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弗·福塞斯 > 偶像 | 上頁 下頁


  數年來,隨著到莫斯科外交使團的不斷增多,該官邸顯得太小了,無法容納所有的工作部門,因此,在莫斯科的其它地方又建了許多分部。雖然俄方多次主動提出可幫助英方將所有的分部集中到一個大院裡,但是英方卻婉言謝絕了。倫敦的人士說,他們願意繼續留在索菲斯卡亞碼頭。該建築物作為英國的主權領土被保留下來了。

  當黎明的第一絲曙光在東方升起,慢慢翻過山頂的時候,裡昂納德·蔡塞夫正坐在河的對岸,注視著冉冉升起的那面旗幟。這情景,使他回想起很久之前發生的事情。

  ***

  一九五五年的一天,在波茨坦外面的密林深處行軍時他掉隊了。他迷路後很害怕,在森林裡跌跌撞撞尋找出路,最終發現了一條沙土小路。然而他突然停住了腳步,眼前所看到的事情使他呆若木雞。

  前面不遠三十英呎處,停靠著一輛敞篷吉普車,裡面坐了四名士兵。很顯然,他們是在巡邏途中停下來歇息的。

  車內坐了兩名士兵,另外兩名正站在車的旁邊吸煙,他們手裡握著啤酒瓶子。他立刻就辨認出他們不是俄國人。他們是來自波茨坦盟軍的外國人,絕對是西方人。一九四五年根據四國的協議建立了盟軍,但他對此一無所知。他只知道他們是敵人,是來摧毀社會主義的,曾經有人告訴過他:如果他們能摧毀了社會主義,他也將遭到殺害。

  當他們看見他時,他們停止了談話,目光全部轉向了他。其中一個人說:「喂,喂,快看這是什麼?一名該死的俄國人。你好!」

  他一個字都聽不懂。雖然他肩上挎了一挺衝鋒槍,但是他們似乎並不害怕他。而他卻很害怕他們。他們其中有兩個人戴著黑色貝雷帽,帽子上面的黃銅帽徽閃閃發光,徽章後面插著一串白羽毛。他並不知道他面對的是燧發槍兵團的人,羽毛是他們的團徽。

  吉普車外面的一名士兵離開了他的群體,漫步向他走來。他嚇壞了,一覺得自己馬上就要尿褲子了。迎面走來的那個人也很年輕,有一頭紅色的頭髮,臉上長滿雀斑。他對蔡塞夫咧嘴笑了笑,然後遞給他一瓶啤酒。

  「喂,夥計,喝瓶啤酒吧。」

  裡昂納德接過啤酒,手心立刻有冰涼的感覺。那個外國士兵點點頭,示意讓他趕緊喝。他懷疑酒裡肯定下了毒藥!此刻他並不怕死,於是用牙齒將瓶蓋一口咬開,一仰頭把一大口啤酒喝了下去,一股冰涼的液體在他的嗓子中穿流而過。這種啤酒要比俄羅斯啤酒勁大,口感很好,但他還是被嗆住了,他咳了起來。紅頭髮的人哈哈大笑。

  他說:「繼續喝吧。」對裡昂納德來說,對方說的話僅僅是嗓子發出的聲音而已。使他驚奇的是,那個外國兵轉身回到吉普車那兒去了。這個人根本不害怕他。他是帶有武器的紅軍戰士,那個外國人卻對他談笑風生。

  他站在樹旁,喝著啤酒心裡琢磨著尼古拉耶夫上校會怎樣看他。上校是他的中隊的指揮官,年齡僅三十歲左右,卻已被捧為戰爭英雄。有一次上校停住腳步詢問裡昂納德的家庭背景。裡昂納德告訴他自己是一個在孤兒院長大的孤兒。上校拍拍他的背,告訴他現在他有家了。他很崇拜尼古拉耶夫上校。

  他嚇得要死,哪敢再把那啤酒扔回去?不管怎樣,啤酒味道不錯,即使是毒藥他也要喝。他就這樣把啤酒喝完了。十分鐘之後,車外的兩名士兵爬到車的後座上,戴上他們的貝雷帽,司機發動車後,一溜煙開走了。他們都十分從容,毫無恐懼。紅頭髮的那個人還轉身朝他招了招手。他們是敵人,他們正準備入侵俄羅斯,而他們卻向他頻頻招手。

  直到他們的身影在森林中消失,他才使勁地把那個空啤酒瓶扔到了叢林裡。他在樹林裡奮力奔跑,終於看見一輛俄國卡車,將他帶回了營地。因掉隊,軍士長懲罰他幹了一星期的重活,但他也從未告訴過任何人有關那些外國人和啤酒的事兒。

  在那輛外國車開走之前,他注意到了兩樣東西,一是車的右前側面有一個像團徽一樣的圖案,而另一個是車後方有一根細天線,天線上有一面旗幟,約一平方英呎,旗上印有米字圖案,紅色的線條十字垂直交叉,並帶有兩條對角線,一條是紅的,另一條是白色的。線條相映在藍色背景上。看到由紅、白、藍三色組成的這面旗幟,他感到很有意思。

  ***

  四十四年後,在河對面的建築物上迎風飄蕩的正是一面這樣的旗幟。「兔子」的問題找到了答案。他知道他不該將這份文件從阿科波夫那裡偷走,但是現在他不可能送回去了。也許,沒有人會注意到這份文件已經丟失了。因此,他決定將這份文件送給那些以那面好玩的旗子為標誌的,曾經送給他啤酒喝的那些人。他們會知道該如何處理它。

  於是,他從板凳上站了起來,開始沿著石橋岸邊行走,他穿過莫斯科河走向索菲斯卡亞碼頭。

  ***

  一九八三年在奈洛比期間,當小男孩覺得頭痛,並且有點發燒時,他的媽媽認為他是在這炎熱的夏天著涼了。但到了晚上,五歲的孩子頭痛得哭鬧不止,鬧得父母整個晚上都沒合眼。早上,他們蘇聯大使館大院裡的鄰居都來問個究竟,他們昨晚被孩子鬧得也沒睡好覺。因為大院的屋牆都很薄,且夏天天氣炎熱,人們都是開窗睡覺,大家都受到了影響。

  第二天上午,母親帶孩子去看醫生。當時,蘇聯社會主義陣營的大使館內,沒有哪個大使館配備自己的醫生,他們是和別的使館合用一名醫生。斯沃博達醫生是屬￿捷克大使館的人,但他負責整個共產主義陣營裡大使館的醫療服務。他是一個好人,工作很認真。他看了一小會兒就診斷完了,他對孩子的母親說孩子是患了瘧疾。他在處方上開出適當劑量的藥物,是當時俄國醫藥界常用的氯隆和鹽酸氯叭的變體以便治療瘧疾,還有一些日常服用的藥片。

  結果是沒有得到任何效果。兩天后,情況變得更糟了。孩子體溫更高了,顫抖得更厲害了,頭痛得叫個不停,大使館的官員毫不猶豫地允許他們去奈洛比的總醫院看病。由於母親不會講英語,她的丈夫——負責貿易的第二書記尼古拉·伊裡奇·圖爾金與她一起去了。

  溫斯頓·莫伊醫生也是一名優秀內科醫生,對於熱帶疾病他要比捷克醫生內行。他對孩子進行了徹底的檢查後,直起身來露出了笑容。

  「瘧原蟲的鐮形變種。」他出了診斷。父親有點迷糊了,他皺著眉頭身子稍向前斜了斜。他的英語還是可以的,但卻聽不懂醫生的術語。「它是瘧疾的變種,它對我的同行斯沃博達醫生所開的那種基於氯隆的藥有抗藥性。」

  莫伊醫生用了一針靜脈注射的廣用強力抗寄生蟲藥物。當時,它似乎起了作用。而一周的療程結束後,病情又反復了。此時母親又受不了啦。她譴責所有的外國藥,堅持要與她兒子一起飛回莫斯科看病,大使同意了。

  一回到莫斯科,孩子被送到一所KGB的專用門診就醫。之所以能進入KGB醫院是因為第二書記(負責貿易)尼古拉·圖爾金的關照,他實際上是KGB第一總局的圖爾金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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