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傳(21)_陳孝全

二一

　　朱自清也常到豐子愷的小楊柳屋做客，在那間天花板要壓到頭上來，像「一顆骰子」似的客廳裡，一起看日本竹久夢二的漫畫集。小客廳互相垂直的兩壁上，貼滿了豐子愷的漫畫稿，微風過處，可以聽見颯颯的聲響。朱自清喜歡這些畫，感到它富有詩意，一幅幅畫，就如一首首詩，看著有咀嚼不盡的韻味。他充滿信心地對豐子愷說：「你可以和夢二一樣，將來也印一本畫集。」有一天，豐子愷給朱自清剛滿四歲的女兒阿萊畫了一幅畫，夏丐尊提起筆來，在上面題道：「丫頭四歲時，子愷寫，丐尊題。」畫美，字也好，朱自清愛不釋手，後來將其製版，作為散文集《背影》的插頁。在朋友中還有一個湖南人匡互生，教數學兼職訓育主任，他曾參加過辛亥革命，後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系讀書，五四運動時，他率先打進曹宅，英勇非常；他生活艱苦樸素，誠摯熱忱，作風民主，朱自清對他最為敬佩。當他于1933年去世時，朱自清曾寫有一篇《哀互生》，熱烈地讚頌他刻苦耐勞的精神，深情地表揚了這一位渾身是火充滿熱和力的革命教育家。

　　在教師中還有一位教英文的朱光潛，他和朱自清身材大小相若，性格情趣相似，年齡僅小朱自清一歲，不少人以為他們倆是兄弟。朱光潛原先也在中國公學任教，也是應夏丐尊之邀來春暉中學執教的。他最敬重朱自清，曾回憶說：「當時佩弦先生正在那裡教國文。學校範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愷諸人都是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於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我的第一篇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在丐尊佩弦兩位先生鼓勵之下寫成的。他們認為我可以作說理文，就勸我走上這一條路。」

　　朱自清十分喜歡白馬湖，那裡春天好，夏天也好，始終茵蘊著一種詩意：

　　白馬湖的春日自然最好，山是青得要滴下來，水是滿滿的，軟軟的。小馬路的兩邊，一株間一株地種著小桃與楊柳。小桃上各綴著幾朵重瓣的白花，像夜空的疏星。楊柳在暖風裡不住地搖曳。在這路上走著，時而聽見銳而長的火車的笛聲是別有風味的。在春天，不論是晴是雨，是月夜是黑夜，白馬湖都好。——雨中田裡菜花的顏色最是鮮豔；黑夜雖什麼不見，但可靜靜地受用春天的力量。夏夜也很好，有時可以在湖裡劃小船，四面滿是青靄。船上望別的村莊，像是蜃樓海市，浮在水上，迷離徜恍的；有時聽見人聲或犬呔，大有世外之感。

　　若沒有月呢，便在田野裡看螢火。那螢火不是一星半星的，如你們在城中所見；那是成千成百的螢火，一片飛出來，像金線網似的，又像耍著許多火線似的。青山綠水為伴，良朋益友為鄰，其樂也融融，日子過得蠻愜意。

　　春暉浸潤著「五四」革新精神，積極推行新學制，採用新教材，崇尚民主，關係和諧，朱自清更其喜歡那種同事與師生之間真誠團結的融洽氣氛。他說：我看不出什麼界線，因而也用不著什麼防備，什麼顧忌；我只照著我所喜歡的做就是了。這就是自由了。從前我到別處教書時，總要做幾個月的「生客」，然後才能坦然。對於「生客」的猜疑，本是原始社會的遺形物，其故在於不相知。這在現社會，也不能免的。但在這裡，因為沒有層疊的歷史，又結合比較的單純，故沒有這種習染。這是我所深願的！這裡的教師與學生，也沒有什麼界限。

　　具體情形究竟怎樣呢？朱自清又寫道：在一般學校裡，師生之間往往隔開——于教師，「敬鬼神而遠之」；教師對於學生，爾為爾，我為我，休戚不關，理亂不聞！這樣兩橛的形勢，如何說得人格感化？如何說得到「造成健全的人格」？這裡的師生卻沒有這樣情形。無論何時，都可自由說話；一切事務，常常通力合作。校裡只有協治會而沒有自治會。感情既無隔閡，事務自然都開誠佈公，無所用其躲閃。學生因無須矯情飾偽，故甚活潑有意思。又因能順其天性，不遭壓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較純正。

　　春暉對朱自清十分器重，當他三月間來兼課時，《春暉》半月刊即登出一則消息：「本校本學期添聘的國文教員朱佩弦先生自本月起到校就職。」朱自清在春暉任課多，教學作風民主，常啟發學生獨立思考，共同討論。春暉國文教材多選自《新青年》、《新潮》、《嚮導》、《創造季刊》等雜誌，朱自清教這些文章時，通常由自己念一遍，有時也叫學生念，然後進行講解。他也不排斥古文，有一次他對學生們說：「文言文及舊詩詞經過幾千年洗煉，很有些好東西。」學生表示願意讀些古文，他就選定《虞初新志》，和《白香譜箋》兩書，再從中選讀一部份。

　　在他剛來兼課時，曾邀請俞平伯到白馬湖來玩，那時俞平伯剛辭了上海大學的教席，在杭州閑住著。1924年3月8日，俞平伯搭新江天船到寧波，再從寧波乘火車到百官，雇轎至白馬湖。他在春暉耽了三天多，朱自清每天都有課，俞平伯在10日那天《日記》就記載：「佩弦上下午各有課二小時」。他還聽了朱自清一堂課，感到他教學認真，課堂氣氛亦相當活躍，在《日記》中他寫道：「學生頗有自動之意味，勝一師及上大也。」他不無感慨地說：「固屬春暉的學風如此，而老師的教法亦不能無關，我在這兒愧吾友良多，久非一日矣。」

　　其實，朱自清在教育上能有這樣的成績，絕非偶然，他對中學教育問題有自己的主張和見解。他十分注重對學生進行全面的人格培養，他曾在《中等學校國文教學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向國文教師提出一系列嚴峻的問題：「你上課時，個個學生是注意聽講麼？有人說話麼？有人在桌子底下偷看別的書麼？最要緊的，你能斷定沒有一個人想著別的事麼？——今日講的，他們曾如你所囑地預習過了麼？昨日講的，他們上自修班時曾複習過了麼？」他認為學生學習能否認真用功，關鍵在於教師，「固然要看你們的教法如何，但更重要看你的人格影響如何。」因此，他決意從自身做起，以嚴正的態度，對學生進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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