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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要仔細想想在安·坎貝爾的情人中有誰可能想到用殺人來避免丟臉、離婚、上軍事法庭和從軍隊中被開除。」

　　「布倫納先生，據我瞭解，你最早的嫌疑犯穆爾上校同她並沒有性行為方面的糾葛，所以他沒有滅口的理由，但他也許有許多強姦她並殺害她的其他原因。因此，如果這些就是影響你逮捕他的原因，你應該將注意力集中在動機的形成上。」

　　「當然，我正沿著這條線索調查，上校。我喜歡將謀殺調查看成像步兵和裝甲兵司令指揮一場戰役一樣——多方進擊——佯攻、試探出擊、主攻，然後是突破、包圍。」我補充說：「包圍他們，猛擊他們。」

　　他苦笑著。我知道他會這樣。他說：「這是你濫用資料、喪失創造精神的好辦法。直接去找殺人犯，布倫納先生，把那些可笑的材料留在戰術教室的黑板上吧。」

　　「噢，也許您是對的，上校。」我問他：「您那天早晨去上班的時候，是否遇見了值勤中士聖·約翰？」

　　「沒有。實際上，我後來聽說其實是一個警衛班長在總部值勤。所以這樣一來，當早晨第一個軍官來接班時，引起了一場大吵大嚷。那個班長說那值班中士幾小時前離開後再沒回來，他不知道中士在哪兒，也不知道值勤的軍官在哪兒。這件事我不知道，因為沒有人告訴我。桑德斯少校，一個參謀，決定去叫憲兵隊，憲兵隊說聖·約翰被他們拘留了，但是拒絕說出原因。我是在大約9點時瞭解到這些情況的，並且向將軍做了彙報。他告訴我要繼續追查下去。」

　　「就沒有一個人想到要問問坎貝爾上尉去了哪裡嗎？」

　　「沒有……回想起來，一切都攪在一起了。我以為那天早晨坎貝爾上尉只不過是離開得早些，讓值班中士代理，而中士又讓警衛班長代理，自己借此機會去了什麼地方——也許是回家暗中監視他妻子去了。這一切都太平常了——一個值勤的男人腦子裡想著他妻子對他不忠，就偷偷溜回去檢查一下，這是軍隊生活的一個問題。」

　　「是的。我曾辦過一個案子，兩人被殺、一個重傷就是這樣開始的。」

　　「所以你明白了。嗯，我想到了一件事。我只知道聖·約翰同憲兵隊爭吵過，這事沒報告總部，也沒有進行深入的調查，因為我認為肯定是坎貝爾上尉提前離開導致了聖·約翰玩忽職守，並且我知道此事自會見分曉的。所有人都認為聖·約翰的被捕同我們後來發現的事有某種聯繫，這就是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

　　他的話聽起來有根有據，但如果我推敲一下，一定會有一些漏洞。我提醒他說：「您說過前天晚上您在總部工作到很晚。」

　　「是的。」

　　「坎貝爾上尉那天晚上要求值勤時，您看見她了嗎？」

　　「沒有。我的辦公室在一樓，在將軍的辦公室隔壁。值勤軍官和中士在二樓辦事員和打字員用的大房間裡。他們先是接受一個值班軍官的值班記錄和特殊命令，然後選一張桌子，讓自己晚上過得舒服些。我很少看到值勤軍官報到。」他問：「滿意了嗎，布倫納先生？」

　　「可能，長官。反復核對後我才能知道是否滿意。這是我的工作，上校，除此之外我別無辦法。」

　　「我相信你還有些自由，布倫納先生。」

　　「僅僅一丁點兒。往左一英寸，往右一英寸。我現在正自動落進我的上司赫爾曼上校的嘴裡，不敢向高級軍官提問的準尉他都要吃掉。」

　　「這是真的嗎？」

　　「是的，長官。」

　　「嗯，我會告訴他你幹得很出色，沒表現出任何恐懼。」

　　「謝謝您，上校。」

　　我們足有一分鐘沒有說話。我的咖啡涼了，但我不在乎。最後，我問他：「上校，您今天是否能安排我們同坎貝爾夫人談談？」

　　「我會盡力的。」

　　我對他說：「如果她真像您所描繪的是個軍人的好妻子，她會明白談話的必要性。」我又說：「今天我們還想見見將軍。」

　　「我會安排的。我在哪兒能找到你？」

　　「恐怕我們今天要走遍基地各處。就給憲兵司令部辦公室打電話留言吧。我在哪兒能找到您？」

　　「基地司令部。」

　　「葬禮安排好了嗎？」

　　「是的。降旗號響過後，今晚和明天早晨遺體將留在基地小教堂裡，以便那些希望向她告別的人去弔唁。明天上午11點，在小教堂舉行儀式，然後將遺體送到喬丹飛機場，用飛機運到密歇根州，在坎貝爾家族的墓地下葬。」

　　「我明白了。」職業軍官通常都將遺囑寫給軍隊存檔，常常包括關於下葬的說明，所以我問福勒上校：「那是死者的願望嗎？」

　　「這個問題同謀殺調查有關係嗎？」

　　「我想立遺囑的日期和下葬說明的日期同這次調查有關。」

　　「遺囑和下葬說明都是在坎貝爾去海灣參戰前一周寫的，這不會有什麼不正常。告訴你吧，是她要求葬在家族墓地的，她遺囑的唯一受益人是她的弟弟，約翰·坎貝爾。」

　　「謝謝您，」用這樣一句話做結束語吧，「您與我們合作得很好，上校，我們非常感謝。」儘管您想迷惑我們一下。

　　按禮節，上級軍官行動優先，所以我在等著他意識到我已說完，並且站起來。但是他卻又問我：「在她房間裡，你是否發現了什麼有損於她或基地任何人的東西？」

　　我變得忸怩起來，問：「比方說？」

　　「嗯……日記，照片，信件，她征服的人的名單。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回答說：「我的未婚姑媽可以單獨在坎貝爾上尉的家裡住一周，而不會發現任何她不贊成的東西，包括音樂。」這是真的，因為簡姑媽雖然愛探人隱私，但她沒有空間洞察力。

　　福勒上校站了起來，我們也站了起來，他告訴我說：「你一定漏掉了一些東西。安對每件事都做記錄，這是她作為心理學家的一種訓練。不容懷疑，作為一個墮落的人，她作為一個訛詐腐蝕者的欲望絕不是靠對她在汽車旅館外邊的草堆裡或下班後在基地私人辦公室裡的短暫記憶來維持的。要更仔細謹慎才行。」

　　「是，長官。」我必須承認，我不喜歡關於安·坎貝爾的那些事由肯特或福勒嘴裡說出。安·坎貝爾對我來說，顯然已經超出了一個被謀殺的受害者。我也許會找到殺人犯，但有人必須找到她所作所為的原因，必須把這些解釋給福勒、肯特之輩和所有的其他人聽。安·坎貝爾的生活不需要道歉，不需要憐憫，它需要一個理性的解釋，可能還需要一種辯護。

　　福勒上校陪著我們走到前門，在門口，我們握了握手。我對他說：「順便說一下，我們沒有找到坎貝爾上尉西點軍校的戒指。她有戴戒指的習慣嗎？」

　　他想了一會兒，說：「我從未注意過。」

　　「她戴戒指的地方有一道棕色的印痕。」

　　「那麼她戴過。」

　　我對他說：「您知道，上校，如果我是一位將軍，我會希望你來做參謀。」

　　「如果你做了將軍，布倫納先生，你會找我做你的參謀的。再見。」綠門關上了，我們沿著小徑朝我們的汽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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