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達書庫 > 弗·福塞斯 > 豺狼的日子 | 上頁 下頁 | |
| 五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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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今年年底，」他對自己說，「我真的要離開這個崗位了。」回頭看著鏡子裡的這張臉，的確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應該簡單的辭職呢？或許這張臉比他心裡要說的更清楚。經過若干年以後，人就無法自拔了。一個人原來幹什麼，那麼他的餘年仍然是幹什麼。回想從抵抗運動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總局，最後到了行動分局，在這些年代裡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對著鏡子裡的面孔提問。一切都是為了法國。可是見鬼的是法國哪裡管你這些呢？鏡子裡的面孔也凝望著鏡子外的面孔，相對無言。因為兩者都知道答案該是什麼。 羅蘭上校命令一個騎摩托車的信差到他的辦公室向他本人報到。他還要了煎雞蛋、麵包卷和黃油，另外還要了更多的咖啡，不過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 因為頭痛，還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給了信差，並對他作了吩咐。 吃完雞蛋和麵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著窗子的窗臺上去喝，這是面向著巴黎的那一角落。跨過好幾英哩鱗次櫛比的屋頂，他可以遠眺到聖母院的塔尖，而且透過塞納-馬恩省河上熱天的晨霧，還能遙望到更遠的艾菲爾鐵塔。 這一天是八月十一日早晨九點，城裡的人正在緊張地工作，也許有人在咒駡這個穿著黑色皮革上衣的騎摩托車的人呢？因為他把警報器按個不停，在車子行列中穿來穿去，向第八區疾駛。 羅蘭在想，放在騎摩托車的信差屁股後面信袋裡的信件中所說的威脅是否能夠避免呢，他到年底時能不能安穩地退休恐怕就取決於此了。 § 九 那天午前，法國內政部長羅傑·弗雷伊坐在辦公桌前憂鬱地望著窗外灑滿了陽光的圓形庭院。庭院的出口處有兩扇裝飾著法蘭西共和國國徽的鐵門，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廣場。從郊區公路和馬利尼大道來的車流，按照站在廣場中央的交警的指揮，圍繞著廣場川流不息地行駛著。 從米羅梅尼大道和索賽路駛向廣場的車流，同樣地按照交警的指揮通過廣場。 這位交通警察像一個鬥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來的車流，當做一隻只大公牛引來引去。他是那麼安詳、沉著，既莊嚴又老練。他那種有秩序的單純的動作，以及他執行任務時充滿著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內政部長的羡慕。 在內政部門口，有兩個衛兵在欣賞著他們的夥伴們在廣場中指揮車流的藝術。 他們站在八月炎熱的太陽下，背上背著手提機關槍，從兩扇鐵門裡望著外面的世界，保護著內政部，以免遭到外來的狂熱分子的侵襲。他們每月領取固定的工資，職業也有保證。內政部長對他們那種單調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聽到背後有紙張沙沙作響，於是掉過轉椅來面向著辦公桌。桌前那個人合上檔案夾，然後恭恭敬敬地把它擺在部長面前的桌上。兩個人彼此對望著一聲不響，只有對著門的壁爐架上鍍金的鐘的嘀嗒聲和外面波伏廣場上車輛的喧囂聲打破了寂靜。 「喂，你認為怎麼樣？」 讓·杜克勒是戴高樂總統警衛隊隊長，他是法國精通一切保衛問題的最卓著的專家之一，特別是在保衛個人安全防止暗殺方面最有專長。這就是他擔任這項工作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有六件謀殺法國總統的陰謀都在執行中失敗或在準備過程中就被揭露了。 「羅蘭是對的，有道理。」他最後說。他的話語很平靜，不動感情，斬釘截鐵。 他好像是在判斷一場要進行的足球賽，預測其結果似的。「如果他所說的情報屬實，這一陰謀的危險性將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個外國人，一個局外人，單槍匹馬，根本不和任何人接觸或交往，那麼，全法國保安機關的整個檔案系統，和打進「秘密軍隊組織」的全部特工人員將全都變得無能為力了。而且，那是一個職業刺客。 正像羅蘭所說的，那是……「他翻到行動分局局長的報告的最後一頁，大聲讀道：「人們所能想像的『一個最危險的陰謀』。」 羅傑·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鐵灰色頭髮，又轉過去向著窗戶。他這個人是不容易發怒的，可是在這八月十一日上午他卻被觸怒了。多少年來他是夏爾·戴高樂的事業的忠實追隨者；除了表面上顯得富有才智並且溫文爾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漢子，這種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長的席位。那雙聰慧的藍眼睛既溫柔動人，又冷酷無情，堅實的胸膛和肩膀充滿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歡有權力的男人的婦女為之心儀。可是今天，在羅傑·弗雷伊的臉上，那親切的微笑已經看不見了。 以前，戴高樂派為了生存，要對付美國的敵視者、英國的異己者、傑拉爾德黨的野心，以及共產黨的殘暴，他學會了在艱苦的環境中進行戰鬥。不管怎麼說，他們已經獲得了勝利。在十八年中他們所追隨的那個人，兩次從流亡中回來，回到法國的最高職位上。但在最近兩年內，戰鬥又開始了。這次他所對付的人是兩次幫助過這位將軍重新掌握政權的軍人們。就在幾分鐘以前，這位部長還曾想過最後的鬥爭已經接近尾聲了，他認為他們的敵人已經陷入到虛弱而無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現在，他知道事情還沒有結束。一個瘦弱而發狂的上校，在羅馬佈置了一個計劃，打算殺害戴高樂，繼而摧毀這座巍峨的大廈。 很多國家的制度，使得在一個總統去世或一個國王放棄皇位以後，能安全度過難關。就像幾年前的英國以及美國在一年前所遭遇到的那種情況。但是羅傑·弗雷伊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一九六三年法國的制度卻沒有這種可能。因此，如果法國總統去世，其後果只能帶來兵變和內戰。 他繼續望著窗外的庭院，說：「必須通知總統本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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