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傳(80)_範克明

八〇

　　「在事變後，張、楊立即通電全國，敞開和談的大門，指出事變之目的，是對蔣『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使他接受抗日救國的八項主張。在通電外，張學良又另電南京中央要人及親英、美派孔祥熙等人，示意其對事變予以調解之助，孔祥熙對張電作了這樣的理解：『張、楊既於通電之外，複對余及中央諸同志各有私電，是明予吾人以談判之機。』可見這些電報使南京親英、美派要人，對事變目的和處理事變的願望有了一定的瞭解，為和平解決事變增加了有利因素。為了穩定國內秩序，避免混亂，張學良還專電宋子文，指出『上海系全國金融樞紐，未容紊亂。』……「儘管蔣介石已身處張、楊囹圄之中，成為他們的階下囚，但張學良還是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部下的禮節，不厭其煩向蔣再度陳述自己的良苦用心，恭候其省悟，盼其納諫，蔣介石雖頑固不化，但由於張學良的至誠行為，無害他之意，求和平解決之心，對他最終產生了一定影響。因此，蔣在十七日致何應欽停戰手諭中寫道：『以近情觀察，中正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蔣的停戰令暫時制止了南京的軍事進攻。張、楊為和平解決事變的努力，初步取得了一些進展。

　　「在解決事變的過程中，張、楊既聽取其他政治勢力的建議，同時又保持其獨立自主的決定權，即使對中國共產黨的建議，也並非一切就言聽計從。這表現在事變後，孔祥熙企圖通過閻錫山把蔣介石移往太原，中共中央在12月21日給周恩來的電報說：『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張學良對遷蔣至太原的意見表示反對，認為自己能捉蔣，也就能放蔣，不能讓閻錫山從中漁利。在何時放蔣問題上，張學良同周恩來和楊虎城的意見是不一致的。兩宋要求：蔣下令停戰撤兵後，即日回南京。對此要求，張學良表示同意，而周恩來和楊虎城表示允許再考慮……這種意見不和，也可能是張學良決定立即放蔣，只告訴楊虎城而不告訴周恩來的原因之一。這些行為都與張學良素來那種決斷，願意接受他人建議，但又決不受人支配的性格有關……」⑤

　　⑤侯雄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新探》，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筆者對西安事變缺乏深入研究，對上述論述不想妄加評論，不過，對這些觀點還是贊同的，並認為談得還是比較實際、中肯而又新穎的。歷史是不斷發展的，時代也在不斷地前進，我們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研究也要發展，要創新，因此就應當「通過歷史的反思，通過社會迷宮進入到歷史表像的背後，按照事物運動的一般規律和一果多因，合力作用的原理，從全方位來對促成事變和平解決的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作些新的實質性的探索。

　　當然，話又說了回來，這樣說是不是又忽視了其他社會政治力量，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協助和調解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有力作用呢？當然不是。事變發動後，首先向中共電告事變消息，並邀請中共中央速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的是張、楊二將軍，而紅軍代表團的到達則是對張、楊兩將軍的一個有力的支持，同時也使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力量進一步增強了。因為「當時東北軍、西北軍幹部中對於蔣介石的處置問題並不一致。不少感情衝動之少壯軍人，恨不得立即處死蔣介石而後快。這種力量和思潮，對於張學良堅持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是一極大的不利因素。中共代表團到達後立即開展了對內部統一思想的工作。由於中共過去的特殊地位，與蔣介石有血海深仇的歷史，以此來做這些少壯派的思想工作，所收到的效果是張、楊的命令所不能達到的……當張學良將軍扣留在南京後，西安方面群情激憤，主張以武力對付南京的主戰空氣頓時高漲。為了挽救已造成的和平局面不致破壞，使和平最終實現，中共在通電南京，要求停止進軍的同時，調紅軍協助東北、西北軍準備防禦，並且勸兩軍將領要冷靜對待……應德田、孫銘九製造了殺死王以哲的二、二事件後（筆者按：「二、二事件」系指張送蔣回南京後，東北軍群龍無首，少壯派為營救張出險，不惜與南京一戰。一些老派將領主張通過談判救張，認為只要東北軍和「三位一體」緊密團結，張是可以回陝的，反對武力救張。應德田、孫銘九等認為王以哲、何柱國是「投降」，是「出賣副司令」，于二月二日上午派衛隊營連長于文俊帶領部隊殺害了王以哲，又派人去殺何柱國。當時，何避入楊虎城公館，少壯派帶兵追捕，楊加以制止，何始得脫險。但王以哲副官宋學禮、總部參謀處長徐方、交通處長蔣斌等則亦於當天被殺害。），繆澂流、劉多荃決定回兵包圍西安，消滅主戰派，因此東北軍內部，自相殘殺的危局迫在眉睫。周恩來等同志，不顧個人安危，竭盡全力調解東北軍內部的矛盾，把製造二·二事件的主戰派主要人物，轉移到紅軍中去，這樣就使一場即將爆發的自相殘殺內戰得以消彌，使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成果得以鞏固。」⑥

　　⑥侯雄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新探》，紀念西安事變五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未刊稿。

　　周恩來和中國共產黨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卓越貢獻，向為世人所稱道，讀了上面有關評述，我們對此會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毛澤東同志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對「三位一體」特別是中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重要作用，也曾給予很高的評價，他說過：「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

　　當然，正如前面提到的，宋子文、宋美齡等人的斡旋，特別是由於他們的特殊地位，以及他們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所作的努力，也是應予肯定的。宋美齡說，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端納奠了基，宋子文樹了柱壁，她自己上了梁，蓋了頂。若單從國民黨一方面來說，也無不可；但若是從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三方來說，那當然就言不符實了。照她這樣說，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主導作用應該怎麼看？共產黨的有力的調停又放在什麼位置上？將這些完全抹煞，顯然是不適當的。

　　至於端納的出使西安，並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起了一些積極作用，這與他和張、蔣均有私交、是雙方都易於接受的人固然有關，同時與他本人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進步傾向也有關係。端納是英籍澳大利亞人，生於1875年。「一九〇五年他由香港到廣州採訪兩廣總督岑春煊時，被岑聘為名譽顧問。從此端納在中國大陸得有門徑，奠定了日後工作的基礎。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後，端納曾參與起草臨時政府對外宣言，並被任命為『外交秘書和顧問』……

　　「一九一五年日本向袁世凱北洋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並威脅如『秘密洩露出去，日本當斷然採取行動』。端納從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人莫理遜處得到原文譯本，他立即將其發表，引起各國注意。可以說端納是當時第一個揭露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的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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