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傳(30)_陳孝全

三〇

　　「那裡走呢？或者那裡走呢！」這個問題始終縈繞在朱自清的心頭，像影子一樣無法擺脫。過了年之後，乘著假期閑隙，他開始認真思考了。他返顧了這十年來時代的步伐：在我的眼裡，這十年中，我們有著三個步驟：從自我的解放到國家的解放，從國家的解放到Class Struggle（階級鬥爭）；從另一面看，也可以說是從思想的革命到政治的革命，從政治的革命到經濟的革命。現在，階級鬥爭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已經露出了猙獰的面目，使出了毒辣的手段。他想，近來「殺了那麼多的人，燒了那麼些家屋，也許是大恐怖的開始吧！」他日夜在思想的國土上馳騁，思索人生，分析社會，解剖自己。他的思考是長遠的，深刻的，實事求是的。他深刻地感到，自己所存在的階級，是在走向滅亡，正如一座老房子，雖然時常修茸，到底有了年代，終有一天被風雨打得坍倒。既是如此，為什麼不革自己的命，而甘心作時代的落伍者呢？他抽著煙，在房間裡來回踱著，不斷捫心自問，審視自己走過的道路，思考著這個問題。終於發現了癥結所在：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個不配革命的人！這小半由於我的性格，大半由於我的素養；總之，可以說是運命規定的吧。——自然，運命這個名詞，革命者是不肯說的。在性格上，我是一個因循的人，永遠只能跟著而不能領著……我在小資產階級裡活了30年，我的情調，嗜好，思想，論理，與行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資產階級的；我徹頭徹尾，淪肌浹髓是小資產階級的。離開了小資產階級，我沒有血與肉。在大分化的時代裡，他不是沒有看到，有的人叛變本階級走到新營壘中去，而為什麼自己就沒有這種勇氣效法他們的行動呢？關鍵還在於思想包袱過於沉重了。

　　我並非迷信著小資產階級，只是不由你有些舍不下似的，而且事實上也不能捨下。我是生長在都市里的，沒有扶過犁，拿過鋤頭，沒有曝過毒日，淋過暴雨。我也沒有鋸過木頭；打過鐵；至於運轉機器，我也毫無訓練與忍耐。我不能預想這些工作的趣味；即使它們有一種我現在還不知道的趣味，我的體力也太不成，終於是無緣的。況且妻子兒女一大家，都指著我活，也不忍丟下了走自己的路。所以我想換一個生活，是不可能的，就是，想軋入無產階級，是不可能的。從一面看，可以說我大半是不能，小半還是不為；但也可以說，因了不能，才不為的。沒有新生活，怎能有新的力量去破壞，去創造？所以新時代的急先鋒，斷斷沒有我的份兒！他胸懷坦蕩地表白了自己不能投向無產階級懷抱的原因，但也明確表示：「為了自己階級，挺身與無產階級去鬥爭的事，自然也決不會有的」。既不能革命，也絕不反對革命，那麼該往那裡走呢？

　　在舊時代正在崩壞，新局面尚未到來的時候，衰頹與騷動使得大家煌煌然。……只有參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決這惶惶然。不能或不願參加這種實際行動時，便只有暫時逃避的一法。這是要靠了平和的假裝，遮掩住那惶惶然，使自己麻醉著忘了去。享樂是最有效的麻醉劑；學術，文學，藝術，也是足以消滅精力的場所。所以那些沒法奈何的人，我想都將向這三條路裡躲了進去。

　　在這三條路裡，將選擇那一條呢？他原先本是學哲學，而對文學有興趣，後來索性丟掉哲學，走上了文學道路。現在情況又要變了，該怎麼辦呢？他考慮了很久，感到「國學比文學更遠于現實；擔心著政治風的襲來的，這是個更安全的逃避所」。由是，他斷然選擇了國學這條路，他說：胡適之先生在《我的歧路》裡說：「哲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我想套著他的調子說：「國學是我的職業，文學是我的娛樂」。這便是我現在走著的路。這選擇對朱自清來說是痛苦的，消極的，只不過是「想找一件事，鑽了進去，消磨了這一生」。他意識到這是一條「死路」，但他眼下只能往這條路走去，別無他途。這是中國一代知識份子的悲哀，想當初他是那樣熱切地謳歌「光明」，追求「紅雲」，為了尋找黑暗人生中的一點螢火，他付出了青春的代價，五四、五卅、三·一八，他總是努力地迎著時代流雲直追。但結果呢？心中希望的燈，被現實的風沙，一盞盞地撲滅了，美麗的夢，一次次被生活的風暴所擊碎，由是他幻滅了，退縮了。「對於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魯迅語），朱自清的痛苦大約也在於此，他對革命缺乏真正的理解和身體力行的實踐；正如他後來自己承認的，當時對革命的感知，「只是範疇而已」，「既不深思力索，又未親自體驗」。正由於此，當席捲中國的白色恐怖洶湧而來時，他驚呆了，失望了，他只能惶惶然地去尋找一個避風港，聊作一生的歸宿：「樂得暫時忘記，做些自己愛做的事業；就是將來輪著滅亡，也總算有過稱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但是，作為一個現實主義作家，朱自清絕不能面對血淚人生而無動於衷，因此他又說：雖是當此危局，還不能認真地嚴格地專走一條路——我還得要寫些，寫些我自己的階級，我自己的過、現、未三時代。

　　他畢竟又是一個執著於生活、追求進步的知識份子，因此他雖定下自己「好走的路」，但心中「卻依舊要考慮到『那裡走？』『那裡走！』兩個問題」。雖然他知道「這種憂慮沒有一點用，但禁不住它時時地襲來，只要有些餘暇，它就來盤踞心頭，揮也揮不去」。路，暫時確定了；心，也暫時獲得安寧。

　　但，朱自清萬萬沒有想到，他個人的生活將面臨著一個深痛的打擊。

　　【九、「千里魂應憶舊儔」】

　　1928年隨著政權易手，北京改名為北平；8月17日，南京政府決議改清華學校為國立清華大學。校長溫應星隨著奉系軍閥的倒臺而離職。早在1926年春教務長張彭春辭職，學校曾因此掀起了「改進教務」的浪潮，教務長一職不再由校長任命，而由教授會公舉。4月，物理系首席教授梅貽琦被推為改制後的首任教務長。梅貽琦天津人，美國吳士脫工業大學畢業，學識廣博，曾被公認為「科學各教授的首領」，作風民主，富有辦學才幹。他接任後對大學部作了有力的整頓和調整，本來大學部只是籠統劃分普通和專門兩科，學習年限各定為兩年或三年，目標不明確。梅貽琦把兩科制改為學系制，結合社會需要，設立了國文、西文、物理、化學、歷史、政治、農業等17個學系，並制定了新的組織大綱和學程大綱。溫應星離任後，南京政府電委教務長梅貽琦代校長職務，8月下旬羅家倫受命接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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