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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九


  那時的西安,鬥爭雖然取得了初步的勝利,但由於南京討逆軍紛紛西進,步步進逼,西安以東兩軍對壘,劍拔駑張,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在市內,因有南京「討逆」軍的飛機不時進行威脅性的飛行,仍有些人心惶惶。當時,于右任電張、楊,要求來西安宣慰。端納已到西安,宋子文也準備前來談判。這時蔣介石固執己見,拒絕交談的態度雖有好轉,能夠心平氣和地與張、楊討論抗日問題了,可是還有些三心二意,仍想以軍事進攻相要挾,他不說必須停止一切軍事行動,只同意停戰三天,讓他速返南京。在他寫給何應欽的親筆信中說:

  敬之吾兄:聞昨日空軍在渭南轟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觀察,中正於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萬不可衝突,並即停止轟炸為要。順頌

  戎祉

  中正手啟

  十二月十七日①

  張學良也給何應欽發了電報,但那是針鋒相對,毫不相讓的,他在電報中說:

  ……委座南歸,尚待商榷。在此期間,最好避免軍事行動。弟部初未前進,而貴部已西入潼關,肆行轟炸,果誰動干戈耶?誰啟內戰耶?兄部如盡撤潼頭以東,弟部自可停止移動。否則,彼此軍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②

  但西安事變將怎樣發展,對蔣介石如何發落,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從南京方面看,主戰派仍然聲嘶力竭,定以武力討伐張、楊,在蔣回京之前,他們不接受蔣的任何命令。後來只是由於蔣鼎文從西安飛回宿京,面交了蔣的信函,又聽了他的口頭說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轟炸的。可是,對於宋美齡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談判以救蔣卻仍堅決反對。因為據說堂堂政府官員,是不能與「叛變者」談判的,經過爭辯,才勉強同意准許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齡去不去西安,則還得看一看。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正是在這樣一個各種矛盾相互交錯,形勢發展變幻莫測的時刻來到西安的。他們不負眾望,一下飛機,就立即與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的大政方針進行商談。「初開始,張學良首先說明舉行兵諫的原因,……蔣介石被扣後,最初拒絕商談問題,現在已允許商談抗日。張又說,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護他做抗日領袖。周恩來讚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愛國熱忱,同意張對蔣的方針,並談了對事變的性質、前途和處理方針的看法。周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實力原封不動,西安已經與南京處在對立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據國內外形勢說明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十八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去止園拜會楊虎城。周先談了與張學良商談情況及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還說如果蔣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將仍擁護蔣為全國領袖。楊虎城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怕釋放蔣回南京後挾嫌報復,曾準備『扶天子以令諸侯』,他又估計,經過十年內戰,中共不會同意放蔣,因此對周所說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張學良、周恩來意見一致,他也就沒有表示異議。又說:中共『不記前仇,真是偉大。』但也坦率地談出自己的顧慮:一是懷疑蔣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蔣報復。他說:國共兩黨是平等的,而他是蔣的部下,蔣被釋放後,一旦翻臉,他的處境就困難了。周恩來針對楊虎城的疑慮,分析了國內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蘇支持中國抗日和蔣介石抗日則生的處境,指出蔣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現在就要力爭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強團結,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想報復也不可能,而且這次,沒有把握也不能輕易放他……」③

  ①②③《西安事變簡史》,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出版。

  周恩來經過與張、楊兩將軍分別會談,統一了認識,紅軍決定加入西北抗日聯軍,三方更加團結,西北地區的抗日救國運動更加聲勢浩大了。總之,經過張、楊兩將軍,特別是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人的積極斡旋和蔣介石的反省,事變終於得以和平解決,使中國現代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場震驚中外的突然爆發的歷史事變,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但人們對它始終不會忘記,它留給後人的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歷史的驚歎與深思。人們對於張、楊二將軍發動西安事變的功績,是交口稱讚的,但對他們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功績則不大提起,或者有意無意地抹煞他們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和功績。如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或者說張、楊是由於紅軍代表團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後,他們才接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的。這是史學界長時間以來的一種說法。臺灣的學者則認為蔣介石之所以獲釋,是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張學良被蔣介石感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不靠天,不靠地,是蔣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保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張學良一直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張學良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④並認為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不僅主張明確,而且是發揮了主導作用的。

  ④張學君:《張學良與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原載《近代史研究》1985第1期。

  根據張學良12月13日對總部全體職員所說的「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促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張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這些大義凜然的講話,可看出他的「為國為民,光明磊落之心」。

  「在事變的佈置中,張學良作了嚴格交待,命令其不准傷害,並絕對保障蔣的安全。當劉多荃打電話說蔣介石不見了時,張、楊非常著急。張學良對兩軍文武官員說:『若找不到他,我便將自己的頭割下來,請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請罪,了此公案,絕不能因為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再引起內戰,那我張某人就成了千古罪人。』由此可見,張學良甚至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確保蔣的安全,其目的就是要避免內戰的爆發,以達到和平解決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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