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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


  「沒希望了,」那位外科醫生說,「一顆子彈打中了心臟,是近距離開的槍。子彈還留在體內的某個地方。屍體解剖時會找到的。」

  洛帕京點點頭。了不得!莫斯科城內有手槍的人太多了,足夠重新裝備一支部隊。他知道,根本無法找到那支殺人的手槍,更不用說那支槍的主人了。他確信,外面的基賽爾尼大街上目睹槍殺案的那個婦女已經不見了。她似乎看見了兩個殺手和一輛轎車,沒有描述細節。

  在台車上,死者那多雀斑的蒼白面孔上憤怒地突起了薑黃色的絡腮鬍子,臉上帶有略微吃驚的表情。一個勤務兵將一個綠色的單子蓋在屍體上,從而遮住了他那雙再也看不見東西的眼睛。

  現在屍體身上的衣服全被脫掉了。衣服放在旁邊的一張桌子上,有幾件個人物品放在一個鋼制的腎形狀的盤子裡。偵探走過來,拿起了夾克衫,看了看衣領內的商標。他的心情沉重了,是外國商標。

  「你認識這些字嗎?」他問那位外科醫生。

  醫生凝視著夾克衫裡鑲著的標簽。

  他慢慢地讀著一個運動用品商的名字:「龐德街。」

  洛帕京指著襯衫的商標問:「這個呢?」

  「馬克斯和斯彭斯,」外科醫生讀出聲來,「是在倫敦,」他友好地補充道,「我認為龐德街也在倫敦。」

  俄語裡,與人的排泄物和兩性生殖器有關的罵人的詞共有二十多個,洛帕京腦子裡全部過了一遍。上帝!這是一名英國旅遊者。壞事了,肯定是個英國記者。

  他把個人物品翻了一遍。沒有幾件物品。當然,也沒有硬幣。俄羅斯硬幣早就毫無價值了。有一塊迭得很整齊的白手絹,一個小皮包,一個圖章戒指和一塊表。他假設,那個婦女的尖叫聲把兇手嚇跑了,使他們沒來得及將手錶從死者的左手腕上取下,或者將戒指從手指上抹下來。但是沒有任何證明身分的東西。最糟糕的是,沒有錢包。他翻了一遍衣服。鞋子裡面印有「教堂」的字樣:普通的黑色系帶鞋子。襪子是深灰色的,無商標;短褲裡印的同樣是「馬克斯和斯彭斯」字樣。

  醫生說:「領帶毫無疑問也是來自倫敦某個街上的產品。」

  洛帕京失望地又拿起了那件夾克衫。醫院的勤雜工忽略了一樣東西,在人們經常裝眼鏡的上衣口袋裡有個硬東西。他趕緊把它掏出來,是一個穿孔的硬塑料卡。

  它是一把酒店的鑰匙,不是那種老式的鑰匙,是那種由計算機塑造的鑰匙。為了安全起見,鑰匙上沒有房間號碼,這樣可以防止小偷進入房間行竊。但是,鑰匙上有國際酒店的徽標。

  「電話在哪兒?」洛帕京問道。

  假如不是在八月份,國際大酒店的經理本尼·斯文森就會一直待在家裡。可是,由於酒店來了許多旅遊的客人,而且有兩名工作人員因為傷風請了病假,所以酒店經理一直工作到深夜。這時他自己酒店的接線員接通了電話。

  「是警察打來的,斯文森先生。」

  經理按下「連接」開關,在電話另一端是警察洛帕京。

  「什麼事?」

  「您是經理嗎?」

  「是的,我是斯文森。您是哪位?」

  「莫斯科民兵總隊謀殺案分部的檢查員洛帕京。」

  斯文森的心情沉重了。對方說他是謀殺案分部的人。

  「你們酒店是否住了一名英國旅遊者?」

  「當然有。好幾個呢。至少有十二個。你為什麼要問這件事?」

  「我給你描述一個人:一米七高,薑黃色短髮,薑黃色鬍子,身穿深藍色對襟夾克衫,領帶上印有可怕的斑紋。」

  斯文森閉上了雙眼,以吞咽動作抑制著強烈的感情。哎喲,不可能。只能是傑裴遜先生。晚上還在酒店大廳裡見到他在等車呢。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

  「他被搶劫了。現在博特金醫院裡。你知道那個地方嗎?在賽馬場附近!」

  「當然知道。但是你提到的是謀殺案分部。」

  「恐怕他已經死了。似乎他的錢包和所有身分證件都被偷走了,只留下了一把印有你們酒店的房間鑰匙。」

  「請別走開,檢查員。我馬上就到。」幾分鐘之後,本尼·斯文森坐在他的書桌前,心情驚恐萬分。他做了二十年酒店生意了,還從未遇到過客人被害的事情。

  他唯一的業餘愛好是打橋牌,他想起來他的一個橋牌搭檔在英國大使館工作。查閱了一下私人電話本,他找到了那位外交人員的住宅電話號碼,然後撥通了電話。

  「天哪,本尼,是那個記者嗎?為《每日電訊》寫稿的那個記者?我們不知道他到了莫斯科。不管怎樣,還是要感謝你的。」

  那位外交家放下了電話,他想這可真要引起驚慌了。英國公民一旦在國外遇到麻煩,不管是死是活,理所當然屬￿領事的負責範圍,他感到應該在早晨之前把這個消息告訴某個人。他撥通了喬克·麥克唐納的電話。

  ***

  一九八八年六月,莫斯科

  瓦列裡·克魯格洛夫回家已經十個月了。在國外招募的間諜回國後總是有改變主意和失去連系的危險,回國後可以銷毀密碼、隱顯墨水和紙等在國外得到的秘密聯絡工具。

  招募方對此無能為力,即使公開指責那個間諜也毫無意義,而且顯得殘忍,不會起什麼好作用。在敵人內部做反對暴君的工作需要頭腦冷靜,有些人並不具備這一點。

  像蘭利的其它人一樣,蒙克從來不把反對莫斯科政體的人與美國的叛徒相提並論。後者是背叛了整個美國民族以及他們通過民主方式選舉的政府。他一旦被捕,將受到人道主義的待遇,經過公平的審判,可以找最好的律師。

  蘇聯人要反對的是一個已征服了九十%的國民、僅代表不到十分之一人的利益的野蠻專制政府。一旦被捕,將遭受毒打,不經審判就會被槍斃,或者送進集中營勞改。

  然而,克魯格洛夫信守了他的諾言。他曾經通過秘密信件的約定存取點,投遞過三次從蘇聯外交部內部得到的高級政策性文件,從而使美國國防部在蘇聯人坐到談判桌之前瞭解了他們的談判方針。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期間,東歐衛星國開始公開反抗蘇聯的領導,波蘭已經離開了她的懷抱,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很熱鬧,這時迫在眉睫的是,要瞭解蘇聯將要採取的對策。重要的是瞭解莫斯科自身的感覺,他們自己都感到力量不足,人心渙散。克魯格洛夫將這類信息透露給了美國人。

  五月份,克魯格洛夫表明他需要一次會面。他弄到了一些重要的東西,他想見他的老朋友賈森。哈裡·岡特心煩意亂。

  「雅爾塔的情況很糟糕,這裡沒人能安心睡覺。你是僥倖成功的,這次有可能是個陷阱。密碼表明他是誠實的。但是,他也有被逮捕過的可能性。他有可能全部都招供了。這類事情你知道得太多了。」

  「哈裡,這些天來有一百萬美國旅遊者參觀莫斯科。今非昔比了,KGB不可能把他們全部監視起來。如果隱蔽得好,一個人藏在一百萬人當中是不成問題的,除非你在現場被抓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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