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傳(66)_陳孝全

六六

　　朱自清自己不怕坐牢，但卻擔心學生安危。一天，他胃病復發，躺在床上，聽說外邊又在抓人，連忙對陳竹隱說：「你注意聽著門，怕有學生來躲」。果然，沒有多久，就響起了敲門聲，陳竹隱連忙去開，一個女生倉皇地進來要求躲避。朱自清樂於資助進步青年，一個學生要到解放區去，來借路費，當時他手邊正緊，還是從保姆那兒借點錢湊足數送他走的。李廣田曾回憶他當時和青年相處的情況：他近來對於青年以及青年運動的態度簡直到了令人感動的程度。前些年，他還極力肯定中年人的穩健，以為中年人的穩健適可以調協青年的急進，近年來卻完全肯定了青年人的識見與勇毅，更進而肯定了青年的氣節，也就是一種新的做人標準。因此他確在向青年人學習，雖然一直在病中，他也總要出席各種大會，在集體討論上他一面虛心地聽取別人的意見，一面謹慎地提出自己的意見。曾經有一個青年人寫過一篇文章，說朱先生被青年人拉著向前走，他看過之後，不但自己承認，而且盛讚那篇寫的很好。

　　朱自清為什麼這樣喜歡青年人？在《論青年》一文中，他說：「這是青年時代」，「他們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因此他總是虛心地向他們學習，每當他寫完一篇文章，一定讓青年教師先看，還一定要他們提出意見；他也關心青年人的成長，對他們寫的文章很關懷。李廣田說：我自己的文章在未發表前本不願給別人看的，尤其不肯叫朱先生看，因為怕耽誤他的時間，然而朱先生卻不放鬆，他知道我在寫文章，不等寫完，他就說：「寫完了讓我看看」。他看過了，也一定說出一些意見，而且他看得特別仔細，錯字，錯標點，他都指出來，用鉛筆在原稿上作了記號。他這種坦白認真的精神，往往令人慚愧自己不夠坦白，更不夠認真。青年生也喜歡和他接近，聽他的教誨。

　　3月8日，北大文藝社與清華文藝社在清華園開聯歡會，他們經過討論決定請朱自清參加，其理由有四點：「第一、他是一個隨便的人，只要我們自己不拘束自己，什麼話都可以在他面前談。第二、他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他能夠提供我們很多的材料，和比較公正的意見。第三、他一向很重視的東西，我們可以藉這個機會和他交換一下意見。第四、尤其主要的，他是願意接近年輕人的，在現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先生離不了學生，學生也離不了先生，平常我們沒有機會大家一起談談，今天北大文藝社的人也來，絕不能，也絕不應該誤過」。晚會地點在304教室，主題是「一年來我與文藝」，同學們爭相發言，有的說創作的苦悶，有的說發表的困難，有的要求恢復在昆明時期文藝社經常討論和批評的風氣，有的抱怨自己眼高手低所造成的痛苦。發言中夾雜著許多「主觀主義」、「客觀存在」、「矛盾」、「統一」、「創作原動力」、「政治性」、「知識份子能不能寫工農大眾作品」等新名詞和新問題。朱自清穿一件黑呢大衣，安逸地靠在椅背上，左腿架在左腿上，專心地諦聽著大家的發言。待主席請他講話時，他謙遜地說：

　　還是聽聽你們的意見好，你們剛才提到的許多名詞，我懂是懂得一點，不過我新書看得太少，總覺得不大接頭。從前在昆明時，聽說來了新東西，等我趕去時，早賣完了。到北平來，也很難見到幾本。近來我正在看一本舊書，談到文藝上的「距離」問題，我們十幾年前是常談的，那時我們慣用的名詞和你們現在用的相差很多，那時很多人主張文藝與現實應當有距離，不過剛才提的那本書，倒主張不一定要有距離。目前大家的意見，似乎都主張文藝應當密切地和現實連系起來。在這個原則之下，我們應該眼光望地下看，不是望天上，可是寫慣了以前的寫法的人，這一來，不是感覺到「眼高手低」，反倒是「眼低手高」了。

　　他的話引起了同學們的興趣，會場活躍起來了，待安靜下來，他又慢慢地接著說：這半年來，在班上，看你們的習作，你們青年人的確與我們這一代有很多不同，你們對很多事情，都有新的看法。其實社會各個方面，大體上看來，還是有進步的，不過也許你們年青性急，總覺得變得太慢，希望快點變。我們年紀大了，總覺得一切是在變，不過不覺得變得慢就是了。

　　接著，大家又談起京派和海派的問題，晚會結束時主席又請他講話，他語重心長地告訴大家：「要多寫，可以從寫通訊練習起，要多多觀察，要多聽，一位外國作家常常到街道上去記聽到的語言，這種作法對我們很有幫助」。4月9日，為慶祝聯大新詩社成立三周年紀念，清華新詩社舉行「詩與歌」晚會。「新詩社」系1944年初由聯大學生肖荻、何孝達（即何達）發起創辦的一個群眾性的文藝團體，以聯大同學為主，吸收部份校外愛好文藝的青年學生參加，聘請聞一多為導師。在聞一多的關懷與指導下，新詩社堅持革命現實主義創作方向，執行文藝為人民大眾，為民族服務的方針，開展各種活動，有很大成績。晚會特地請朱自清講演《聞一多先生與詩》，顯然是為紀念這位為民主事業而壯烈獻身的戰士的。在會上，朱自清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聞一多對詩歌創作的成就和理論主張，及其對青年的熱情幫助。他告訴大家：

　　聞一多在「新月」時期就是愛國詩人，現實的詩人，《死水》詩集就是顯明的例子，與徐志摩等飄渺的感觸迥然不同。聞先生喜歡杜甫的詩，因為杜甫是對社會懷了很大抱負的現實詩人，聞先生特別讚揚田間和艾青的詩，因為他們二人是與人民大眾站在一起的號手。

　　最後，他沉痛地說：

　　聞先生晚期雖中斷寫詩，可是在被暗殺的前三個月，曾開始拿起了筆，寫了數篇長詩，可惜沒有發表就死去了，這些詩早晚要印出來的。

　　近來，他對知識分子問題考慮很多，工作之餘就到圖書館搜集資料，撰寫這方面的文章。4月11日，他進城參加國語推行會，晚上，他應清華通識學社的邀請，在清華文法講討室作題為「談氣節」的講演。他一上來就指出：「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接著他聯繫歷史情況，分析批判，傳統知識分子和立身處世之道，即氣節的標準，從而論述了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思想變化，著重肯定了現代知識青年大無畏的精神。他尖銳地指出：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只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裡的是偏于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併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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