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82)_範克明

八二

　　這是後話。下面我們仍接著前面談到的端納在西安的情況繼續介紹。端納原計劃15日下午飛洛陽，然後再於次日晨飛南京，後因天氣不好，飛機受阻，改以電話向宋美齡報告見蔣經過。宋美齡甚慰，救蔣出險之心更切，經與孔祥熙等人商定，再由宋子文去西安。宋子文到西安後，張學良、周恩來都曾會見了他。他也與張學良一齊去見蔣。「蔣介石沒想到宋子文來，情緒激動。看到宋美齡信上有：『如子文三日內不回京，則必來與君共生死，』蔣介石哭了。蔣說只有加緊軍事進攻才能脫險，並把進軍方略單獨告訴了宋子文。」⑾

　　⑾《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二次飛往西安準備參加談判的宋子文、宋美齡（她是第一次來西安）、端納、蔣鼎文等是12月22日同機來陝的。據說，此番來陝，「宋美齡帶來了許多吃的用的東西，還替蔣介石帶來一付假牙。宋美齡先向張說：『漢卿，我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檢查。』張回答說：『夫人請便，我不敢檢查』……」⑿宋氏兄妹到達西安的當天，就在雙方的私下會晤中，交換了有關如何談判的看法。當時，張、楊、周提出，一切從大局出發，以八項主張為基礎進行談判。蔣介石雖然也贊成和談，但卻說他不能直接參加談判，而由宋氏兄妹作為代表出席會議；另外，談判達成的協議，他不簽字，但他將以「領袖人格」來擔保實現。他想用這種既可達到談判目的，又不一定完全遵守達成的協議，還可保持「名節」，不會被誰抓住把柄的策略來應付一番，可謂用心良苦。

　　⑿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出版。

　　12月28日，毛澤東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批評蔣氏12月26日聲明（即所謂《離陝前對張楊的訓詞》），指出此訓詞含糊曲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其實，蔣氏在三方會談之初的這些表現，不也曲曲折折，很不乾脆嗎？

　　但張、楊、周以團結抗日和國家民族利益為重，不拘細節，仍決定與宋氏兄妹談判。

　　三方面（張、楊為一方，周為一方，宋氏兄妹為一方）的正式談判是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在西安金家巷（今稱建國路）張公館西樓（當年張將軍就住在這座樓的三樓上）二樓進門左邊的會客室裡舉行的。

　　這個會客、有時也用作開會的客廳，並不很大，估計也只有平常的兩個房間那麼大，但卻窗明几淨，樸素淡雅。屋內正面牆壁上有一個滴達作響的掛鐘，下面兩個屋角處，各置一個高高的棕色花架，上面擺著盆花。屋內三方靠牆處整齊地放著蒙有米色沙發罩的單人和雙人沙發，前面有精緻的茶几。張學良常在這裡會見各方人士，十二月十一日張學良向部分高級將領宣佈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會議也是在這裡召開的。

　　當然，能夠取得一些初步的諒解，並願意心平氣和地坐下來談判，也並不是容易的，張、楊、周，特別是周恩來曾做了不少工作，這一方面是他（當然，也包括博古、葉劍英等）要做東北軍和十七路軍軍官和士兵的工作，因為他們有很多人主張殺蔣，或要求將蔣交人民公審，認為同他沒有什麼好談的。「甚至準備鬧事，說什麼：『不能由共產黨處理這件事，不能說放就放。』」（房成祥：《西安事變史話》）周恩來根據黨中央制定的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與政策，不顧個人安危，「隻身到那些全副武裝的軍官中去」，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指出：「『這次事變是一件震驚中外的大事，但是這跟革命戰爭和群眾暴動不同。現在的蔣介石，既不同於十月革命後被群眾打倒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於滑鐵盧戰役後被俘的拿破崙。這次捉蔣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他的實力原封不動地保留在那裡。從各方面考慮，特別是從團結抗日出發，對蔣介石的處理極需慎重……當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國內階級矛盾居於次要地位，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民族鬥爭。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獨佔中國的侵略行動，與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利益發生了激烈的衝突，這就使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蔣介石有抗日的可能；由於全國人民怒潮的高漲，特別是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使蔣介石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為了全民族的利益，我們共產黨不記舊惡；只要蔣介石答應抗日，就應該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還說：『自「九·一八」以來，蔣介石不聽國人呼籲，一心打內戰，在國難嚴重的今天，還要來西安佈置內戰。大家要求殺他，可以理解，不算過分。但是，殺了他，內戰會停止下來嗎？抗日的目的能達到嗎？現在親日派正唯恐我們不殺蔣，我們不能做有利於敵人的事情啊！……』周恩來同志循循善誘，使他們如同撥開重重迷霧見到青天。有個軍官激動地說：『要講仇恨，是共產黨最恨蔣介石。不講多的，光十年內戰，殺了多少共產黨員？可真是血海深仇啊！但共產黨顧全大局，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大公無私，以德報怨，真令兄弟敬佩。』他向周恩來同志行了個軍禮，表示贊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和對周恩來同志的尊敬。」（引文出處同前）……另方面，周恩來也積極地做上層人士、甚至宋氏兄妹的工作。如宋子文初來西安時，沒料到周恩來已經到了西安，因而顧慮重重，認為他一來「事情就難辦了」，更不敢與他見面，怕何應欽抓他的把柄，但經周恩來通過郭增凱（原在西安，是因《活路》事件被誤捕押往南京又獲釋並隨同宋子文前來西安的）向宋轉達意見，闡述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使宋大感意外，心悅誠服，後來回到南京，「到處宣揚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讚美周恩來，說：『南京有誰能承擔這樣的風險營救蔣介石？相反，還有人要轟炸。」（劉鼎：《談西安事變》終於促使南京國民政府同意宋美齡、宋子文等來西安談判。就是在談判期間，周恩來也始終懷著高度的政治責任感，不忘繼續做各方面人士的工作，如他與宋美齡也曾作了兩次長談：「第一次，周首先說明中共沒有參與兵諫，並闡明中共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然後，周從中國革命所經歷的困難和曲折談起，說明『九·一八』事變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共希望團結抗日，一九三五年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後又變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但蔣介石對團結抗日要求始終不予理會，當前，是改變政策的好機會，望他們兄妹勸蔣回心轉意，這對國家、對個人均有好處。宋說：既然中共有誠意，應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周說：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並且指出除蔣介石外，全國沒有第二個適合的人。周又談到國防、經濟上的問題，對唯武器論和抗日長期準備論作了分析和評論。宋要求周勸楊虎城早日釋蔣。周應允。第二次談話時，宋明確表示贊成停止內戰，說：『我等皆為黃帝裔胄，斷不應自相殘殺，凡內政問題，皆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

　　「二十三日上午，在張公館張學良所住的西樓二層開始談判，宋子文代表蔣方，西安方面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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