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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難逃被通緝命運的人，都流亡到了國外。敖德薩就是這樣產生的。在戰爭結束前夕形成的這個組織，就是為了把受通緝的党衛軍從德國轉移到安全地帶。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關係，由阿根廷發出了七千張「空白」護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個假名字，貼上本人相片，找隨時準備幫忙的阿根廷領事館蓋個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諾斯艾利斯或中東地區。 　　成千名党衛軍劊子手湧向南方，經過奧地利進入意大利的南梯羅爾省。他們一路上都有保證安全的房子供他們住宿。他們主要是從那兒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熱那亞，或更往南一些的裡米尼和羅馬。有一些是所謂救濟真正一無所有的難民的慈善團體，出於他們自己心裡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證據，自告奮勇地出來為黨衛軍逃亡者奔走呼號，說什麼盟軍對這幫人逼迫過甚了。 　　在羅馬的紅衣主教中，有一個德國籍的阿洛伊斯·胡達爾主教，曾經神不知鬼不覺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帶。党衛軍劊子手的主要轉運站是羅馬的龐大的弗朗西斯卡修道院，他們在那兒藏匿、食宿，一直等到辦妥證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時候，党衛軍人員也使用由梵蒂岡出面從紅十字會弄來的旅行證件，而他們的船票在很多情況下則是由慈善機關「卡裡塔斯」付款的。 　　這是敖德薩的第一樁任務，絕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軍捉獲就定然伏法的党衛軍劊子手被他們安全送走，這永遠也不會有人知道，但是這個數字肯定要占應處死刑人數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薩把戰爭中搞集體屠殺獲得的盈利從瑞士銀行轉移出來，舒舒服服地安置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著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國之間關係逐漸惡化。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南美的敖德薩的頭子們，拋棄了當初想在戰後迅速建立第四帝國的主張，認為那是不現實的，但隨著一九四九年五月一個新的共和國在德國西部的成立，敖德薩的頭子們又給自己規定了五項新任務。 　　第一是指使前党衛軍成員重新滲入新德國的各個生活領域。從四〇年代末到整個五〇年代，前党衛軍的成員們混進了各級文職機構，回到了律師事務所，坐上了法官的席位，進入了警察部隊、地方政府和部門。他們利用這些職位，哪怕是多麼低下，便能互相保護免受調查和起訴，增進彼此的福利，而且一般還能在某些過去的「同志」（這是他們之間互用的稱呼）萬一遭到調查和起訴時，盡可能地進行阻撓。 　　第二個任務是滲入政權機構。這些前納粹分子避免擔任高級職務，而主要伸進執政黨的區級基層組織中去。再說，並沒有法律規定禁止一個前党衛軍成員參加一個政黨。結果竟沒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一貫強烈主張偵訊前党衛軍罪行的政治家曾被選入基督教民主聯盟或基督教社會聯盟的聯邦議院或同樣重要的權力很大的省議院。這個現象看來像是巧合，其實未必。有一位政治家索性簡單乾脆地說：「這不過是選舉中的數學問題罷了。因為六百萬死掉的猶太人不能投票，可是五百萬從前的納粹分子卻能並且在每次選舉中投了票。」 　　這兩項任務都有一個明確的共同目的，那就是放慢（如果不是中止）對前党衛軍成員的調查和起訴。在這方面，敖德薩還有一支龐大的同盟軍。這就是有幾十萬德國人心裡明白他們當年或是曾幫助党衛軍做過一些小事，或是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但從未揭發。他們多年之後在社會上或業務上已經有了地位，並且受到人們的尊重，所以對於著力調查往事的想法就不那麼愛聽，更不用說在某地的法庭上審判党衛軍罪犯時提到自己的名字了。 　　敖德薩在戰後德國的第三項任務是重新滲入企業、商業和工業。早在五〇年代初期就有某些前党衛軍成員為此目的而利用蘇黎世的存款做開了生意。在五〇年代初期，任何一家經營比較得法的公司，只要握有大量的流動資金，就能充分利用五〇和六〇年代蹣跚到來的經濟奇跡，成為生意興隆的大企業。敖德薩的目的就是抽取這些企業的盈利來影響報紙對党衛軍罪行的報導（通過廣告收入），資助在戰後德國時隱時現的各種為黨衛軍說話的宣傳品，支持某些極右翼的出版社，和為生活困難的「同志」提供工作。 　　第四項任務過去是、今天仍然是為不得已而受審的前党衛軍成員提供盡可能好的法律辯護。凡有一個党衛軍兇手出庭受審，他的辯護律師一定是德國最高明、收費最昂貴的律師。即便當事人是個窮光蛋，也從沒有人追問是誰代他付這筆錢的，而這些律師更是矢口否認他們會為黨衛軍成員免費服務的。 　　第五項任務是進行宣傳。宣傳的方式多種多樣，從鼓勵散發極右翼的小冊子，到在議院走廊裡進行遊說，爭取最後批准的「限制法令」將使党衛軍的全部罪責在法律上停止追究。他們還竭力使當代的德國人相信，被殺害的猶太人、俄國人、波蘭人等等的數字，實際上只有盟軍所統計的數字的一個零頭（通常提到的數字是死了十萬猶太人）；他們還特意指出西方國家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正在某種程度上證實希特勒是正確的。 　　但是敖德薩的宣傳的重心所在，則是說服當代七千萬德國人，使他們相信党衛軍是和國防軍一樣的愛國士兵，這些過去的夥伴們今天應該團結一致（這種宣傳是頗有成效的）。 　　這真是他們異想天開的一招。 　　大戰期間，國防軍對党衛軍保持相當的距離，對它表示厭惡，而党衛軍則根本不把國防軍放在眼裡。最後，成百萬年輕的國防軍被趕向死亡或淪為俄國人的戰俘，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得以生還，而党衛軍成員正是靠犧牲他們才能另找樂土安享餘生的。党衛軍曾處死了幾千名國防軍，其中包括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反希特勒事件中株連的五千人（實際上真正有牽連的才不到五十人）。 　　何以德國前海、陸、空軍人員竟然能認為前党衛軍成員值得被稱為「同志」，更不用說值得與之團結一致，保護他們不被起訴了，這實在是一個謎。然而敖德薩的真正的成就也就在於此。 　　逐漸地，敖德薩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阻撓了西德當局對党衛軍戰犯的追捕和審訊。它取得成功是靠它的殘暴手段，有時甚至對可能向當局徹底坦白的同夥下毒手，靠盟國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期間的各種錯誤，靠冷戰，以及靠德國人通常在道義問題面前表現出來的懦怯，這種懦怯和他們在戰鬥任務或重建戰後的德國之類的技術問題面前迸發出來的勇氣適成強烈的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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