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達書庫 > 名人傳記 > 朱自清傳 | 上頁 下頁


  在上海中國公學,朱自清更進一步地鳧進了文藝新潮。當年文學革命之樹,如今已是葉茂根深,鮮花滿枝了。一些先進的文藝青年亟思成立文學團體,創辦雜誌,以便在一個鮮明旗幟下,集結力量,倡導自己的文學主張,發表自己的創作。1920年底,周作人、鄭振鐸等人在北京開始醞釀組織文學研究會,翌年1月4日在北京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召開了大會,並在改革後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宣言」與「簡章」。接著又成立了文學研究會讀書會,下設小說、詩歌、戲劇、批評、雜文等五個小組。葉聖陶便是該會發起人之一,又是詩歌組的成員。朱自清也是該會成員,入會號數為59。文學研究會反對「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認定文學是「人生的鏡子」,是繼《新青年》之後,進一步揭起現實主義旗幟的文學團體。1921年初,文學研究會骨幹鄭振鐸等人南下上海,與沈雁冰等匯合,組成了以上海為基地的陣營,葉聖陶和朱自清都是其中的活躍分子。

  五四運動以來,復古主義者就沆瀣一氣向新文學陣營發起進攻,他們選擇的突破口就是新詩。當時南京大學的一些留學美國的教授胡先驌、吳宓、梅光迪等,自我標榜「學貫中西」,以「新知」來提倡「國粹」,維護「聖道」。他們譏諷白話新詩,說它僅是白話而非詩,《南京高等師範月刊》大張旗鼓,以討論詩學之名,行攻擊新詩之實,大量刊登古詩,叫囂新詩「亟待研究之點頗多」,態度十分猖獗。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都是新詩人,對此豈能坐視不理?他們聯繫俞平伯,商量出一個專門倡導和發表新詩的刊物,與復古主義者作針鋒相對的抗爭。他們的計劃得到中華書局左舜生的支持,這時俞平伯在北京,朱自清馬上寫信告訴他:「《詩》決由中華書局承辦,已定。」

  10月20日《時事新報》副刊《學燈》上,連續三天登載了一則用詩的形式寫的《〈詩〉底出版預告》:

  歸詩的骸骨已被人扛著向張著口的墳墓去了,產生了三年的新詩,還未曾能向人們說話呢。
  但是有指導人們的潛力的,誰能如這個可愛的嬰兒呀!
  奉著安慰人生的使命的,誰又能如這個嬰兒的美麗呀!
  我們造了這個名為《詩》的小樂園做他的歌舞養育之場,
  疼他愛他的人們快盡你們的力量來捐些糖食花果呀!

  「預告」刊出後,他們加快了籌備工作。10月底,《學燈》上又登出了《〈詩〉底出版預告〈二〉》,宣告:「創刊號准予明年1月1日出版」,內容為「一詩,二譯詩,三論文,四傳記,五詩評,六詩壇消息,七通訊」。預告登出後,受到了社會重視,有人寫文章表示歡迎。

  《詩》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詩刊。它標誌了從五四以來的新詩,終以勇敢姿態宣告了自己獨立的存在。它開宗明義向社會聲稱這是新詩「向人們說話」的陣地,並義正辭嚴地宣判了舊詩的死刑,以大無畏精神勇敢地向復古主義者挑戰。

  《詩》為月刊,每卷五期,每期63頁,於1922年1月出版時,用的是「中國新詩社」名義,其實,並沒有這個組織。朱自清、葉聖陶、俞平伯和劉廷陵,都是文學研究會成員,他們經過商量後,遂於第一卷第四號上發表聲明,「將本刊作為文學研究會定期出版物之一」,並於下一期刊物的封面上,標出「文學研究會定期刊物之一」的字樣。刊物由葉聖陶、劉延陵具體編輯,劉延陵「最熱心」,「費的心思和工夫最多」。朱自清也花了不少力氣,他常和遠在北京的俞平伯通信,討論新詩創作問題。俞平伯常將自己的詩作寄來,朱自清對他的《小劫》一詩讚不絕口,說它是「意境殊勝,音節底單緩和美,真是無以復加」,「妙在能善揉古詩音調之長,要施以一番融鑄工夫,所以能悅耳,又可賞心,兼耳底、心底,音樂而有之」,是一篇「光明鮮潔」之作,遂將它刊於一卷一期之首。

  《詩》月刊主要以創作為主,奉行的是文學研究會「為人生」的宗旨,比較廣泛地暴露了軍閥統治的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難,訴說知識分子的苦悶。朱自清為刊物寫有不少詩篇,在《宴罷》一詩中,他通過一個宴會的描寫,將「酒夠」、「樂足」、「臉紅」、「頭暈」的賓客,和伺候客人而顯出「饑和憊的顏色」的僕人阿慶進行對比,表露了自己的心情:

  今天真的侮辱了阿慶!
  也侮辱了沿街住著的
  吃鹹菜紅米飯的朋友!

  誠摯地表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勞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詩》月刊對當時詩壇的另一貢獻,便是對小詩的倡導和討論。那時正是小詩創作的萌發時期,周作人在《詩》刊上大力介紹日本小詩,朱自清對周作人的熱心很是感動,也寫了《短詩與長詩》一文,對小詩的創作進行批評和探討,認為有些流行短詩「只有感傷的情調和柔靡的風格;正和舊詩、詞和散曲裡所有的一樣!因此不能引起十分新鮮的興味;近來有許多人不愛看短詩,這是一個重要的緣故。長此下去,短詩將向於疲憊與衰老底路途,不復有活躍與伶俐底光景,也不復能把捉生命底一刹那而具體地實現它了。」他希望作者們不要形式地學習外國小詩,而要「兼采日本短詩與《飛鳥集》之長,先函養些新鮮的趣味」,以改變自己「單調的作風」。他主張小詩「貴凝煉而忌曼衍」,在藝術上應「重暗示、重彈性的表現,叫人讀了仿佛有許多影像躍躍欲出底樣子」。因此他要求作者要用「極自然而又極慎重的態度去寫短詩。」他身體力行,為《詩》寫了三首小詩,以極其精煉的形式,表達了自己內心刹那的感興。他把其中兩首抄寄俞平伯,得到俞的稱許。30多年後,俞平伯在憶及此段因緣時,還讚不絕口:

  其時小詩很流行,我的《憶遊雜詩》,全襲舊體詩的格調,不值得提起;佩弦的小詩,有如「風沙卷了,先驅者遠了。」語簡意長,以少許勝多許。

  《詩》得到了許多作家的支持,沈雁冰、胡適、周作人、鄭振鐸、徐玉諾、王統照等都為它寫過稿,共出了兩卷七期,至1923年5月停刊。它猶如一枝迎風招展的鮮花,透露了新詩世界的春天信息。

  當朱自清、葉聖陶、劉延陵正為《詩》月刊的出版而努力奮鬥時刻,他們執教的中國公學卻鬧起了風潮。起因是舊派教員煽動部分學生驅逐代理校長張東蓀和中學部主任舒新城,並攻擊葉聖陶、朱自清、劉延陵等七八位新教員。中國公學教員多為北大學生,於是請胡適出面調解,胡適在10月24日的《日記》中,對此次風潮情況略有記載:四時,到水榭,赴中國公學同學會。上海中國公學此次風潮,趕去張東蓀。內容甚複雜;而舊人把持學校,攻擊新人,自是一個重要原因。這班舊人乃想拾出北京的舊同學,拉我出來做招牌,豈非大笑話!

  他們攻擊的新的教員如葉聖陶,如朱自清,都是很好的人。這種學校,這種學生,不如解散了為妙!朱自清曾向劉延陵提出一個強硬的辦法,即中學部停課以支持大學部,就擔心一向持重的葉聖陶不會贊成。誰知一經提出,葉聖陶立即贊同。他對風潮中的妥協派早已懷有極大的怒忿。但「新人」畢竟鬥不過「舊人」,學校並沒有「解散」,「很好的人」卻被解聘了。

  在殘蟬聲斷梧葉蕭索的深秋季節裡,朱自清接到浙江第一師範學校的聘書。

  風澹蕩,
  平原正莽莽,
  雲樹蒼茫,蒼茫,
  暮到離人心上。
  ——《滬杭道上的暮》

  他懷著離索的心情,行色匆匆地從上海趕到杭州。學校當局對他很熱情,聽說葉聖陶也在上海,便請他代為邀聘,朱自清立即給葉聖陶去信,回信說:「我們要痛痛快快遊西湖,不管是夏天還是冬天」。朱自清大為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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