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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

《我殺了他》　一九九九年二月　講談社／獨步文化預定出版 　　不用說，這是《誰殺了她》模式的第二彈，只不過這次的嫌犯增為三人，卻有三種第一人稱的觀點。當初是在《Mephisto》雜誌連載，為了不讓看連載與看單行本的讀者產生差異，下了不少功夫。先請幾個人試讀，聽過感想再加以修改。當初在網路上似乎演變成推理大戰，身為作者，對此實在感到非常欣慰。但是，目前尚未出現寫這類小說的人。原本希望能夠成為一種類型，畢竟不容易。第三彈已有靈感，書名也決定為《你殺了人》，可是還在猶豫要不要以同一種形式撰寫。 　　《白夜行》　一九九九年八月　集英社／二〇〇七年十月　獨步文化 　　我想藉著描寫某個人物的成長過程，讓其自然形成一部犯罪小說。並且，只從主角身邊的人敘寫，主角的內心交由讀者自行想像。採用的結構是，登場人物不曉得發生甚麼事，唯有讀者知道真相。說在《小說 SUBARU》連載不太正確，這部作品其實是以短篇串連的方式發表的。第一回刊登的是書中的第二章。當時必須先決定還沒動筆的第一章內容，而前提是要讓之後的所有創作連繫起來成為一部長篇。仔細想想，真是件大工程。姑且不論成品如何，我對本作感情很深。還有，全文完全沒出現「心靈創傷」一詞。我認為這部作品不能輕易一語帶過，武斷的評論之多實在令人無言。 　　《又一個謊言》　二〇〇〇四月　講談社／獨步文化預定出版 　　這是「加賀恭一郎系列」的第一本短篇集。以罪犯或心懷秘密的人的角度來描寫，而加賀通常是他們的敵人。但是，我不想像神探可倫坡或古畑任三郎那樣，讓讀者打一開始便知道真相。話說回來，寫《畢業》時，我做夢都沒料到加賀會一再派上用場。他目前任職於練馬警署，我正考慮是不是該讓他調動了。 　　《預知夢》　二〇〇〇年六月　文藝春秋／二〇〇七年五月　獨步文化 　　這是《偵探伽俐略》第二彈。第一彈裏出現許多專業用具，想必很多讀者感到排斥，此次便徹底聚焦於「揭露超自然現象」的部份。這麼一來，主角發揮理科知識的場面固然變少，效果好壞卻不得而知。至於第一彈和本書發表前後，碰巧都遇上連續劇《圈套》①火紅，我也只能苦笑。我不認為遭到抄襲，畢竟物理學者戳破超自然現象的騙局是常有的事。 　　﹛①註：朝日電視台的懸疑推理喜劇。內容敘述自稱天才魔術師的女主角與擔任物理系副教授的男主角，一起解開許多隱藏在神秘事件中的圈套。﹜ 　　《單戀》　二〇〇一年三月　文藝春秋／二〇〇六年十二月　獨步文化 　　《秘密》是母親的靈魂進入女兒的肉體，外表與內在的不同令丈夫不知所措。而從現實面切入這個問題，便遇到性別認同障礙的主題。我認為不能以半吊子的心情創作，於是針對男性與女性深入思考，並前往日本首次進行變性手術的埼玉醫大探訪。執筆時建立起的觀念至今未變，所以，每次看到電視上那些藝人未經思索就隨口發表無知的錯誤意見，心頭便一陣火。只是，光自個兒生悶氣也無可奈何。對了，幾次採訪中我都提過，這部作品的氛圍是拜借了SMAP的歌曲〈夜空的另一端〉。 　　《超·殺人事件》　二〇〇一年六月　新潮社／二〇〇六年四月　獨步文化 　　最先寫的是〈超理科殺人事件〉。起因是看到有作家把一些理科深奧的學問按資料照抄，忍不住寫篇故事消遣。由於反應還不錯，便陸續發展出〈超稅金對策殺人事件〉和〈超高齡化社會殺人事件〉等。雖然以「殺人事件」為標題，但老實講根本不是推理小說。可是，某次對談中，卻聽見書評家發出「就算要開文壇的玩笑，也不必硬寫成推理小說」之類的批判。我一聽就曉得對方沒看書，這種人務必要買一台自動書評撰寫機。 　　《湖邊凶殺案》　二〇〇二年三月　實業之日本社／二〇〇四年九月　獨步文化 　　這部作品未經連載就直接出版，但其實有前身。原本是以《不再踏入殺人森林》為名的連載失敗作，我暗忖實在沒辦法出書，便重新寫過，坦白說並不是值得驕傲的事。不過內容我挺喜歡的，相信自己寫出了劃時代的結局。 　　《時生》　二〇〇二年七月　講談社／二〇一一年十二月　獨步文化 　　我想寫蠢男的故事。本書的主角宮本拓實真的是個蠢蛋，寫蠢蛋真愉快，多半是解放了內心種種封印的關係吧。書裏也觸及穿越時空的話題，很久之前我就針對時間悖論（Time Paradox）做過種種思考，打算創作一部以時空旅人身邊的人為主角，而不是時空旅人本人的小說。我覺得應該很成功。 　　《綁架遊戲》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　光文社／二〇〇四年六月　獨步文化 　　這是我第一部以綁架為主軸的作品。同類名著雖然已經很多，但幾乎都是以犯人與警察對峙的方式佈局，於是我不禁思索，若單就犯人的觀點描寫會是甚麼樣子？本作的靈感便來自於此。作品的形象是「一個故作優雅的男子在摩天大樓喝著啤酒，僅靠著手機就奪得贖金」，二〇〇三年改編成電影《g@me.》，片中藤木直人先生做作的模樣真是入木三分。那部電影東野也悄悄入鏡，但發覺的人意外地少，畢竟只出現幾秒。另外，在雜誌《Gainer》上連載時，標題是《青春的死亡面具》。雖然也喜歡這個標題，但作者認為點明內容比較好，便改名了。 　　《信》　二〇〇三年三月　每日新聞社／二〇〇七年八月　獨步文化 　　當初是個非常理所當然的發想：家裏要是出了罪犯可傷腦筋。由於是在報紙的週日版連載，最好避免殘酷的場景和複雜的推理佈局，所以，我決定徹底描寫孤伶伶的弟弟，收到服刑中的哥哥寄來的信會有何想法，進而選擇如何生存。成果雖然不是推理小說，但或許這樣比較好。我試圖破壞表面上的善意、形式上的道德之類的東西。不能因別人家裏有罪犯就加以歧視——這種事既不可能，也不符合現實。要是女兒的男友是罪犯的弟弟，我想必會反對他們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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