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弗·福塞斯 > 豺狼的日子 | 上頁 下頁 | |
二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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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記下了所瞭解的細節,對教區牧師大謝而特謝,然後離去。他回到倫敦後,來到出生、結婚、死亡中心登記處,拿出一張名片,證明他是希羅普郡德雷頓市場某律師事務所的助手。他解釋說他們事務所的一位主顧最近死了,把她的房產留給孫子們。他的任務是尋找這些孫子們的行蹤,其中有一個叫亞歷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於一九二九年四月三日生於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登記處的助人為樂的年輕辦事員毫無懷疑地相信了這一切。 英國的職員遇到有禮貌的詢問時,大多數都是以最熱忱的態度予以接待。這次這位辦事員對這樣的情況,也是毫無例外。他根據詢問者的要求,仔細地尋找那個要找的孩子的登記簿,指出這個孩子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一次車禍中不幸死去。豺狼只花了幾個先令就得到了兩張分別有生死記錄的證件。在他回家途中,先到勞工部的一個辦事處索取了一張空白的護照申請單,又在玩具店裡花了十五先令買了一套玩具印字機,到郵局去買了一英鎊郵匯。 回到公寓,他用杜根的名字填了一張護照申請單,其中年齡和出生日期等都全部正確,而在身材和容貌等方面,則用他自己的。他寫上了他自己的身材高度和頭髮、眼珠的顏色。他在職業一欄裡只填上了「商人」。他還填上了這個孩子的父母的全名,這是他在這孩子的出生登記上抄下來的。在證明人一欄裡他填上了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牧師詹姆士·埃爾德利。他那天早晨還和這位牧師說過話,在教堂大門外面一塊牌子上,這位牧師還助人為樂地寫上了他的全名和法學博士頭銜。豺狼用一個鋼筆尖沾了淡淡的墨水,用細細的筆劃偽造了這位牧師的簽字。 他用印字機偽造了一個印章,印文為「桑博恩·費修利的聖馬爾科教區教堂」,端端正正地蓋在牧師的姓名的旁邊。他把出生登記證明、申請表和匯票寄到了小法蘭西區的護照辦公室,又把死亡證明毀掉。四天以後,當他正在看當天早晨的《費加羅報》時,嶄新的護照寄到了他的專用地址。午飯後他去拿了回來。當天傍晚,他鎖上了套房,開車到倫敦機場,用現款購買了去哥本哈根的機票,登上了飛機。在他的箱子的底層,有一個比一般雜誌厚不了多少的夾層,除了極為徹底的搜查,幾乎是看不出來的。在這夾層裡,他放了二千英鎊,這是他那天早些時候在霍爾本一家律師事務所的保險庫裡,他租的私人文件箱裡取出來的。 他到哥本哈根旅行,是來去匆匆好像是做一樁買賣似的。他在離開卡斯特魯普機場以前,就預訂了第二天下午飛往布魯塞爾的比利時航空公司班機的機票。在丹麥首都,買東西已經太晚了,因此他在孔根斯·尼托夫街的英格蘭飯店住下,在七國飯店吃了一頓十分豪華的晚餐,在蒂沃利花園散步時和兩個丹麥金髮女郎略為調情一番,到半夜一點才上床睡覺。 第二天,他到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家最有名的專營男子服裝的商店裡,買了一套灰色輕質的牧師服裝,一雙黑色皮鞋,一雙襪子和一身內衣,三件帶領的白襯衫。 他所買的每樣東西裡面都有一小塊丹麥製造商的標記。他並不需要三件白襯衫,買的目的僅僅是為了要襯衫裡面的標記,可以換到他在倫敦買的牧師襯衫和圓領上去。 當時他假稱自己是一個即將授任聖職的神學院學生。 他最後的一項是購買一本書,內容是用丹麥文寫的法國有名的禮拜堂和天主堂的書。他在狄沃麗公園湖畔的飯店裡吃了一頓豐盛的冷食,然後搭乘三點十五分的飛機去比利時的首都布魯塞爾。 § 四 誰也不知道像保爾·古桑這樣一個才藝出眾的人,為什麼在他中年的時候會誤入歧途。這對他的朋友或者大多數顧客以及比利時警察來說,都是不可思議的事。 他在列日的國家軍械廠工作已有三十年歷史,已經成為廠裡有精湛技術的、可以信賴的技術人員。對於軍械製造來說,精確性是絕對必要的。古桑在這三十年裡,在製造武器方面,是廠裡第一流的專家。 這是一家遠近馳名的工廠,專門生產最精確的武器,從婦女用的小巧的自動手槍到最重的機關槍。此外,古桑的誠實的品格,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簡歷記錄,也是很光榮的。雖然在被德軍佔領時期,他留在廠裡為納粹繼續工作。但是事後證明,他毫無疑問是在暗暗地為抗戰而工作。 他暗地裡參加幫助被迫降的盟軍空軍逃走或者提供安全庇護的工作。他在工廠裡,領導一個破壞小組,使得由列日製造的武器,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或者打不准,或者打到五十發子彈後,槍膛就自身爆炸,把德國士兵們炸死。這個人十分謙遜,從不自誇,這一切都是他的辯護律師們從他嘴裡一點一點地探聽出來,然後得意洋洋地在法庭上為他辯護時說出來的。這對於他的減刑大有好處。他自己在法庭上吞吞吐吐地承認,他從未暴露過自己在戰爭期間的活動,因為戰後的榮譽和獎章等會使他感到尷尬。這給陪審團留下了極好的印象。 在他剛過五十歲的時候,在一宗同一位外國顧客做的油水很大的軍火買賣裡,發現有人貪污了一大筆款項。懷疑落到保爾·古桑頭上,這時他已是一個部門的領導。 他的上級斷然對警方說,他們對可以信賴的古桑先生的懷疑是荒謬可笑的。 他的總經理甚至在法庭上為他辯護。但是首席法官認為,由於他以這種方式辜負了人們對他的信任,所以更應從嚴處理,判了他十年徒刑。通過上訴改成五年徒刑。他由於表現好,三年半就獲釋了。 出獄以後,所有過去美好的生活都一去不復返了。他的妻子和他離了婚並把孩子也帶走了。在列日郊外那幢在當地也是為數不多的有花園的住宅也沒有了。同樣地,他在國家軍械局的職位也被停職了。他獨自住到布魯塞爾的一幢很小的公寓裡,私自經營武器。大部分武器供應給西歐各大城市的黑社會,這使他的生意興隆起來。 於是他搬到遠離市區的一所住宅裡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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