斯特時，她竟然大笑不止；在芭蒂的綁架案中，她殺死了芭蒂·海斯特的情人，當時同樣也是開懷大笑。

　　弗蘭迪被殺那天，附近的人們曾聽到六聲槍響，隨後看見一輛1968年或1969年生產的裡維埃拉牌轎車從弗蘭迪被發現的房子那兒揚長而去。有人還看見車內坐了大約三四個人，當車開走時，車內有人正開心地大笑。

　　芭蒂·海斯特只比我大幾歲，當她被綁架時，她正跟情人住在一起。我家離他們住的地方很近，我當時很害怕，不知道她遇上了什麼事。後來我才知道，這個無辜的女孩被恐怖分子綁架了，她的父母幾乎痛不欲生。幾個月後，當我聽說芭蒂參與一起銀行搶劫案時，我幾乎難以相信這一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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